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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走在初春的街上，整条街流光溢彩。我和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西装革履，一身名牌，处处显示着生活的品质。这便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城市生活吗？高楼大厦里有我一间，银行里也有我的24万元房贷。我是机关里的小主任，却不得不时时刻刻仰人鼻息。家里有漂亮的妻子，她不断地纠正着我作为山里人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我快步走向了第一人民医院，那个病房的号码很多天前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医院的走廊里人很少，我终于站在了那间病房的门外，隔着门玻璃，我看到她像一片落叶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手无力地垂在床沿上。我很想进去，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东子来了，咱们回家去。
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同志你找谁？我匆忙抹了一把脸，下意识地说：没事，我就是随便看看。护士很警觉：你是来看8床无名老太的吧？
我转身，逃一样离开了医院。是的，我又一次从她身边逃掉了，就像小时候，她举着鸡毛掸子打我，我总能逃掉一样。
爷爷奶奶怕她改嫁，扔下我们兄妹，把林场里赔给父亲的钱都收了起来。她去闹了几场，便偃旗息鼓，说：东子，那是你爸用命换来的钱，咱们不指着它过日子。她像男人一样上山砍柴，下地割豆子。这还不是最难的，寡妇门前是非多。
父亲去世不长时间，关于她的谣言就传开了。学校里那些孩子指着我说：你妈是破鞋。我冲上去，把那些骂她的孩子一个个摔倒。我的衣服破了，脸上身上也被打得都是伤。我没有上后面的课，一个人游荡在树林间，我想：长大了，我一定让她享福，让她天天在炕上坐着，啥也不用干。
不知怎么我就在树林边的草垛上睡着了。远远近近的喊声把我惊醒时，天已经黑了，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我揉揉眼睛，大声哭了起来。她拎过我，上来就是两巴掌。
回到家，她阴着脸给我找衣服，端来水让我洗澡。我脱下衣服，她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下子就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玩摔的，她不信，说我不说真话，她就不要我了。无奈，我说了白天学校发生的事，她没吭声。第二天送我去上学，却在办公室里好一顿闹。她说：我这辈子也没啥指望了，谁再敢动我家东子和小西，我就跟他拼了。
她走了，老师们小声议论：王香平从前挺文静的，现在咋泼辣成这样了呢？
她变成了村里最厉害的女人，霸道不讲理，爱占小便宜，她在村里基本上没什么亲戚朋友。她很孤单，干完活，就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小半天。我跟妹妹不忙了，她就跟我们说父亲，说他当初怎么追她，说他说要跟她过一辈子的，她说：你爸那个挨千刀的，等我死了，我饶不了他。妹妹笑：都死了，再饶不了还能咋的？她便笑了，她说：你俩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我的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俩了。你们要也像你爸那样没良心，我就活砍了你们。妹妹说：妈，你都说些啥呀！她嘿嘿地笑，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玉米叶子。
我和妹妹上了高中，她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说：你俩使劲儿考，考上哪儿妈供你们到哪儿，就是砸锅卖铁，我王香平也要供出个大学生来。
我考上大学那年，她的腿疼得厉害，她说自己可别瘫在这床上，她还等着带孙子去树林里采蘑菇呢！我说我不去上大学了，她回手就给我一巴掌，她说你个熊玩意儿，还能有点出息不？
我上了大学；妹妹考了两年，便心疼她死活不再考了。为这事，她提起来就骂妹妹没出息。
我回到家，已十点多了，洪丽没睡，她把饭菜热了给我端上来，我开了一瓶酒，咕嘟咕嘟喝，空嘴喝进去半瓶。洪丽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想想，你要去认她，那近10万元的医药费不说，单说你被曝光出来，你这个国家干部的工作也不用干了。
我把手里的酒杯摔到地上，大声吼：是的，钱、工作、面子，哪个都比她重要，她就快死了，是个累赘，就让她自生自灭好了！
林林听到我们吵，光脚站在卧室门口。我说：你给我滚回去，养儿养女有什么用，良心都他妈的喂狗了。洪丽说：你疯了，冲孩子喊什么？
我就是疯了。我连自己的妈都不认，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我可不就是疯了吗？
我一夜没睡，面前的烟灰缸里是小山一样的烟头。电话响了，是妹妹。她说：哥，我昨晚眼皮一个劲儿跳，夜里梦见咱妈了，她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不说，就是哭。哥，咱妈不是有啥事吧？
我干笑了两声，说：咱妈没事。妹妹说：哥，你还是让妈回来吧，你们城里的床妈睡不惯，她的腿风湿得厉害，你上学那年，割豆子，她都跪在地里爬。这两年，她的记性也差了。
妹说：哥，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说，那天嫂子打电话来数落她的不是。她是不好，但她是咱妈，她为咱俩脸都不要了，你上大学后两年，咱家这儿遭了灾，黄豆绝产，一年到头一分钱不挣不说，还白搭了种地的钱。她急疯了似的，她儿子在读大学，她上场部去闹，哭天抢地，跪在人前，一跪就是一个礼拜，人家说：闹就给钱，就都闹了。她说：先把我儿子的学费给上，钱我还你们。她打了8000块钱的欠条啊！她回来，大病了一场，却硬是靠吃止痛片挺了过来。
我的泪顺着面颊流进嘴里，又苦又涩，这些事，她从没对我说过。放下电话，我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林向东，你真没人味啊！
我穿大衣时，洪丽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去把良心找回来，离婚协议书我放桌上了。
我结婚八年，她只来过四趟。这次，她来过年，她说：梦里都想着这小兔崽子。说这话时，她已经是个身体虚弱的老太太，再没有年轻时的霸气。她说的小兔崽子是林林，林林却连手都不让她拉。她想亲亲林林，洪丽马上大呼小叫的，说：人嘴最脏了，会有传染病的。她就那样愣在那儿，看看我，又看看林林，然后说：城里的孩子就是金贵，我孙子也成金贵的孩子了，多好！
洪丽给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碗，吃饭时，她夹给林林的菜都被洪丽挑着放到了桌子上。她在这个家里有些不知所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她的飞扬跋扈变成了小心翼翼。终于她说：东子，给我买张回去的票吧，听不见松涛声，我睡不着觉。我跟洪丽闹别扭，怎么就不能让她过完年再走呢？
那天我在外面喝酒回来，洪丽哭着跟我说她给林林倒水，把林林烫着了。我的火上来了，我冲她吼：不是让你啥都别干吗？她站在门前，身子又瘦又矮。她说：东子，我还是回家吧。我醒酒时，她已经不在家里了。
电视里播出了一条早新闻：天黑雪大路滑，无名老太被车撞了，肇事司机逃逸，老太被路人送去医院抢救，老太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甚至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我一眼看到了车祸现场红色的三角兜，那是她来时给我装松子用的。洪丽说：林向东，你去认她咱俩就离婚。我很犹豫，司机逃逸意味着高额的医药费要自己拿，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林林还在学钢琴。
我以为我可以昧着良心等她死，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可是，那样没了良心的日子还会有幸福吗？她养我时，搭上了一辈子的幸福，她比较过这些吗？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妈，和她相比，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到了她面前，我说：妈，咱回家，咱回林场老家去！
她的手满是老茧，粗粗拉拉的。她的头发都白了，我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多少年了，我没再亲吻过她。我轻轻叫着：妈，儿子带你回家。她的眼角一点点渗出泪来，她在等我，她在等我找回雪夜丢失的良心。还好，我来了。
背篓谣
◎吴佳骏
一切从黄昏开始。
风在田野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晚霞铺在西天上，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田坎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上坡。在此之前，母亲和我都有其他事情要做。
农人的日子，不分白昼和日月。
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火，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突然犯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
将背篓填满，是母亲的责任。
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乡村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比如一只飞翔的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许多个冬天，我都在野地里捡到过被冻死的鸟，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眼睛就会潮湿。
在乡下，一只鸟是脆弱的，一只羊羔是脆弱的，一个老人是脆弱的。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
母亲割回柴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和我们的家。
这些干柴，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越温暖。
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无论是那头牛，还是那只羊，对我们家都有恩。牛为我们耕地犁田，羊为我们攒钱流血，它们的一生，都在为我们作牺牲。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
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生命都是耐寒的。
我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醒事，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换着花招折磨她。夜里躺在床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也不奏效。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
当晚，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
刚开始割柴，我连刀都拿不稳。几刀子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血珠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摘来几片草叶，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跟着母亲上坡割草。初冬的绵雨，使山道一片泥泞。田野和远山，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苗。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趴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将黑时，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滑，几次跌倒，周身溅满泥浆。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跌滑，崴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孩子，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再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放开了牵我的手。她说：“我不能牵你一辈子，再烂的路，都得自己走啊。”她一边走一边还教我唱童谣：“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的脚印，唱着她教的歌谣，从童年走向了青年。
等到我终于能够独自填满背篓的时候，父母却又在开始忙着比割草或割柴更重要的事情。那几年，庄稼减产，瘟疫肆虐。粮仓里储存的粮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都难。母亲养的猪或羊，还是幼崽时，即染疾夭亡。家里债台高筑，天天都有人上门催债，闹得父母苦痛不堪，我也因此不得安宁。
父亲时常坐在田坎上，抽闷烟，沉默得像他身旁的锄头。他已经没有多少话说了，他早把心里想说的话，通过劳动，秘密地告诉了大地，大地上的禾苗、麦子、高粱和大豆……母亲则躬着身子，在田里拔草。只有将野草除尽，种子才可能长得根正苗壮。种子长壮了，籽实饱满了，我才不挨饿，母亲才不挨饿，父亲才不挨饿，我们全家人才不挨饿。
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
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
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背着一个帆布口袋，沿着村头那条崎岖的山路，走向了远方。口袋里，装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一双布鞋和几个干硬的馒头。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我躲在别人的城市里，像一只蚂蚁，爬行着生活。白天，我到工地上帮人抬沙，提灰桶。替人抄海报，散发传单。风里奔雨里跑，饿了，买两个馒头或一袋方便面充饥。渴了，跑到厕所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夜晚，就坐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学文化。直到街上游人散去，我才拖着困倦的身躯，回住处休息。有时看书太久，我趴在街边的台阶上睡着了，醒来，披一身露水，周身冷得哆嗦。寂寂大街，空无一人，心中悲戚顿生，眼泪夺眶而出。每每如斯，我便深切思念故乡，思念父母，耳边就会响起母亲曾教我唱的歌谣来。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
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跟以前相比，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我没有被肩上的重负压垮——如今，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
但我清楚，我虽身处城市，根，仍在乡下。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
母亲是故乡的缩影。
今年春节，我回到老家，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落日的余晖照在她沧桑的脸上，安静而祥和。“妈，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我问。她抬头望望天，良久，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
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上坠落。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在布达拉的凝视之下
◎祖文
他和她这辈子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在布达拉宫广场上举行一次婚礼。
这个心愿，一直在他们的内心隐藏了整整四十年。
那时，他和她，都是单位上研究藏文化的骨干。他主要研究藏族风俗，她主要研究藏族历史。
他和她的结合，完全就是因为布达拉宫。
那时，她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一个有关布达拉宫的谜团一直未能解开。她冥思苦想了好久，都是没有一点头绪。正当她准备亲自起程到西藏的时候，有人跟她说，不妨问问他。于是，她就去问了。一问，他还真的知道。这样，两人就认识了。
认识后，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决定尽快结婚。他们决定去旅行结婚，目的地就是布达拉宫。那时旅行结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周围的人听说后都感觉非常的稀奇。没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两人兴冲冲地做好了去西藏的准备，哪知，刚要动身，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人马上揭发，说他们想到西藏去搞破坏活动。两人就同时被立即收押。
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两人历经磨难，受尽折磨。但彼此之间，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所以就还是一直在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继续支撑下去的理由。终于，两人都坚持了下来。
这时，他和她都已人到中年。但彼此对对方，却依然是十年前那样的感觉。于是，他和她再次准备结婚，地点依然是布达拉宫。
但那时国内的人才匮乏。两人一落实政策之后，都马上成了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在他们把到西藏的事刚又准备好之后，他的单位下了一份文件，通知他立即到国外的一所大学进修三年。
这样，他就到了国外。在国外三年，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认可。期满，他被一所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邀请，到该校任教。后来，他又把她接了出去。
这样，他们就一直和布达拉宫，渐行渐远。
但是，两人的心里，却一直都有一个没有任何改变的梦。这个梦，一直延续到了四十年后。
四十年后，两人都老了。他和她，都成了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两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全是围绕着西藏来开展的。他们在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