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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元忠刚刚由按察使升兼了布政使，对民政还不是很熟悉，加之以收丝凭据抵扣赋税，是为了挪出现银放贷收息，这样的作法虽然有利于商贸发展而得到了朝廷的默许，却未成法度，摆不到台面上来说，也无法据此反驳孙嘉新，便气哼哼地说：“孙知县，看看专程前来看你的杨大人，他跟你是同年，已经做到了当朝少司马（兵部侍郎的别称，尚书称大司马），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你也是正经的进士出身，待罪官场二十年，到现在却还只是个七品知县，还要这般执拗，在官场上四处与人结仇，到底图个什么？”
孙嘉新淡淡地说：“大人说卑职四处结仇，卑职倒要请教，卑职究竟跟谁有仇了？”
一句话又把于元忠顶在那里：跟谁有仇？先前清丈田亩一事跟省里对着干，既是扫了巡抚张继先的颜面，又让从张抚台到下面办事的官吏心生惊惧，担心你坏了人家的升官之路；今次非要织造局拿现银收购生丝，又等若是断了省里诸多上司衙门所有官吏的一条财路！难道你自己竟不明白，通省上下的职官吏员，早已将你恨之入骨，整个浙江官场，也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可是，偏偏这两件事，孙嘉新都还占着理，于元忠都不能摆在台面上来说。因此，他尽管气得浑身发抖，却无法回答孙嘉新的反诘。
孙嘉新却主动开口了：“大人问卑职图的什么，卑职什么也不图。我辈士子读书应试、待罪官场，无非为着两端，一是效忠朝廷，二是为民请命。但凡两端若能兼顾，卑职又何尝想与人结仇？”
第一百二十二章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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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浙江官场人尽皆知的犟驴子如此坦诚的表白，于元忠不禁默然了。他也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在上呈朝廷的奏疏之中，以及在别人面前也曾这么说过。可是，说到底，大明官场绝大多数的人做官为着什么？不外乎一是为了步步高升，二是为了财源滚滚，哪里是他所说的只是为了效忠朝廷、为民请命！此人不可理喻到了这种地步，难怪一辈子都走背运，二十年的老进士，当个七品知县都不能善终！
不过，眼下可不是替这个犟驴子考虑能否善终的问题。杨侍郎莅临诸暨，是为了看望这个犟驴子；而这个犟驴子原本一直在装疯卖傻、称病不出，杨侍郎一到诸暨，他却又如此强横地跟省里再度对着干，不用说，一定是杨侍郎答应将他的事情上奏朝廷。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以杨侍郎的圣眷，皇上未必会听信浙江的辩白。更何况，无论清丈田亩，还是收购生丝，省里的作法也未必契合圣意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说：“替我向杨大人告罪，就说本官公务在身，就不打搅杨大人歇息了。”说罢，就朝着大堂外面走去。
孙嘉新跟了出去，问道：“大人这就要走？”
于元忠站住了脚，气哼哼地说：“你孙知县改了省里和织造局商定的生丝章程，本官既然无法说服你，收丝一事又万万耽搁不得，布政使司就得赶紧遵你知县的命去调运现银。”
原来，于元忠心里也明白，用收丝凭据抵扣赋税的确存在着孙嘉新方才指出的那些弊端，各地桑农未必会接受，得依靠各州县衙门压服他们，这无疑是给各州县衙门压了担子。可是，省里藩司放贷收息赚到的钱，各州县得不到一分半文，那些州官县令也未必会乐意冒着治下桑农闹事的风险，帮省里担这个责任。既然无法说服眼前这个官场犟驴子，大概各州县都会有样学样，跟省里推诿扯皮。为了顺利帮助织造局收购生丝，就得赶紧回去筹措现银。浙江虽说是国朝赋税重地，一省的钱粮赋税能占到全国总额的三成，可一时要筹办上百万两现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耽搁了收丝，便得罪了织造局，织造局的背后是司礼监；司礼监的背后是皇上，跟这些能决定自己官位升迁罢黜乃至身家性命的人比起来，对杨侍郎失礼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说完之后，于元忠又要继续往外走，孙嘉新说：“大人且请留步。卑职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示大人。”
“请示？”于元忠冷笑一声，说：“省里的公文到了你们诸暨，就形同废纸一张；我这个布政使兼按察使，也被你孙知县指派着办差使。通省上下，谁还敢给你指示？”
孙嘉新似乎没有听出于元忠话语之中的嘲讽和恼怒，淡淡地说：“大人说笑了，卑职安敢违制。”
身为上司，品秩又比对方高出许多，于元忠也觉得不应如此小鸡肚肠，便问道：“什么事？”
“今年的夏赋，是按黄册上原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请大人示下。”
计征全省各州县赋税，是布政使司衙门的一大职责，孙嘉新当然要请示于元忠；而且，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之处，于元忠不禁默然了。
按照巡抚张继先的意思，是要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用意不言而喻——朝廷确定在浙江和南直隶六府试点清丈田亩之时，并未明确要求当年赋税就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但是，仅浙江参与试点的杭州、湖州、嘉兴三府就新增田亩一万九千顷，能多收到田赋折银六万五千多两，数目虽说不是很大，却是清丈田亩所带来的好处，朝廷一定乐意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没准皇上还会下旨褒扬，也不枉浙江上上下下忙活了这两三个月。可是，于元忠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也不一定能符合朝廷的心意，自己又是刚刚接任的布政使，不想替回乡守制的前任担这样天大的干系，就找借口把张继先搪塞了过去，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
见于元忠沉默以对，孙嘉新说：“卑职不揣冒昧说上一句，清丈田亩关乎千家万户百姓之福祉，兹事体大，大人又是新近才接任的布政使，此前并未参与此事，若不能仍按往年黄册上记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先请示朝廷的好。”
孙嘉新的话语之中流露出的意思，显然表明他对省里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衙门可能因此产生的龌龊了然于心，是在为于元忠出谋划策。这样做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也让于元忠脸面上有些挂不住，就把质疑之中带着不忿的目光投向了孙嘉新。
孙嘉新毫不畏惧地将目光顶了上去，深深地望着于元忠，说：“卑职和大人一样，当初科场登第、首授官职，便在浙江。其间因谏言失爱于君父，被斥退回乡三年；起复之后又调任广东顺德三年，除了这六年，余下十四年均在浙江为官，对浙江的情形也略知一二。浙江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偏生人齿繁盛，扯平了算，每两个人才有一亩田。卑职到诸暨已经三年了，县里的情形也不敢不知，就以诸暨而论。诸暨是浙江数一数二的大县，在籍百姓有二十七万人，入册田亩四十四万亩，其中二十九万亩是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地，只有十五万亩是耕农的田地。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二石五斗，歉年则不足两石。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头上，全年不足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到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每人不足七两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强充饥，壮丁壮妇则远远不够。得亏靠山有水，种些茶叶桑麻，产些桐漆，河里捞些鱼虾，再受雇于丝织大户养蚕缫丝，全家老小终年辛苦劳作、日夜不息，才能完粮纳税。倘有剩余便换些油盐购些粗粮勉强度日。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于元忠冷哼一声：“你说的这些，布政使衙门都有数字。本官忝为布政使，管着一省的钱粮，整个浙江每个县的实情我都知道。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可清丈田亩的上谕说的分明，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现在的实情是豪强兼并之势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百姓亦会一贫如洗，每天果腹的七两米也再难有了！”
孙嘉新亢声说道：“卑职从不反对朝廷清丈田亩、抑制豪强的决策，恰恰相反，丈田、清粮、均赋役，卑职当年在乐清任知县、在台州任知州，都曾身体力行。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诸暨在全省亦是完成最好的县份。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卑职都愿意去做。但是，今次省里丈田，为求政绩，以小弓丈量百姓田地，每弓短了三寸，一亩就要溢出一分有余，百姓便等若是被加赋一成。全年两季加赋折合稻米三十斤，等若每人每日的口粮便少了五钱米。这五钱米，对于那些钟鸣鼎食、珍馐满桌的大户人家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对于那些丁门小户苦寒百姓来说，却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口粮啊！”
这些话才是真正的实情，一来过于琐碎，二来过于尖锐，孙嘉新无论面对皇上的征询，还是杨博的质疑，从来没有说的如此透彻。于元忠虽说干了十几年的刑名，毕竟是在地方官府供职，对于这些“实情”，也并非全然不知，只是麻木日久，此前又不是自己的份内差事，就装聋作哑，不置可否。此刻听到孙嘉新细细说出，神情和语气都是那样的沉痛，心里不免有所触动，就哑然了下来。
孙嘉新的声音陡然压低了下来：“诚如大人方才所言，朝廷定议清丈天下田亩，本意是为抑制豪强兼并，给天下之寒苦百姓求一条生路，设若因此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抑或夺民口食，岂不事与愿违，更有伤天道人和？皇上仁德天厚、爱民如子，决然不会为了多收一点钱粮赋税，便从自己子民碗中夺去原本就不多的一点粮米！张抚台、大人的前任宋藩台的作法，也断然不会契合圣意！大人升迁布政使才一个月，若是坚持按黄册所载田亩数额征收夏赋，便是不认可前次清丈田亩的结果。倘若日后朝廷追究下来，于己，则有转圜之余地；于浙江通省参与丈田的数百官吏，也有了一线活命之机。否则便是百口难辩。兹事体大，一步踏空，便会万劫不复。卑职且请大人三思复三思！”
这已经不是先前的旁敲侧击，而是**裸的威胁，甚至挑唆自己跟他一起对抗一省之巡抚！于元忠不禁万分惊诧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胡子发白的老知县，真不知道自己该用何等严厉的语气来叱责他的犯上之举。
不过，他从孙嘉新眼中看到的是一片至诚，心里再次被深深地触动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拱手向孙嘉新一揖：“谨受教。”
走出两步，他又回过头来，看着孙嘉新，低声说道：“孙知县，你科名还要早我一科三年，论说我该称你一声年兄。职位所系，外人面前我就不这么叫了。不揣冒昧送你一句话，在我大明为官，要和光同尘，也不能只想着朝廷和百姓！”
孙嘉新躬身行揖，应道：“多谢大人诲教。”
第一百二十三章和光同尘（）
第一百二十三章和光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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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怒气冲冲而来、忐忑不安而归的布政使于元忠，孙嘉新赶紧回到县衙后堂。朱厚熜已经起身，也已经听说了刚刚发生的兵困县衙之事，正在揶揄镇抚司诸位太保的草木皆兵、小题大做，见孙嘉新匆匆而来，便问道：“你们的于藩台呢？”
孙嘉新躬身应道：“回皇上，于大人已经走了。”
“走了？”朱厚熜还以为于元忠定要前来后衙拜会杨博，自己就准备先躲开了，却听说他这么快就走了，不禁微微一怔，笑道：“真是突如其来，突如其去啊！”
接着，他把质疑的目光投向了垂手而立的孙嘉新，问道：“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皇上如此精明又心细如发，令孙嘉新不胜钦佩，甚至还有一丝畏惧，便老老实实地说：“回皇上，微臣未曾曝露圣驾行藏，只是为于大人陈说了现银收丝及清丈田亩的下情。”
朱厚熜心中暗自寻思：于元忠身为一省布政使，难道不清楚那些事情的“下情”？就凭孙嘉新短短的几句话，便能说服他改变主意？因此，他并不相信孙嘉新的话，追问道：“什么下情，说来我们也都听听。”
听完孙嘉新对自己和于元忠之间谈话的详细奏报，朱厚熜心里有了数——孙嘉新虽然没有泄露自己身在诸暨，并且已经对清丈田亩一事有了明确的指示，但在话语之中已然流露出这个意思。可是，他在浙江官场，分明是一个孤魂野鬼，应该与于元忠并无过深的交情，为何要冒着被自己猜疑的风险，如此这般地搭救于元忠？
百思不解的他紧盯着孙嘉新，问道：“于元忠带着那么多兵来你诸暨县衙，大概不是为了排场吧！在朕看来，他摆明了是来找你的茬，若不是有杨惟约在你这里做客，你这次少不了就要吃些苦头，为何还要滥充好人，暗示他不要搅到清田一事中去？难道就是因为他提醒你‘在我大明为官，要和光同尘’，你便承他的情？”
按说受到君父这样的质问，孙嘉新理当下跪请罪才是，但他坦然地说道：“回皇上，微臣并非是承他的情。清丈田亩是为国之大政，微臣也不敢怀私市恩于他人。不过，微臣这么做，既是为公，但也确有私心，请皇上明鉴。”
众人都是一怔，朱厚熜也不例外，自己方才的诘问未尝没有诛心的意思，可孙嘉新如此坦然承认自己有私心，就让他不禁吃了一惊，追问道：“为公怎么说？私心又怎么说？”
孙嘉新说：“微臣万死不该妄测天心，这次浙江试点清丈田亩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张抚台势必要受到处分。以皇上如天之仁，只因应天府有沿行‘铺户当行买办’之陋规的虐商情事，刘部堂（注：省级巡抚，如果挂都察院副都御史衔，称“中丞”；否则就称“抚台”。刘清渠兼正二品南京户部尚书，就要尊称“部堂”。）便被罢去了所兼巡抚之职。推及浙江，张抚台或许也难再留任。一省三司，巡抚去职；布政使宋大人报了丁忧，回乡守制；若是于大人再受到牵连，诸般政务便难以布陈。再者说来，于大人刚刚升兼了布政使，此前并未涉足民政，更与清丈田亩一事毫无关联，倘若因之获罪，未免有伤朝廷赏罚之明。”
朱厚熜明白，孙嘉新这是委婉地劝谏自己不要在浙江兴起大狱。说的也是，以罪行而论，将浙江巡抚张继先及其他所有参与以小弓清丈田亩，瞒上欺下、虐民自肥的贪官污吏全部罢官撤职也难恕其大罪；但是，浙江既要大力推行改稻为桑，又要试点清丈田亩，还承担着为远征军筹措、转运军需粮秣等诸多重任，眼下又正值秋收在即，征解夏赋、督促农桑亦万万耽搁不得。为稳定朝廷财赋重地而计，确实不宜将浙江官员一网打尽。
于是，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你的意思朕领会的，水至清则无鱼嘛！如何追究在清丈田亩一事上营私舞弊的官吏，朕会统筹兼顾、酌情考虑，还要征询内阁的意见，这里就不议了。你且再说说你的私心是什么。”
孙嘉新说：“清丈田亩上系朝廷的国策，下关亿万百姓的生计，是为当今国朝头等要务。皇上有意将督查重任委于微臣，微臣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深忧有负圣心厚望。思虑再三，此事仍应按朝廷的方略，先抓好浙直两省六府的试点，为其他省份拟定章程、做出表率，方能使此项国之大政大行于天下。于大人虽不谙民政，却执掌刑名多年，早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临事果敢、一往无前，有他协助微臣重新清丈田亩，便能排除险阻震慑群小，非独通省势豪大户不敢阻挠国政推行，那些想趁机营私的贪官污吏亦不能不有所收敛”
朱厚熜表面不置可否，心中却暗道：为了省里各大衙门官吏那么一点放贷收息的私利，于元忠就敢带着兵打上你诸暨县衙的门，找你孙知县算账，的确能称得上是‘杀伐果敢、一往无前’了！这样的人，你还指望他能与你同舟共济、担此大任？
兴许是猜到皇上正在想些什么，孙嘉新忙说：“于元忠于大人虽说行事操切了些，却也并非贪鄙之人，且有一颗爱民之心。每到一处执掌刑名，皆能秉公持正、明断是非，保一方平安、致百姓安乐”
朱厚熜想起了昨日孙嘉新对自己说的那些什么“贼开花”之类的官场黑幕，饶有兴致地问道：“这么说，你们这位于元忠于大人治境保民、坐衙审案，是一把好手了？”
孙嘉新说：“回皇上，于元忠大人缉盗治境之能，浙江官场士林及民间百姓人尽皆知。曹州靠海多山，盗贼多如牛毛，历任地方官员都十分头痛，亦是苦无良策。于大人当年甫任知州，便立下章程，逮着一个贼，便把他的三亲六戚一并捉到大牢里关起，视那盗贼偷盗物品所值，课以重罚。这么做，虽说严苛了一些，却能收到实效，不过两三年光景，曹州盗贼几近绝迹，地方缙绅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罚款积攒下来，或用于贴补惠民药局，或用于地方修桥补路，亦使曹州寒苦百姓又得了颇多恩惠”
朱厚熜不禁哑然失笑：能让孙嘉新这样的清官认可他于元忠有一颗爱民之心，还当他有多么出色的政绩，原来竟是这样的一种治盗之法！以现代人的眼光开来，那些盗寇家人、亲戚自己又没有犯罪，算是无辜者，这样大肆株连的做法跟那些贪官污吏的“贼开花”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大概就在于那些贪官污吏是把敲诈来的钱财装到自家腰包；他是把钱财用到了地方公益事业和贫寒百姓的身上，仅此而已，却让他赢得了治下百姓的爱戴，也赢得了包括孙嘉新在内的官场士林的赞誉。
不过，他知道跟明朝人讲司法原则还为时过早，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法律，如何能够讲的清楚？便故作高深地笑道：“行了。你的话朕都听进去了，就不必再搜肠刮肚帮他说好话了。在朕看来，其一，浙江此前呈报的新增田亩数，只是初步丈量结果，还需你这个清田御史就任之后，进一步核查无误之后，方可作为最终结果来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