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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聪明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终于消灭了天花、霍乱，可是直到现在，尽管不断地发动灭鼠运动，而鼠口还在继续增加，这是什么原因？也许可以说，这和野火烧不尽的野草有相似之处。老鼠之所以难以消灭，它的厉害之点有二：一是生命力强，二是繁殖力强；前者是它能适应各种最恶劣的环境（甚至有人说，原子弹废墟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是老鼠），和人类共处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家鼠，在田野的就是田鼠，它的牙齿特别锋利，不仅木竹建筑的房屋，连水泥墙壁它也能够打通。它聪明狡猾，古来有黠鼠之称，它不仅能挖洞，而且会积粮，我还看到过两只老鼠合作，偷走一个鸡蛋。老鼠生命力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什么东西都吃，从五谷、蔬菜、植物根块（土豆、白薯、甜菜……），到肉类、皮骨、甚至人类穿用的皮鞋、钮扣。生殖力强，那更是近于奇迹；一只母鼠出生后三个月就能受孕，每年可以怀胎十次，每胎可以生仔六七只以至二十只！
根据以上的特点，细菌学界泰斗真萨博士（Zinsser）在他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指出：在所有脊椎类动物的哺乳类动物中，只有老鼠和人类有特别相似的特点。一是食物方面，一般动物草食类和肉食类是分得很清楚的。牛羊、斑马、长颈鹿等等都是草食类，虎、豹、狮子都是肉食类（猫狗之类长期被人驯养的家畜除外），而老鼠则和人类一样，什么东西都吃，因此近年来非洲酷旱，象和其它草食动物大量饿死，而鼠类却照样繁衍，不受影响；二是生殖方面，一般动物，多数是每年发情一次，最多也不过两次，而老鼠则和人一样，每月都可发情，都可受孕，因此，保加利亚一位妇女一胎生了六婴，新闻媒介，就要大肆宣传，而老鼠一胎生下十六、七只，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奇闻。
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千百年来未能消灭乃至控制鼠类的繁衍，这使我想起了世界上的生态平衡和某种稀有动植物的保护问题。从《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毋食我黍”算起，中国人吃这小动物的苦头，最少也有几千年了，人口十亿，听了谁也害怕，鼠口百亿，倒反而无可奈何。这说明要保持生态平衡，必先从食物和生育这两方面着手。去年四川箭竹开花，熊猫遭灾，我们当然要全力抢救保护。但从熊猫本身来说，它们逐渐减少乃至濒于绝灭，一要怪它自己的偏食，二要怪它自己生殖力太差。我有一种痴想，万物之灵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能不能针对它们这两个弱点下点功夫，让这种雅俗共赏、老少咸欢的动物不仅不绝灭，反而更繁衍呢？我看是可以的，熊猫并不笨，福州和上海动物园里的熊猫都学会了杂技，我也看见过它们吃竹叶以外的食物。熊猫生殖力弱，这倒的确是个难题，生物学家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课题，认真地攻一攻这个关呢？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些生物要绝灭，这也是一条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恐龙这种大家伙，不是早在几千万年之前就绝灭了么？但是对于哪些东西可以让它绝灭，哪些东西必须予以抢救，我想我们人类似乎应该有个主动的抉择，应该有个方案的。蚊子、苍蝇、老鼠是完全应该绝灭的，打麻雀则是一桩冤案，尽管平反了，但繁殖不快，还当加以保护。麻雀也是杂食鸟，主要吃的是害虫，因此它是益鸟，为了消灭害虫，为了生态平衡，我希望农村收购站不要再收禾花雀，饮食店的菜单上也应该删除这一珍肴了。
写到这里，在美国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加州大秃鹰真的快要绝灭了，报上说，这种两翅伸开时长达三米的大鸟，现在除了饲养在动物园的之外，自然界只有十七、八只了。美国是自称大力保护生态平衡的国家，加州大秃鹰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不幸呢？其原因完全和熊猫相似，一是这种秃鹰是肉食鸟，但没有捕杀地面兽类的本领，而主要以地上的兽尸为食，工业发达，城市面积扩大，狐兔之类的腐尸少了，它的食物也相应减少，同样，它的生殖力更弱，据说它两年才生一个蛋，而这一个蛋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甲子谈鼠，却说了些对鼠不利的事，这真是没有办法。
1984年1月28日
（选自《人民文学》1984年第4期）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他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望地面挺，这是—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于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为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1940年
论“晚娘”作风
旧小说和文明戏中，常常描写晚娘（后母）的虐待前妻儿女，“晚娘的拳头”，在旧社会中被认为刻毒事情的象征。
其实，晚娘对前妻儿女的刻毒，不单单在于打骂。晚娘在暗中打骂“儿女”，而表面上对丈夫，对邻人却要特别表示得和善和爱惜，这样，才可以不伤体面，而完成她“统制”的实际。我们在台下看“晚娘戏”的时候，在她毒打儿女的时候所感到的是悲苦。可是当她一面毒打而一面反用一只手按住了孩子的嘴巴不让他哭喊的时候，感到的就会是无边的愤怒。
当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儿女，让她独占，他方面可仍旧要敷衍她的丈夫、邻居，而博得一点名誉。所以她主要的作风是“一面瞒，一面打”，─—事实上历来晚娘惯用的方法，往往是阴性的虐待，譬如饿饭，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明明白白地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计划着使他们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没有杀人罪，尸身上没有外伤，手干脚净，丈夫和邻人看了没有闲话，也许当死的那一瞬间，晚娘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来点缀一下升平。
中国人懂得晚娘哲学，学会了“一面瞒，一面打”的方法。这种作风一经家传，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顽劣—点，从指缝里漏出—点喊声，那就打得更凶，或者简直处死，因为这就构成了有罪，“损害了晚娘的尊严”。
晚娘作风，滔滔者皆是，而今而后，被打而又不肯不哭喊者，其将永无噍类乎？
1941年
从杜鹃想起隋那
郭沫若先生在《蚯蚓》（九月十八日本报副刊）里提起了杜鹃的侵略性，这使我从已经快要淡忘了的记忆里想起隋那（l749…1823）的事来。
知道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的不多，知道最初发见这事实的隋那这个名字的似乎更少，对于这位人类大恩人的冷淡，鲁迅先失曾在一篇杂文里发过一点感慨：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鲁迅全集》六，页一四三）鲁迅先生感怀于屠杀了千万人的拿破仑被后人崇拜为英雄，而救活了万万人的隋那为后人所漠视，所以他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还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奇妙地使我联想到将“天生侵略者”的杜鹃当作赞美之对象的中国的诗人。
隋那发见杜鹃鸟特殊生态于前，发明牛痘法于后，在十九世纪初叶，他也是一个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的天才。他青年时代在故乡高洛士打州的乡村里偶然对于小鸟的生育状况发生兴趣，一直到一七八七年发表震动学术界的《关于杜鹃的报告》，这中间废寝忘餐，对于这种小鸟的生育状态，作了普遍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发见了杜鹃把自己的卵偷偷地生在雀类的空巢里面，甚至他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雀类，而使它的卵色变化。到小杜鹃由它义母孵成之后，它又天生了一对特别有力的翅膀，孵化后不满一二天，眼睛还没有开，它就会把雀雏背在自己翼上，轻轻地爬到巢边，而把它的义姊妹们摔死在巢外！对于这秤特殊残忍性格的揭发，在当时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各种的反对和嗤笑，可是，尽管 Charles Creighton教授们将他的报告斥为不值一笑的胡诌，丝毫也不足以动摇他调查与研究的信心。─—同样，最初发明牛痘的时候，不，一直到牛痘法正式为英国医学界所采用，他得到英王的褒奖，甚至到他临终的时候，反对牛痘接种的呼声还是甚嚣尘上。但，千百年后，反对真理的黯然无光，而隋那尽管不为世人所知道，他已经“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的孩子”了。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朗南北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到明年正月，已经是隋那逝世的一百二十周年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
宿草颂
编者先生写信来告，说《野草》已经出到第三年了，你应该写点文章，我重新把零星收到的几本杂志集出来，翻了一遍，茫然地望着每期印在封面上的那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我就奇妙地想起了山羊，这典故，举凡读过《华盖集续编》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解释的。
野生的小草，似乎是注定了给山羊们做食料的，山羊们吃饱了野草，才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锋，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领着那些“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稳妥平静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同时也似乎是注定了的讽刺：尽管有“畜牧家偶尔养几匹”山羊，“作为胡羊们的领导”而“并不杀掉他”，可是被养的仅仅“几匹”，加上年老力衰，不能领导了的时候，是否不被杀掉还是不能担保，而野生的小草呢，那是只要有土地，一定要生长，一定要蔓延的，山羊吃不完，野火烧不尽，在荒凉的沙漠里，不也会造成一个绿洲，来使旅行人随喜么？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些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出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铎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对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吗？─一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十一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九四二，十二。
论肚子问题
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脱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国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处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处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性格”解释做运命，片面地把它归结到“人种学”，“优生学”，“遗传学”的范围，于是“彬彬有礼”被认为书香子弟的特有性格，而“粗鲁笨拙”成了工人农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这样吗？偶然在杂志上看见的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说话的荒诞不经。
今年三月份的美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约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关于肚子和性格的实验报告，用极其浅近的文笔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肚子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品性”所起的巨大影响。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国米纳索它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战者”作为天竺鼠的代替物，举行了一次最实际的、以健康的活人为试验品的“饥饿对于人体所及之作用”的观察。最初三个月，让这些实验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罗里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国人的每人每日营养量为二七○○加罗里，德国则为一五五○加罗里）。三月之后，在作为正式实验期的六个月之内，每人每日给以一七五○加罗里的营养，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们所开的那张菜单来看，早餐是煎饼，糖浆，苹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酱，晚餐是洋薯汤，牛舌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单靠这一千七百五十加罗里的热量是维持不了一个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这样，实验一开始，饥饿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进餐排队的时候，尽管没有人要挤掉他们，可是谁也紧张地谨守着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个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对周围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张开两臂，对分配了食物的盘子，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良心反战者”大抵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谨严的教士，可是到了这种场合，他们便不再理会什么礼貌作法了，吃完之后，就用舌头去舐干净盘子。再留心注意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相互间一见面就谈起吃的东西，沉默下来的时候，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的“白日之梦”也只是食物、烹调法和旅馆里的菜单之类而已。
除出这种思想的领域之外，肚子问题还作用到他们的日常的习惯性生活，他们渐渐的对于每天的刷牙齿，刮胡子不感到兴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头发，于是，其结果是每个人都变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仪表和性癖动作，也几乎和集中营放出来的囚徒相仿佛了。在这里对于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有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种饥饿实验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睡眠的时候绝少做有关性事的梦，日常无聊的时候也不再开有关男女问题的玩笑了。
据佛朗克林博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