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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20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3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1978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 （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 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1961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1960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N。Bohr）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THEUNITYOFHUMANKNOWLEDGE（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1。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2。要从〃 我们的整个文明〃 （OurWholeCivilization）和〃 人类历史〃 （TheHistoryofMankind）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
〃 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便有一把〃 金钥匙〃 的味道。玻尔强调〃 总的哲学态度〃。（TheGeneralPhilosophicalAttitude）。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 总的哲学态度〃 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 名著阅读〃 ，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1960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
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 名著阅读〃 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 是中国哲学精华；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 敬〃 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 敬〃 和〃 爱〃 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 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 敬天爱人〃 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 浑浑噩噩〃。个人〃 浑浑噩噩〃 无关大局。世界〃 浑浑噩噩〃 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 浑浑噩噩〃 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
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 世界焦虑〃 和〃 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第一部分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8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 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 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1961年9月参加工作到1980年1月母亲去世，这19年间我回去过10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 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 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 反右〃 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 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 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 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 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4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 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10岁）、弟弟光华（8岁）和小妹云秋（4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10年、20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
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第一部分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11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1955年8月24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28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4元。（当年1个月的伙食是12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25日凌晨1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 一个不男不女年近60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90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
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MadeinCzechoslovak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8个人，分菜。
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14。5元，12元伙食，2。5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6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 贫富〃 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50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
每人每月给她寄25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27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 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6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1958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10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2001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6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
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6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6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4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 老〃 ，指的是1898－1932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A，B，C……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 （《庄子》）
第一部分〃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AnnaundKurtkommennachBerlin。（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
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1955年9月到1957年4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