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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待发的朱厚熜见火候已到，便召见了严嵩，君臣二人在东暖阁密议了许久。嗣后，他将海瑞那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发回内阁拟票。不到半日，内阁便送来了严嵩拟的票，要旨有四：
其一，设御前办公厅，督办海市钦使高拱与大理寺丞严世蕃调任办公厅正四品协办，行走御前，参赞机枢；并从翰林院遴选数位庶吉士为办公厅秘书，伺候笔墨；
其二，收回司礼监批红之权，小事由内阁会同五府、六部等有司衙门处置，每三日由内阁辅臣于朝会之上陈奏政务得失，定期列出祥单呈送御览，并报办公厅备查；大事御前奏对，恭请圣裁；
其三、内阁设资政一职，与首辅并列，位在各位阁员之右。内阁资政不负责具体政事，却对内阁庶务有举劾及提请交付朝臣集议之权。委任前首辅夏言为内阁资政；
其四，撤裁东厂，所属职官番役一律并入镇抚司，镇抚司由司礼监太监会同锦衣卫指挥使共掌。
皇上将海瑞那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明宣诸臣之后，满朝文武就知道圣意已决，对于其中第一、二、四条早就能猜个**不离十；甚或从严世蕃高中制科第一和高拱进献番薯都被皇上明发邸报予以褒奖，朝臣们都能猜到他们即将为皇上所大用。而且，对于第四条将东厂明撤暗留，并入镇抚司，朝臣们也都能想得通：终究能让皇上放心的，还是那些家奴，内阁事权实权加重，皇上不防着那些阁臣一手？
惟有第三条增设内阁资政一职并起复夏言担此大任，却是满朝文武都未曾想到的。因此，乍一听闻，他们无不为之震惊不已，但仔细想想，却又觉得皇上的安排简直妙不可言：夏言不惜背上天下骂名，辅佐皇上一力推行嘉靖新政，居功甚伟，尽管京城出了薛、陈谋逆夺宫的大乱子，但夏言毕竟只是负有失察之罪，皇上震怒，让他停职休养没错，可一直把他闲置起来也不是个事儿；而严嵩柄国两年来，朝政并无重大过错，更辅佐皇上平定江南叛乱、严厉惩治江南乱臣逆党，以及废弛海禁、开立马市海市，朝野上下多有“中兴名臣、太平宰相”之风评，于情于理，皇上都没有将他弃若蔽履、另择贤能的道理。
当然，还有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却不便明说的理由：加重阁权之后，内阁首辅已隐隐有前朝宰相之权势，若不加以钳制，势必会出现统领百官对抗皇权的权相；而若论钳制内阁首辅严嵩，放眼大明朝野，谁能比得上几度入阁，并与严嵩恩怨纠结一生的夏言！
满朝文武大致能揣摩到圣意，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夏言能再度复出，还是拜陈洪所赐——他呈送给皇上的东厂番子暗探辛辛苦苦搜集到的那些朝廷要员“不轨言行”非但没有让朱厚熜心生疑虑，反而使他更看清楚了一个人，便是前任内阁首辅夏言。
通过这两年的对比，朱厚熜感到，夏言和严嵩两人都是治国之才，虽然夏言不如严嵩那么听话，但无论是操守还是品行，夏言都比严嵩要强上许多——别的不说，就拿这次抑制宦官、加重内阁职权之事来说，不是至公无私之人，也不会象他那样虑事行事只从国家利益出发，丝毫不考虑一己之私利！
不过，若是将夏言起复，按照明朝内阁“先入阁者为长”的规矩，他理应复任首辅，这就让朱厚熜左右为难了。
严嵩接任首辅之后，各项政务打理的井井有条，尽管他伙同其子严世蕃有贪墨纳贿之情事，却没有影响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推行，反而在帮助商人争取合法地位、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没办法，那些不受贿的清流官员一时还无法改变“士农工商”的封建流品观念，死抱着“农耕为本”的祖制不放，不会支持开海禁、开互市，更不会赞成给予商人一定的政治地位，如何能领会圣心之深远？
此外，这几年里，朱厚熜锐意改革，实行了诸多富国强兵的新政，并废弛海禁，开立马市、海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他自己也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已经根深蒂固，要想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今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已，要继续推行改革，就必须集权。严嵩一贯以柔媚事君，无论朱厚熜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他也不会公开顶撞——这次将海瑞的奏疏封驳退回既是一个特例，更是为了向皇上表示自己绝对没有窃权自用的野心。对朱厚熜来说，严嵩这个既能干，又不象夏言那样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道德底线的内阁首辅是不可或缺的。
思虑再三，朱厚熜决定增设内阁资政一职，并将此重任委于夏言，一来可以牵制严嵩，不让他有专权擅政的机会；二来也可以让夏言这样的经天纬地之才继续发挥为国家余热，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安抚惊恐不安的严嵩，更为了让他能死心塌地地继续卖命，朱厚熜让严世蕃与高拱一起进了已被官场中人称为“小内阁”的办公厅任职，在办公厅中早早就埋下了新一辈朝臣党争的根苗——对于封建王朝永远也根除不了的朋党政治，朱厚熜是既恨之又爱之，恨只恨那些朝臣时常囿于党争而贻误国事，总是不能团结一致向前进，更影响到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爱则爱在正因朝堂之上朋党丛生，他这个皇上才能借力打力左右逢源，将朝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加重了内阁事权实权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效率不效率的也只好放在一边了。
第六十九章尘埃落定（）
嘉靖二十六年大比注定要载入大明史册，先是皇上史无前例地增开了时务科；接着又搬出了李唐制科取士的旧制，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明经科取中的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杨继盛，上呈了一副流民图，立刻掀开了足以震惊朝野的山东莱州大案；最后，则是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正七品的卸任知县海瑞上呈了一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把天都捅了个窟窿，令朝野众人为之眼花缭乱，更为之瞠目结舌。
经过一连串的激烈的幕后交易、斗争和妥协，这场由嘉靖二十六年大比引发的朝政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用说，文官集团在此次风波中收益最大：全面打击了一向与之抗衡的宦官集团，更获得了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权实权。
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分到的彩头也就有大有小，但仔细掂量，竟是难分高下，满朝文武不得不佩服皇上驾驭群臣的帝王心术。
表面上看，最吃亏的是夏言一党，山东一省从巡抚、布政使到州官县令，杀的都是他们的人，还搭上了一名监察御史。但是，这些与党魁夏言强势复出，出任前所未有的，能与内阁首辅并列朝班的内阁资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夏言刚被起复就奉旨巡视江南，严嵩趁朝廷平定江南叛乱，急需大批官吏补任之际，安插在江南各省府州县的官员都如丧考妣，平日仰仗自己是当朝首辅的人而目空一切的嚣张气焰顿时都收敛了，规规矩矩地理事办差，不敢再动任何歪脑筋。
与他们一贯在朝局政争中骑墙的态度一样，徐阶一党在这场由山东莱州惨祸引发的朝政风波中既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夏、严两党鹤蚌相争，徐阶一党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之人——新科三鼎甲张瀚、殷士儋、王崇古三人与数位新近馆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新科进士进了办公厅任秘书，侍奉御前，官职不高，能量却着实不小，日后封疆入阁，前程自然不可限量。作为他们座师的徐阶，有这些身为天子近臣的门生抬轿子，还怕日后不能晋位首辅、执掌权枢？尤其是徐阶年齿比严嵩小二十三岁，比夏言小二十一岁，有这样的年龄优势，熬也能将这两人熬死！
得益最大的是严嵩一党。其中严世蕃已跻身朝政中枢，又从遍布两京一十三省、几乎占据所有重要职务的夏党手中抢到了一省的巡抚、布政使之位。战果不可谓不辉煌，但严嵩与徐阶原本已密谋要借山东莱州惨祸打击夏言一党，即便不能说服皇上令退而不休的夏言致仕还乡，也要一举扳倒朝堂上夏言的代理人内阁次辅李春芳，却不曾想被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海瑞上呈了一份足以震惊朝野的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打乱了阵脚；更被朱厚熜看破了他们的用意，借海瑞这份奏疏扭转了朝臣关注的方向，顺势从制度上根除了宦官干政之弊，表面上是维护朝廷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之大局，其实是趁机建立起了自己的朝政班底御前办公厅，为日后架空内阁，全面掌控朝政之权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在遴选官员补任山东巡抚、布政使之事上，更让严嵩再次深刻地领教到了圣上天心之深不可测。
山东布政使出缺之后，朱厚熜对于内阁和吏部拟定的由吏部文选司正五品郎中高万才升任并无意见。
周天佑虽说是严嵩的门生，但为人似乎还算清明持正，身在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任郎中，相对于在中组部干部司任司长，家里穷得连个四人抬的轿子都坐不起，坐的还是二人抬的小轿，对于师相严嵩也并不是一意逢迎，还屡屡违逆严嵩的指令，弄得严嵩很不高兴，赶紧把他打发到外省任职。
说起来，高万才由正五品郎中升任从三品布政使是受恩师严嵩提携，大大地跨上了一步，可按官场“热锅冷灶”的说法，他可就是从天字第一号的热锅跳进了冷灶里——一省之藩台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虽说也不是什么清水衙门闲散官，但上有巡抚压着，所承担的征收解送赋税一事责任重大又极其繁琐，其辛苦可想而知，与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郎中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说他是被明升暗降也不为过。
不过，内阁与吏部拟定由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万寀改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奏议又被皇上退了回来——谁不知道，万寀是你严嵩的门生，“夹袋中的人物”？想任中组部干部司司长，做梦吧！除了目前国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最能理解并支持我改革举措的高拱之外，还能有谁更适合出任这样要害的部门这样要害的职务？只要他出任此职，才能保证我把一大批锐意改革、踏实肯干之人提拔到各级要害部门要害岗位！没有免去你儿子严世蕃大理寺丞的职务，为的就是这个！
尽管严嵩曾经想以高拱已是四品不宜高职低就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思虑再三，终究没敢拿皇上最亲信的人做文章，说上一句“高肃卿与东楼已是同僚，为师不宜出面反对，还是容留他二人共事之情分吧！”既是安慰空欢喜一场的万寀，也是聊以**和自我解嘲。
至于山东巡抚，严嵩举荐好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接任。虽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一省之巡抚同样是个正三品的官缺，甚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大九卿衙门佐贰，又手握监察举劾百官之权，而一省之巡抚加官一般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除非个别特别重要的省份或要地，出抚之人又是资深望重的老臣，才加都察院都御史衔，高耀不该如此屈尊降贵，以本职高位屈就一省之巡抚，但他与时任都察院都御史的翟鹏不和，多受排挤。翟鹏人虽迂直了些，却没有什么失职贪墨的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加之翟鹏在朝任过尚书，在外任过蓟辽总督，都是人臣顶尖的职位，资历比之严嵩也差不了多少，没有请得皇上的旨意，严嵩轻易也奈何不了他，不得已才另给高耀谋一个职位。
但是，内阁会同吏部共同呈报的奏疏报上去后，却被朱厚熜打了回来，命内阁与吏部重新拟定人选。
严嵩哪里敢再自作主张，惴惴不安地写帖求见。朱厚熜先矫情地说了一大堆“国朝任官，向由内阁与吏部会商酌定，朕不能径直发中旨破坏规矩”之类的废话，然后话锋一转，说：“山东兼管辽东诸府，蓟辽即将开战，军事为重，高耀虽才干不俗、任地方官之时也卓有政声，却未有在军中任职经历，治政有余，治军不足，恐有顾此失彼之虞。”严嵩赶紧叩头请罪，声称圣天子明见万里，臣不及万一云云，再三恳请皇上明示。朱厚熜才说，前广东兵备道朱纨在江南叛乱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率先举起义旗讨伐江南逆贼；其后又特加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实授南京兵部侍郎，与特加南京兵部尚书衔，实授闽粤总督的前南京兵部侍郎张经共同主持闽粤两省协同出兵平叛大局，功勋卓著；如今在湖广巡抚的任上治理民政也还不错，这样的军政全才是否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内阁和吏部通盘考虑，这是你们份内之事朕就不多干涉了。
江南本就是国朝膏腴之地，又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湖广之富庶，远胜山东，只因江南各省巡抚是朝廷平定江南叛乱之后论功行赏刚刚确定的，断没有才到任一年就改任的道理，严嵩才没有敢动江南各省的脑筋，皇上既然这么说，他还有什么顾虑？加之朱纨是个官场有名的犟驴子，跟各大派系四六不沾，把皇上如此看重的山东交给他，干的好了升官也不会增加敌派实力，干得不好罢官撤职甚至抄家灭族也不会损害我方实力，严嵩更没有反对的道理，当即回内阁请来吏部尚书闻渊，略一商议，就定下来湖广巡抚朱纨改任山东，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衔参赞蓟辽军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以本职出抚湖广。
高耀自然心满意足，但严嵩却闷闷不乐，甚至有些惊惧不安，概因前任昆山知县、制科进士海瑞因刚直方正，敢言天下第一大弊，被皇上擢升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圣天子明见万里，怎能不知海瑞与自己昔日的恩怨过节？此番巡按湖广，又焉能不是冲着自己的亲信好友高耀去的？莫非圣眷衰了，皇上时刻还是要防着自己一手？
可是，皇上的另一项人事安排却又打消了严嵩妄测圣意的担忧：他的得意门生，时任顺天府大兴县正六品知县的胡宗宪因为成功引种玉米至河北有功，被皇上擢升为山东正四品莱州知府，还兼着山东道监察御史。皇上还特下手札，命胡宗宪立刻赴任，督促当地百姓引种红薯，尽快渡过饥荒之年——此红薯便是汪直得之南洋，由高拱进献朝廷的番薯，皇上认为以番为名带有歧视之意，不利于国朝怀仁义而化远人，特赐名曰“红薯”。
比之这一系列的人事更迭，皇上另下手札于太医院医官李时珍，言称大灾之年必有大疫，命李时珍随胡宗宪一道前往莱州救治百姓一事，就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了。
只有高拱曾听皇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句：“各得其用，大治之始也！”
第一章东海舰队（）
广袤无边的群山，草树浓密，三面环抱着方圆数十里的海港，临近海滩之上立着一排排的营寨，一直绵延到平静的海湾里。
海湾里停泊着无数昂然排列的战船，一排排高耸入云的樯桅，迎风招展的旗帜，交织的缆绳，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其中有长达二十多丈、宽逾五丈的五桅巨型战座船和巡座船，有四百料、二百五十料、一百料等等几种型号的体形稍小的战船，以及巡沙船、哨船、浮桥船等等供不同用途的船只，都按大船居外、小船居内的方式，安静地停泊在海面上。
这个海湾三面环山，海湾内吃水很深，是个天然的良港。不过，为了抵御偶起的风浪，还是在海湾之中钉了一排巨木，将船只护卫其中，各船按行伍编队，之间有绳桥相连，以供平时往来，一旦战事有需，砍断连接其间的缆绳，便能分拆组成多支船队，驶出港湾迎敌接战。此外，为了防备敌兵用快船火攻，水寨的外面，还用厚厚的木板挡成一道围墙。
一看这样标准的格制，便知道这定是大明水师的军营。再往里看，营寨之中高高飘扬的大纂帅旗上写着斗大的一个“戚”字，便知道原来此处就是大明水师东海舰队设在台州的军营，也是舰队的锚地。
嘉靖二十四年末，朝廷挥师南下平定江南叛乱，伪明政权的江防军大部临阵倒戈，朝廷调往江南用于攻克叛军长江防线的船只损失微乎其微。说起来，这些船只从建造而始，就是为了海战及远洋贸易之用，只因江南叛乱，才沿京杭大运河调到长江前线。朱厚熜随即下旨，命兵部抽调江防军、漕军各一部组建一支用于御寇备倭和远洋作战水师，驻守宁波、海州、台州，并钦定名为“东海舰队”，擢升营团军副指挥使戚继光为正三品舰队提督。其时，因戚继光在渡江战役中身负重伤，暂不能到任理事，将原江防军右军指挥使汪宗瀚调任东海舰队副提督，暂署提督事，负责选择锚地、安营扎寨及组建舰队诸事。
汪宗瀚便是那位临阵倒戈的江防军中军巡防船队统领，由于他率部战场起义，将南京伪明政权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朝廷平叛大军百万雄师得以顺利横渡长江；接着，他又在同样举事反正的江防军左军指挥使何勇的指挥下，率投诚的中军所部战船从江面封锁南京，以巨大的威慑力迫使南京伪明政权开城投降，朝廷得以兵不血刃地收复南都。战后叙功，汪宗瀚位在一等，只因依照国朝规制，有开边拓土之功者才能封侯，平定江南叛乱显然不在此列，他才未能封侯，被授予重建的江防军右军指挥使一职。
戚继光与汪宗瀚结识于渡江战役之中，并肩杀敌，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加之此战戚继光身负重伤，又留在江防军驻地镇江修养长达半年之久，其间时常与汪宗瀚纵论兵家韬略，求教水战之法，对汪宗瀚的才能颇为佩服。因此，当他受命组建大明水师东海舰队之时，向朝廷举荐的第一个人便是精通水战的汪宗瀚，恳请朝廷将汪宗瀚调任东海舰队副提督，在自己养伤期间，暂代提督。
其时汪宗瀚已是正三品的指挥使，而新设立的东海舰队也不过是个正三品卫指挥使司的编制，副提督最多只是个从三品的武职，莫名其妙将汪宗瀚的官职降了半品，从朱厚熜、分管兵部的内阁次辅李春芳一直到兵部武选司的主事，上上下下都觉得不太妥当。不过，跟着戚继光举荐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