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锫淼摹Ｎ叶运ど诒硎居τ械木匆狻庠谥泄皇浅＜南窒蟆俏液芨咝酥沼谀芄煌焉沓隼矗指醋杂尚卸庋炊械氖焙蛘娴钠锷狭艘黄ヂ怼�
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预旺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壮得象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预旺堡了。
这条道路五十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五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预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远远的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它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它只轻轻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但除此以外，这畜牲纹丝不动，若无其事。
问题出在中国式的木鞍上，这种木鞍很窄，我无法坐下，只能双脚夹着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铁镫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块木头。我只想歇下来睡觉，却没有达到目的。
①当时加拿大一妇女一胎生了四个婴孩，轰动了全世界。——译注。
二
“红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在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扬扬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象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是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了红军。
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
你可能会想，他们怎样能经受这样的生活。已经死掉或者被杀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秽的监狱里，关着二百多名这样的少年，他们是在做侦察或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行军时赶不上队伍而被抓的。但是他们的刚毅坚忍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拚刺刀——因此白军士兵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实在太小太轻了。在蒋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象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许多命令从上而下最后传到一些少先队员，这是使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他“妈的”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甚么不要当红军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家在兴国，那是红军在江西的模范县，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那里的游击队里，他的姊姊是护士。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中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那末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甚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我遇见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曾经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学徒，他同三位同伴历尽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见到他时，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惦记上海，可是他说不惦记，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而他在那里有过的唯一乐趣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的美味食品——这他当然买不起。
但我最喜欢的是保安一个当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通讯员的“小鬼”。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板纸。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象一个江湖流浪汉。
由于他父母缺少考虑，这个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译音）。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季邦”听起来十分象“鸡巴”，因此别人就老是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间来。带着他一贯的庄重神色，喀嚓一声立正，向我行了一个我在红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称我为“斯诺同志”。接着，他吐露了他小小心灵里的一些不安来。他是要向我说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张纸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惊奇之下极其严肃地回答他，说我只叫他“季邦”，从来没有叫过他别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以为他要我选择军刀还是手枪来进行决斗呢。
但是他谢了我，庄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个十分可笑的敬礼。“我希望得到保证，”他说，“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的，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立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被几个少年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信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三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在宁夏、甘肃前线的时候，彭德怀部下的军队开始一边向黄河西移，一边向西安兰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队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后来在十月底出色完成，会师后的两支大军占领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的甘肃北部几乎全部地方。
但是红军现在既然为了“迫使”国民党抗日，决心要同国民党觅求妥协办法，因此日益变成了一支政治宣传队，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了。党发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今后行动中遵守“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也许在这个期间军队活动的逐日的记载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包头水（译音）九月一日。离一方面军司令部预旺堡，步行约四十里，指挥员彭德怀一边与骡夫说笑话，一边和大家闹着玩。所到之处颇多山。彭德怀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个回民老乡家中过夜。
墙上马上挂起地图，电台开始工作。电报来了。彭德怀休息的时候，请回民老乡进来，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一个老太太坐着同他几乎聊了两个小时，数说自己的苦处。这时红军的一支收获队走过，去收割逃亡地主的庄稼，由于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当作“汉奸”的没收充公。另一队人给派去守护和打扫本地的清真寺。同农民的关系似乎很好。本县在共产党统治下已有好几个月，不用缴税，一星期前本县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向彭德怀送来了六大车的粮食和辎重，对免税表示感谢。昨天有几个农民送了彭德怀一张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兴。他把它转送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沟（译音）九月二日。清晨四时上路。彭德怀早已起身。遇到十个农民，他们是随军从预旺堡来帮助抬伤兵回医院的。他们自告奋勇这样做，是为了要打马鸿逵，他们痛恨他，因为他强征他们儿子去当兵。一架南京轰炸机在头上飞过，侦见我们，我们四散找掩护，全军都躲了起来。飞机绕了两圈，扔了一个炸弹——照红军说是“扔了一个铁弹”，或者“掉了一些鸟粪”——然后扫射马匹，又飞到前面去轰炸先锋部队了。有个战士找掩护慢了，大腿受了伤——一处轻伤——经包扎后继续上路，不用 搀扶。
我们要在这个小村过夜，从这里望去，什么都看不见。有一团敌军守在附近一个堡垒里，十五军团派了部队去攻打。
从预旺堡发来的无线电消息说，今晨有敌机空袭该城，扔了十颗炸弹，死伤农民若干，战士无伤。
碉堡子（译音）九月三日。离李周沟，一路上许多农民出来，给战士送来白茶——即热水，这是这一带最爱喝的饮料。伊斯兰教老师来向彭德怀告别，感谢他保护学校。走近碉堡子（现在已到预旺堡以西一百里的地方）的时候，马鸿逵的一些骑兵从一个孤立的阵地撤出来，冲进我们的后方，距离只有几百码。聂参谋长派司令部的一队骑兵去追逐，他们急驰而去，扬起一阵尘土。红军一队驮兽遭到袭击，又派一队人去夺回骡子和物资。运输队完整无损在回来了。
今天晚上布告牌上贴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围，在那里附近的一个碉堡，一颗迫击炮弹落了下来，几乎命中徐海东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队员，伤了三名战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军排长在侦察红军阵地时被突击队活捉。他受了轻伤，被送到司令部来。彭德怀在无线电里大发脾气，因为让他受了伤。“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他向参谋人员讲了一通统一战线和如何付诸实践的道理。
农民们在路上卖水果和西瓜，红军买东西都付钱。一个年轻战士同一个农民讨价还价半天，最后把一只心爱的兔子换了三只西瓜。吃了西瓜以后，他很不高兴，要把兔子还给他！
电话传来一个报告说，有一团敌军已被（一军团）二师包围。向敌军致了高喊欢迎的友好口号和吹军号的“敬礼”。因为他们没有吃的，红军送去了二百头羊，附去一信解释红军的政策。白军答应下午答复。红军在信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纲领，双方讲和，如果对方后撤就不开枪追击。两点钟时这一团兵（他们是马鸿逵的部下）后撤了。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是统一战线斗争中的胜利一步。”但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