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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朋友，请它们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根据毛泽东在别处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①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帝国主义的压制。”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末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疑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认为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是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它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①人民和“游击队”被杀得要比正规红军战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计，除了实际军事费用外，还包括劳动力的损失、庄稼的损失，村庄、城市和农田的破坏等耗费。
四
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它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
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窟、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洞窟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刚二十岁，就成了国民党张发奎领导下的著名第四军里的一个上校。同年八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当时该军团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它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它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它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
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三十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①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琼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②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
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四个分部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或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不分性别。”“报考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
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四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受四个月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失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六十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六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八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二千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潜越”入境。
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议、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校嚎谷照秸恼铰晕侍猓硕健⒖谷照秸械挠位髡绞醯姆⒄埂？/span》
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
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于奇迹，日本从已经处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中国领土上撤出去。
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
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我首次参观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看了这个令人惊异的儿童剧社的一场演出。
①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国小说家。②罗斯福的一个新政机构。——译注
五
红军剧社（上）
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面，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起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一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