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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且不可妄开意气之争。”为由，下旨斥责了几个仍死抱着祖宗成法不放，上疏坚决反对朝廷废弛海禁的清流官员，赢得了朝野上下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扬。
有严嵩说动吕芳授予贺兰石官职的先例，得了徽商集团重金贿赂的荣王阿宝也厚着脸皮向“皇帝哥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朱厚熜受不了这个活宝堂弟的纠缠，只好答应了，但也提出了更苛刻的“考验”的条件：一是三月之内，自江南弄来三十万石粮食；二是广泛搜集江南叛军的情报；三是相机收买附逆叛乱的各边镇军将，要他们归顺朝廷，并暗中许诺，对他们附逆之罪既往不咎。
徽州商人跟山西老抠一样，一向俭省得紧，只在两件事情上异常的大方，一是乌纱帽，二是红绣鞋，为了结交官府和追逐美色，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机会，徽商集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皇上的“考验”，不少商人更是迫不及待，交了购买国库券的银子之后就收拾行囊，动身赶赴江南，要凭借他们在江南诸省深厚的根基和在江南官场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完成朝廷交付的三大光荣使命，以期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中，为自己挣得以前数代先祖穷其毕生所有也不曾换来的官员身份。
第七章以粮为纲（）
发行了一千万两的国库券，手里有了银子，朱厚熜的底气硬了许多，便责令内阁并六部有司，详细磋商并着速办理当前最为急迫的五大要务：
一是犒赏在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守土卫国的全军将士，优抚伤员，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并恩恤遗属，有功之人叙功论赏；
二是增兵守卫大同、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加派军士民夫整修山西至北京沿途城池关隘，派大将重兵驻守，严防鞑靼军队得知江南叛乱的消息之后趁火打劫，再度南下入侵；
三是责令各地官吏组织山西、河北并直隶诸府难民返乡，发给赈济口粮和越冬衣被，以借贷或租赁的形式为他们提供明年春耕所必需的种粮和农具，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并给房屋遭到损毁的百姓加发修缮费用；
四是妥善安置并赈济自江南逃难的百姓，务必不使一人冻饿而死。
五是加紧征募士卒，编练军队，做好平叛的各项准备。
说到征募士卒，此前兵部已从山西、河北逃难至京师的难民之中招募了十万新兵，使京城各军总兵力达到了三十多万。却因各边镇有军报呈递朝廷，声称鞑靼诸部虽已退兵出关，但仍聚集塞上，虎视眈眈，意图求贡不成还要再度入寇剽掠，朱厚熜不敢调动九边诸军南下平叛，只能依靠如今京城现有兵马，这些军队教之号称有八十万之众的江南叛军似乎过少，便又责令兵部从江南逃难的难民之中招募十万精壮男丁，并颁下恩旨，每位从征男子除了可领到十两银子、五石米的安家费之外，还授给官田二十亩，用以恩养优抚家属；所授之田效法各卫所军屯制度，由官府提供种子、农具，每年收项留足士卒薪饷，所余之产按半额起课征税；若是士卒为国捐躯，则除了朝廷例行的抚恤之外，所授之田永归其家所有，不必缴纳赋税，三代之后准许自行买卖。
应募从征，可以挣得薪饷养家糊口，如今朝廷又额外赏赐二十亩土地，一家老小的生活便更有了着落，这道恩旨得到了那些背井离乡逃难到北方的难民的热烈响应，踊跃报名从军者围满了朝廷设在各地的招募点，不数日就超额完成了招募任务。兵部遵上谕，将这二十万新兵打乱编入京师营团军和各省卫所军。如今除了调至大同及京师至大同沿途关隘卫所的兵士之外，京畿各大军营已聚集了近四十万大军，正在加紧训练之中，一俟朝廷颁下征讨江南反贼的王命，就要浩浩荡荡杀奔江南诸省戡乱平叛，将那帮辜恩背主、逆天行事的藩王宗室、勋贵官员擒获，献俘阙下。
薛林义等众多谋逆的公侯勋贵是世代簪缨之家，历年所受朝廷赐给的子粒田甚多，又或买或抢占有了大量的民田，如今被抄没了家产，朝廷所获田地多达五十万顷，足够分配给新招募的二十万士卒，但各地官府在发赈之后，却没有能力为他们及返乡的百姓提供明年春耕所必需的种粮和耕牛、农具。新任顺天府大兴知县的胡宗宪上疏朝廷，奏请朝廷下诏号召各地商贾富户和豪绅地主借贷银钱或实物给百姓，由官府作保，分三年偿还，利息由地主与农户协商酌定，但依据大明律之规定，最高不得超过三分，违者依律治罪。朱厚熜与内阁及户部各位大臣商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借贷所得利息又能使那些中小地主和商人一样得到一些甜头，有助于安定民心，恢复生产，便立即批红照准，颁行天下参照执行。
胡宗宪的上疏令朱厚熜又想起了一件事：到了明朝之后，他着意打听过三大高产农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番薯，得知只有名为“番麦”的玉米已经自南洋传到中国，在广东、福建一带种植。为了尽快推广玉米种植，解决全国老百姓，尤其是北方山区百姓的吃饭问题；也为了给日后抗倭有功的胡宗宪创造升官的政绩，他曾让吕芳于嘉靖二十二年年初派出密使，让时任浙江省杭州府余姚知县的胡宗宪在江南引种番麦。胡宗宪虽然觉得此事甚为蹊跷，但也不敢忤逆镇抚司上差之命，遂在全县范围内试种，当年便喜获丰收。该年秋，胡宗宪将精选的番麦进献朝廷，朱厚熜龙颜大悦，责令内阁明发邸报表彰其功，并将番麦赐名“玉米”，下令在江南诸省大规模引种。其后因他身为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加之自嘉靖二十三年年初起，朝野上下就接连不断地闹起了新政之争，更引发了鞑靼虏贼兴师犯境，边镇大将投敌叛国这样的惊天巨变，搅得他终日不得安宁，心烦意乱之下，竟把这件天大的事给忘记了，至于江南诸省是否遵从上谕引种玉米，更是不得而知！
想起了此事，朱厚熜赶紧派人找出胡宗宪去年进贡的玉米，赐给胡宗宪，命已有组织百姓种植玉米经验的他在大兴县试种。好在胡宗宪进贡的玉米数量并不很多，倒也不必担心因气候差异导致引种失败，造成大面积农田绝收的问题。不过，为了日后能大规模推广种植，朱厚熜特地派人又向徽商集团追加了一条新的“考验”条件：尽力收购已改名为“玉米”的番麦。
徽商集团并不晓得皇上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们只知道今年年初之时，江南诸省的确遵从朝廷之命，强迫百姓种植了大量的番麦，但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除了少部分缺衣少食的贫苦百姓之外，江南中平之家农户并不拿皇上亲自赐名的“玉米”当日常主食，而是用于喂猪，想必江南叛军对此的控制也不会很严，相对于收购稻米等战略物资来说，收购玉米要打通的关节和要承担的风险小上许多，于是欣然接受了皇上追加的条件。
由此，又令朱厚熜想起了目前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粮食生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北方就是缺粮之地，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尤其是自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起，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京城数万宫人、官吏和九边诸镇近百万将士所需粮食大部分都要靠南直隶、浙江、湖广等江南各产粮大省接济。江南叛乱之后，号称大明王朝“生命线”的漕运断绝，几个产粮大省每年数以千万石计的漕粮便没有指望了。虽眼下靠着历年所积下的军储，还能勉强支撑一年半载，但若是短时间内不能克复江南，只一个粮食问题就足以动摇朝廷的统治，甚至有亡国之虞！
考虑到目前绝对不能公开表示对于能否很快平定江南叛乱的担忧，朱厚熜以“以粮为纲”为题，召集内阁，六部九卿及顺天府等衙门官员参加朝会，专题讨论粮食生产问题。
工部尚书林之诠率先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综合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就在黄河流域。可能是因为后世子孙让她很失望，她这个做母亲的时不时就要发点脾气，教训一下自己的孩子，因此黄河水患就成了历朝历代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情。而这一点，在以京杭大运河为生命线的明朝尤为明显——因黄河每年有大量泥沙淤积，使开封以东河段经常决口泛滥或改道，不但给沿岸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经常阻断京杭大运河的正常通航，将京畿及北方重镇与江南财赋重地之间的主要交通运输阻断，导致各种南方物资，尤其是粮食不能及时调运北方。
朱厚熜自去年年初起，便在下旨命工部分段治理漕河的同时，命西北诸省在黄河上游各地分段整修河道，加固河堤，并大力植树造林，减少泥沙流入黄河，但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效的措施。因此，工部奏请朝廷恩准，利用大量江南流民涌入北方之际，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征调三十万民夫，彻底整修黄河下游地区。
林之诠表示，历史上黄河治沙一直采取加宽河道的作法，但成效不佳，工部各位水利专家经过严密的考察论证，认为河道紧缩之后，水的流速势必加快，河水中裹带的大量泥沙也就不容易沉积下来了，会被直接冲到海里去，因此，可反其道而行之，采取紧缩河道的方法，解决下游河沙淤积造成水患的致命问题。而且，原本泛滥的河道经过几年的淤积，可得数十万亩良田，每年所产粮食可达上百万石，当可缓解北方地区对南方产粮区的依赖。
尽管朱厚熜并不懂水利，但也明白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一劳永逸的办法，却不知道朝廷有没有这个能力兴起如此庞大的工程，便将征询的目光投向了刚刚伤愈复出的户部尚书马宪成。
马宪成当然明白皇上为何要看自己，扳着指头为皇上盘算了朝廷的家底之后，认为工部所奏请综合治理黄河一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工程浩大且旷日持久，已远远超出了朝廷目前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这一方略可成万世之功，却不能解一时之难，只能留待他日国家承平、富足之时再做论处，眼下朝廷还需另寻济时救难之策以解燃眉之急。
如同当头泼下了一盆冰水，心头刚刚泛起了一点希望的朱厚熜又皱起了眉头
第八章兴农安民（）
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皇上皱起了眉头，满朝文武赶紧跪地请罪。朱厚熜只好故做轻松地说：“诸位爱卿快快请起。朕不过是想着历年来朝廷总要自江南调大量粮食供京师与九边之用，而每年黄、淮两河春有桃花汛，夏有端午汛，时时阻断漕运，累及南北物资调运。若是北方粮食能够自给自足，我大明便不需要指望着一条漕河吃饭，这才召集诸位爱卿商议此事。”
话虽如此，但这个要命的粮食问题却不能不解决，朱厚熜又说：“诸位爱卿但有所想，只管道来。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朕就不信一个‘粮’字还能把我大明满朝文武都给难住了，集思广益，我等君臣定能找到好办法！”
明代士人一直信奉“耕读传家”之古训，官绅士子都有阅读农书的爱好，说起农经头头是道；加之各位大臣大多曾出任外官，开府建衙，守牧一方，力劝农桑、督促农时更是他们当日一大职责，因而对农务并不陌生。在皇上的鼓励下，经过充分而热烈的讨论，还真的找到了几条兴农安民的好法子：
一、大兴水利，引种水稻。近些年来，水稻被引进到淮河以北、长城以南的一些地区，亩产少则二、三石，多则五、六石，较北方原来广泛种植的黍、稷、粱、豆等农作物高出五成以上，可效法嘉靖初年对北直隶卢沟河、琉璃河、胡良河、白沟河、沙河、唐河、滹沱河等河流及白洋淀进行竣疏，灌溉农田数万顷之例，在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大力兴修水利设施，设坝、建闸、引流、通渠、筑堤，开垦水田，大规模引种水稻。
二、广种小麦，扩大复种。小麦比粟谷等产量高，经济价值也高，而且由于越冬生长，可以增加耕地复种指数，接济夏秋之间青黄不接，时人既有小麦“为利甚普，故为五谷之贵”之说，又有“一麦胜三秋”之说。因此，除了在水田种植水稻外，应在旱地广泛种植小麦，并大力推广连作、轮作、套作、间作等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指数，使北方地区也能如南方一样，由一熟制发展为麦——豆或谷等——棉或秋杂二年三熟轮作制。
三、鼓励垦荒，增加耕地。时人有云“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又如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已“颇称殷庶”，但“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是故国朝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尤其是京畿地区、黄河流域和西北山区仍存在大量未垦荒地，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可谨遵大明立国之初，太祖高皇帝定下的“田野辟，户口增”之兴国安民之训示，鼓励百姓垦荒。凡民垦之田，三年不起课征税，三年之后减半计征；山区或贫瘠州县百姓垦殖之田永不起课。
四、增加军屯，遍设民屯。鼓励九边各镇、各省卫所及海防军士屯垦营田，减少朝廷供应边镇军需粮秣的压力。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大同等镇及宁夏、陕北、甘肃、青海等省设立民屯，利用数以百万计的江南百姓逃往京师以避兵祸之际，招募百姓入屯垦荒，或“迁狭乡之民去往宽多”，将无地少地的贫民和无业游民迁徙到地广人稀之地屯垦，诠选通晓农务之官为垦田使，开衙督理，按户口编屯，大量开辟荒地，由官府提供种子、耕牛及农具，每年所获之粮半数归己，半数入官。
五、考其劳绩，明奖严罚。各省府州县垦殖田亩数纳入考成法进行考功，每年由户部匡算各地新增田亩数，报吏部核定当地牧民之官的劳绩，屯田不力者不得报“卓异”，不得循例迁升；晓谕各军镇卫所，屯田之劳绩等若军功，叙功论赏；选派老成军官整顿屯田，着各省巡按等风宪官进行巡察，各镇监军、军将有肆意侵吞军屯之田者，即行劾止，交付有司依律问罪。
六、增设农官，教授农务。各地增设农耕教谕一职，由乡里公推数名年长德高且富有农耕经验之农夫，由州县礼聘为农耕教谕，赏九品冠带，食九品俸禄，巡回各乡各里，传授农耕技术，督促百姓不误农时。在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更要从江南难民中礼聘农耕教喻，教授当地百姓种植水稻。农耕教谕一年一聘，以各地新增粮食产量核定劳绩，能者留用，庸者斥退，有大功者另行褒奖。
七、编撰农经，指导农事。农业为百姓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根本，坊间流传之农书虽种类繁多，但精芜不一，且多有谬误之处。当遴选精通农务之官员，会同翰林院、国子监职官生员，校刊、辑录历朝历代涉农文献及农政奏疏，查缺补漏，去芜存精，编撰成皇朝农经一书，刊印天下，指导农事。
八、
这些建议无不切中时弊，朱厚熜听得连连点头称善，并不时抓住脑海之中电石火花般闪出的灵感，插话予以补充，奇思妙想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由得佩服起自己来：
一、推广种植水稻、小麦一事确乎紧要，但一定要做到两个“充分”，即一是充分考虑当地自然条件，二是充分尊重百姓意愿，总的原则是“宜稻宜麦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各省府州县可以搞一些试点，动员部分百姓先行一步，改种稻麦做示范，但不得以行政命令强迫百姓改种，更不得搞“一刀切”，违者以“扰民害民”论罪。
二、将农垦劳绩纳入考功也十分必要，但不得以各地上报新增田亩数为准，应派出御史巡回视察各地农垦之务，一是核定新增田亩是否属实，二是核查在垦荒之时是否存在滋事扰民的现象，绝对不能增了田亩，却令百姓没了饭吃！
三、垦田使只负责官屯组织管理、沟通协调，不得干涉入屯百姓的正常生产和日常生活。可在官屯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疑惑不解的朝廷大员，朱厚熜只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们解释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费尽口舌才有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哦，原来皇上的意思是把田地佃给百姓种，朝廷只管秋后收租子啊！众人当官当到能参与朝会的份上，哪个不是家中良田千顷、仆役如云？一听就全明白了，纷纷叹曰“吾皇圣明”，令朱厚熜哭笑不得。
四、军屯、民屯之外，还应大兴商屯，遵太祖洪武年间的“纳米中盐法”及其后的“开中法”，动员商贾富户出资招募无地的贫民到边疆垦种，由富商大贾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聚，输送边镇粟米，朝廷按一定比例发给盐引，省运费以足边储军用。
五、编撰皇朝农经一书利国利民，不但是一部农政全书，更应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家指导农业生产的纲领性文件，朝廷应将其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可效法成祖文皇帝修撰永乐大典之例，成立专门的编撰委员会，由分管工部的内阁学士徐阶任总裁，总领其事；户部尚书马宪成、工部尚书林之诠副之，涉及农政的户工两部及各有司衙门全力协助，务必早日成书。但书成之后不必急于刊印，可先发各省州府县，由各地牧民之官组织农耕教谕讨论，修订完善之后再刊行天下。
六、鉴于编撰皇朝农经非是旦夕可以奏功，可谓远水难解近渴，还需另寻济时救难之策。洪武年间，太祖高皇帝第五子周定王朱橚深感河南地瘠民贫，曾编成救荒本草一书，记录了数百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以便百姓灾荒之年可以采来充饥。可由各省翻印此书，并根据本省实际予以修订增补，附以插图，以备饥荒。皇朝农经、救荒本草主要用于指导百姓农耕诸事，故应以百姓日常所用的白话编撰，不得雕文琢句，使用含混晦涩的文言。
七、由翰林院、国子监派出职官生员分付各地宣传朝廷善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