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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呈于是日深夜送皇宫。
第2天，2月27日，残雪覆盖的东京进入了戒严状态。
然而，叛军“清君侧”的行动，却首先激怒了日本国君——天皇裕仁。当日午后，天皇召来了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详细询问了事件的始末。平日一向温和的天皇今日显然动怒了，他以未曾有过的怒色狠狠地诅骂道： “朕所最信赖的老臣，一个个惨遭杀害，这还能说是报效国君的精神？！橡这样一些残暴军官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并当下指示本庄大将：“命令戒严司令官收缴他们的武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用武力镇压。”
皇上的敕命，在当时的日本是最高圣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但纷乱的东京，非常时刻却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事实上，命令并没有立即执行。
戒严司令官、东京警备司令香椎浩平中将，原来也是皇道派的同情者，他不但同情叛军，而且还完全默认了叛乱军官的行动，因而未立即执行镇压命令。非但如此，他甚至把川岛陆相和杉山参谋次长请到司令部，恳求他们给予谅解。他说：“值此之际，作为和平解决的手段，只有请求皇上作出圣断，表示坚决实行昭和维新。反之，如果出动军队镇压，我相信谁都不愿意看到皇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出现。我打算立即进宫参见天皇，请求赐予断然实行维新的敕语。”
“根本不能同意你这个想法。迄今，不要说主管长官，甚至军界的长老都对他们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耐心说服，可是这些叛乱军官一点也听不进去。即使从维护起码的军纪而言，也是不能宽恕的，必须马上遵照诏敕命令调动部队进行讨伐。”
杉山大声疾呼，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川岛陆相却只是心情沉重地一言不发。
“我改变原来决心，坚决进行讨伐！”
善于见风使舵的香椎听到杉山的这一番话，抱着双肘低头沉思良久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陆相官邸，安藤大尉等叛乱军人也在紧急商议下一步行动。这次事变，叛军指挥者实际上受了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思想的影响，如今事变已起，叛军自然会想到这位狂人，当下与北一辉进行了电话联系。之后，决定以皇道派成员、原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作为实施昭和维新的“正义军”首领，由他制定全部活动方针。但是，真崎显然不是他们的理想中人。见事情闹大了，真崎突然改变了态度，在陆相官邸作了20来分钟的说教后表示：“各位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势必成为皇军的罪人，我劝你们还是归顺吧！”
说完这番出乎意料的话后，真崎怕沾上腥似地急忙离去。
接二连三遭抛弃，反叛的少壮军官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在占踞的山王饭店和幸乐餐馆上高高悬起了盲目信赖天皇的所谓“尊皇讨好”的旗子，岂知就是天皇本人视他们为凶暴的叛徒并命令严加镇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一个被处死的叛乱军官，曾在遗书中写下这样的话：“我无比仇恨天皇背弃我们的忠实的行为。”
就在叛军一筹莫展之际，奉天皇大命实施讨伐的队伍，陆续从佐仓、甲府、宇都宫和高崎等地开进东京。28日夜间，集结在赤坂的叛乱部队，已经处于坦克部队的全面包围之中。24000名步兵部队也作好了战斗准备，预定于29日上午9时发动攻击，赤坂附近的居民已受命撤离。
内外交困，使叛军有些军官开始动摇了。但是，“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大尉坚持进行抵抗，使产生归降念头的人又缩了回去。三宅板、山王一带，叛军部署了第一道抵抗防线。
29日晨，航空大厦的屋顶升起了“不要顽抗到底！”的标语，坦克部队也开始行动，逐渐缩小了包围圈，这时叛军已成瓮中之鳖。
当坦克的履带声，鸣响在安藤大尉等人踞守的山王饭店附近时，安藤命令30余名士兵冲向电车道，一齐伏卧在坦克群的前面。
“反击坦克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干脆就让它们从身上压过去，让我们以死来表示抗议。”安藤望着伏卧着的士兵，坚定地说。
坦克在安藤等人跟前停下来了，只是撒了撒传单就撤走了。这时安藤的顶头上司、步兵第3联队所属大队长伊集院少佐跑过来，泣不成声地对安藤说：“安藤君，你再听我说一遍，停止无谓的抵抗，用自尽表示效忠吧！士兵实在可怜，命令他们回去吧！”“我决不接受这样的命令，没有理由因为怕包围和威吓而表示屈服。我们的方法错了，原以为打倒重臣、阁员就能实行昭和维新，事实上，应该在这之前先打倒内阁。娘的，让我自尽，见鬼去吧！”安藤面如土色，但态度坚决地吼道。
安藤的怒吼，清楚地表明这场震憾日本全国的大事变所必然发生的真相。长期以来，陆军中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互相对立，明争暗斗终于表面化。军阀相互间的内讧，使皇道派终为统制派所降服。
皇道派是一种超现实的天皇亲政论者，他们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改革。与此相反，统制派则是合理主义者的集合体，反对发动政变，主张在维持军事统制的前提下，实行合法的国家改造，所以也被日本人称为政策派。统制派敌视皇道派，皇道派又以实力回击统制派。1925年8月，皇道派的相泽中佐，光天化日之下在陆军省内暗杀永田军务局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永田铁山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有名的秀才，又是统制派的巨头，所以被皇道派视为眼中钉。但是皇道派杀害永田，并不能为政变打开通道，今日“二？二六”事件的挫折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飞机又一次在被包围的叛乱部队上空盘旋，抛撒传单，大喇叭里也在不断地发出号召投降的喊话。
“戒严司令部29日上午8时55分发表告士兵书，内云：敕命已颁，天皇陛下已有诏敕，你们真心诚意服从长官指挥，坚决执行命令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天皇直接命令你们回到原来部队，如果坚持抵抗下去，势必成为违抗敕命、罪不容诛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如今已知误入歧途，就不该因为事情已到如此地步，或者强调情义而继续顽抗。决不能留下叛逆天皇成为国贼的罪名，现在回头还为时不晚，要立即停止抵抗，重返皇军中来。如能这样，以前的罪过将会得到宽恕，这不仅是你们的父兄也是全体国民的衷心期望。务望从速放弃现在的阵地，回到原来岗位！戒严司令官香椎中将。”
这篇告士兵书是由NHK爱岩山广播电台著名广播员中术广播的，他那充满哽咽的语调，不但使平叛官兵为之深受感动，叛军士兵更是为之落泪。
事变最终平息了，整个过程，没有动用一枪一弹。官兵们一个个开始归顺，除了最强硬派的安藤大尉在山王饭店自杀未遂外，其余全部投降。
下士官以下人员仍回原部队，军官们被收容到宪兵队，这时，他们还寄希望于军部，寄希望于日益强大的军人法西斯势力。他们默默地期待着以后在法庭上的斗争。
然而，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场梦，特设的军法会议是按紧急敕命召开的。从4月末开始，只进行了一审，而且既没有辩护人，又不公开审判，他们没有被给予发言的机会。
这场匆忙的判决，于7月初结束了。7月12日，在代代木陆军卫戍监狱的刑场，被宣判死刑的13名军官全部被枪决。上午7时，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香田、安藤、粟原、对马和竹屿5人，身穿草绿色军装，蒙着眼睛，被看守架着押赴刑场。
参与这次执刑的人，有监狱长以下10余人，射手分3班，每班由一名大尉负责指挥，由5名中、少尉任射手。
监狱一隅空地上的刑场，掘有5条深沟，在被处刑者的两侧和背后都堆有沙袋，后面则是高高的砖墙，在相距约10米的枪架上，分别固定两支步枪，一支瞄准前额，一支瞄准心脏。后者是准备射后不能立即死去时再向心脏补射的。每个受刑者都是正坐，身体被绑在身后的刑柱上。
在赴刑场途中香田大尉仍慷慨激昂地对同伴们说：“诸位！我们的死是以满腔热血走向天皇陛下所指引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为天皇而死。让我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5个人并列在刑场上，一个人首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他的人也跟着应和起来。
在那令人窒息的瞬间，射击指挥官根据监狱长的指示，以手势发出了射击的口令。射手们一齐扣动板机，目标是前额部。枪响的同时，突然鲜血飞溅。而此刻，在刑场附近的代代木教练场，步兵演习的隆隆炮声，直至执刑结束还在响彻着。
日本旧时有句表述维新志士心情的话，叫做“恋阙之情”。“阙”是指皇宫。意思是志士们对于皇室寄托着欲罢不能的柔情，但是这种柔情只不过是一种无情的单相思。
这天被判刑的17人的心情，宛如“恋晒”一般，同时也是充满鲜血的对日本天皇单相思的一场悲剧。 遥远的沈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很快得到了东京的消息。走上刑场的13条军魂那种满腹悲痛的遗恨，逐渐变成了仇怨潜移到他的脑海中。作为统制派的代表人物，日后日本的独裁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指导者，他以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让遗恨的烈火在胸中越烧越旺。
“二？二六”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日本军人干预政治、建立军国主义的步伐却大大加快了。3月5日，“二？二六”事变余烬未息，但新宿宝亭饭店的一间密室内，7名陆军部具有激进思想的骨干、统制派的幕僚，已经私下制定好了日本军队和国内政治的新方针，其中三井中佐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他们的野心：“在这次受命组阁的广田内阁中，一定要以我们推举的寺内大将作为陆相入选。要把政党搞垮，建立‘一国一党’的军政府，此为最佳时机，寺内就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他这个特点对我们极为有利，只要我们积极推动，他就会一切照办。为此，首先要使广田内阁的阁员遴选必须符合我们的方针。”
三井神通广大，说到做到。第2天，寺内大将在三井的陪同下，代表陆军部向新闻界发表了颇具威胁性质的讲话：“新内阁必须坚决取缔政党和财界的腐败，应该具有实干精神和无比的气魄，采取积极和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国防为首要目标。从这个意义出发，绝不能允许自由主义者或者企图维持现状的保守派人物组阁，这是整个陆军的强烈要求。”
同日下午，寺内大将率三井中佐等人面见正在组阁的广田，公开反对任用吉田藏为外相、下村宏为拓务大臣、小原直为司法大臣、川崎卓吉为内大臣、永田为文部大臣。寺内态度强硬，不是指责这个亲英派，就是指责那个自由主义、官僚出身或有政党背景，并威胁说如不按陆军意思办，他这个陆军推举的陆相将无法入阁，内阁也将为此垮台。
军人粗暴干涉内政终于在日本政坛公开化了！
寺内和陆军能量更是大得惊人，几番折腾最后终使广田屈服，入阁人选，凡陆军不点头，广田是不敢任命的。
广田艰难地顺着陆军的意思组成了内阁，寺内陆相也开始了他的“肃军”。遭打击的，自然是“二？二六”失败的皇道派。几番重大调整，“九？一八”事变时的陆相南次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7名现役大将，以及3名中将、一名大佐被贬入预备役，共3000余名军官被调整更换。
日本军终于成了统制派一统的天下。
日本政府终于也成了看军人眼色行事的摆设。日后，无论哪届内阁上台，这种风气只是愈演愈烈，直至东条上台后干脆由军人接管。
“为了对抗英美为首的欧美集团，必须建立一个亚洲集团。”
“如以武力向南北扩张，必须实现全国意志的统一和国家的高度国防化。”
“应以经营中国大陆为首要目标，以建设满洲为中心，牵制北部正面之敌苏联，攻击背后的蒋介石。”
……
统制派幕僚们的一揽子提案，终于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以国策的基调确定了下来。为实行军备扩张和进行战争准备，日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开始了有组织的动员。国家总体战规划正逐步成形。
几年徘徊、几度波折，日本终于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进入了日后被日本人自称为“准战时体制”。
磨刀霍霍的日本，终于步入法西斯军国主义歧途。不祥的战争阴云，终于飘过日本海峡，翻滚在日本海彼岸的中国大陆上空。
华北：日本军人反客为主
华北，中国北方的心脏。从军事上说，控制了华北，中国长江以北广袤的大地便失去了与江南的联系。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华北这块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的华北，对中国来说却是个让人充满忧虑的地方。华北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别说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就是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价值的昂贵。但当时的华北却是个十分特殊的地区。这里虽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的话在这里产生的影响有时却比南京中央政府的话还有效力。在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第29军的营房与日军的驻防地相互交错，两军冲突时有发生，两军互为假想敌的演习更是日日不断。在日本人放出的“日中亲善”的宣传声中，人人都能感觉到那潜藏在“和平”烟幕下的腾腾杀机。日本军人反客为主，在华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中国的悲哀！弱国的悲哀！蒋介石自1930年平定国内后，一门心思“围剿”中共和红军，在东北、华北对日本人步步退让，养虎为患，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
1933年，关东军出兵热河，施展武力淫威。9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洒泪撤出察北和冀东地区。从这一天起，六朝古都北平和北方港口都市天津已成了难以设防的城市，成了战争的前线。
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进隆与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面见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和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态度蛮横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日军入关，“河北事件”爆发。此后，又接连发生日军侵略华北和国民党当局在华北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
6月5日，察哈尔省中国驻军在张北县（今属河北省）扣留了4名潜入察省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华北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的风波遂又再起。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此为借口屯兵察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要挟。国民政府命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谈判，27日达成协议，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秦土协定》。协定内容规定：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可在察省自由行动；2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秦土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门户大开。
6月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又向华北中国最高军政长官提出“觉书”。经何应钦与日方密谈，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梅津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又使中国接受了一个屈辱的《何梅协定》，该协定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点定的中国军政人员，以及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至此，中国南京政府经过一系列的妥协、退让，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协定，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已丧失殆尽。一个日本人通过才能设立的地方政府只能维持一点儿面子上的主权和尊严；一支对日军一再退让的29军如何能担得起华北和平津百姓的殷殷重托呢？
但日本人要的是华北的一切，因而连这一点面子上的主权也随意践踏。日军，日本天皇裕仁放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机器，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寻畔滋事，乘机渔利的机会，不断改善着对日军日益有利的战略态势。
1936年，也许预感到了中日战争将难以避免，华北日军在不断增兵的同时，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各战略要点。
1936年7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8月31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丰台中国第29军37师222团1营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事发后，日方既不调查，也不讲理，而以此为借口，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9月18日下午6时，丰台中国驻军第5连，在野外演习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忍无可忍，遂以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中国官兵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不久，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大队从北平驰援丰台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军队毫不相让，当即开枪回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次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终于使日军达到了独占丰台的目的。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丰台不是《辛丑条约》指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使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29军处于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当时的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1939年时回忆道，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