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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记者。”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