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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斯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在1909年就注意到，虽然只有一种交易即对妇女开放的合法婚姻不允许对她们的买卖讨价还价，但她们可以利用这一自由进行非法的交易：“妓女……是妇女依靠出卖肉体来换取报酬的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汉密尔顿：《婚姻贸易》，第37页。
在当今，有关卖淫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卖淫受到契约主义者的一致维护。
人们维护卖淫所使用的术语再一次说明有些女性主义者在占领契约主义的领域时是心安理得的。
近些年来，有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卖淫只不过是一种工作，妓女就像其他雇佣劳动者一样都是工人。
因此，妓女应该具有参加工会的权力，女性主义者常常提出由工人控制这一行业的倡议。
这种立论方式并不必然导致维护卖淫的结论——人们可以为工会权呐喊，同时呼吁消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但是，由于与这种观点相反的看法的缺席，很多女性主义的讨论都暗藏着这一结论：如果妓女只不过工人的一员，那么相应的结论就是卖淫并没有错。
至少可以说，这种论点是在暗示，卖淫并没有错，其他形式的工作也没有错。
这一结论与契约主义维护卖淫所依靠的假设同出一辙。
契约主义者认为，妓女在某一阶段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金钱。
妓女和嫖客之间是自由交换，卖淫契约与就业契约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可以说，卖淫是就业契约的一个例子。
从契约的观点来看，妓女是她自己的人身权的所有者，可以在市场上出卖这一部分这种财产。
妓女出卖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她自己，也不是她自己的性器官，而是性服务的使用。
妓女与其他工人或这种服务的购买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妓女就像其他“个体”一样与自己的人身财产的关系是外在的。
这样，契约理论似乎为众人对卖淫的批判和反对做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
例如，在契约主义者看来，认为妓女从她自己的交易中受到伤害或贬低的观点是对这种交易的本质的误解。
妓女的肉体和自我并没有提供给市场；她所出卖的只是她的服务，并没有对自己造成损害。
他们告诉那些认为妓女是妇女对于男子的从属地位的写照的女性主义者，这种观点是对性的过时态度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态度是由于男人的宣传和妇女处于依附地位的旧世界的作用而形成的。
JR里查兹（JRadcliffe Richards）也持这种观点，参看他的《怀疑主义女性主义者》（The Sceptical Feminist：A Philosophical Enquiry），第246页。
契约主义者甚至宣称，“人们有权做性生意。
“DAJ里查兹：《性、毒品、死亡和法律：论人权和歧视》（Sex，Drugs，Death，and the Law：An Essay on Human Rights and Decriminalization），第121页。
捍卫卖淫的人承认，就这一行业的当前情况来看，为了有利于名副其实的自由性服务市场的运行，进行一些改革是必要的。
然而，他们始终认为“健康的卖淫”是可能的（这个术语来自拉斯。埃里克森）。
这一术语是埃里克森（LEriccson）在《对卖淫的指控：哲学评价尝试》（Charges Against Prostitution：An Attempt at a Philosophical Assessment）一文中使用的，该文载于《伦理学》，第90辑，1980年，第335～366页。
健康卖淫观念表明，卖淫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的、契约主义的维护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观点。
卖淫被说成是对任何人都适合的。
契约自由和机会平等要求卖淫契约应该对每一个人公开，任何个体都应该能够在市场上买卖这种服务。
任何人，无论他是男还是女，是年青还是年老，是白人还是黑人，是漂亮还是丑陋，是健康还是残废，只要他或她需要性服务，就都应该能在市场上买到。
卖淫成为一种治疗——“卖淫作为一种治疗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里查兹：《性、毒品、死亡和法律》，第115页和第108页。
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社会工作或护理（照顾“残疾病人的内部健康”）。
埃里克森：《对卖淫的指控》，第342页。
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对于性的不适当的看法而被排除在外。
无论是女驼子还是男驼子都应该可以找到某个出卖这种服务的人。
这个例子引自麦克英托什（MMcIntosh）：《谁需要妓女？男性性需要观》（Who Needs Prostitutes？ The Ideology of Male Sexual Needs），载于C斯马特（CSmart）和B斯马特（BSmart）编辑的《妇女、性与社会控制》（Women，Sexuality and Social Control），第54页。
捍卫普遍卖淫的人认为娼妓应该两性都有。
女人应该与男人一样有机会在市场上购买性服务。
人们习惯于把“娼妓”视为女人，实事上，大多数娼妓就是女人。
然而，对契约主义者来说，这只不过是卖淫里的一种偶然事实；如果健康的卖淫建立起来了，双方的身份或者说性规定性（男人作为服务的买者和女人作为服务的卖者）就会为契约所取代，为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所取代。
只要对性契约的故事稍作考察就能发现，任何把卖淫普遍化的尝试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
偶尔有报道说，在像悉尼一样的大城市里，有少数面向异性的男妓（较早出现的吃软饭的人意义与此完全不同），但是他们仍然为数稀少。
而面向同性的男妓却并不稀奇，他们与妓女没有什么不同。
性契约的故事表明“娼妓”之所以是女性是有充分的原因的。
这个故事是关于异性关系的——但它也讲述了兄弟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如何创造的。
兄弟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我现在的讨论范围，但是，正如玛丽莲。弗莱所说，“‘乱伦禁忌’成为标准的男性特征的一部分。
“费莱（MFrye）：《现实政治学：论女性主义理论》（The Politics of Reality：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第143页。
如果男人们被关在一起，不能接触女人（如在牢房），他们是不会遵守这种“禁忌”的；男性性特征表现为像女人一样使用其他男人（通常是年轻男人）。
这种禁忌是必要的；在兄弟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使关系超过伙伴关系的企图。
但是，如果兄弟团体的成员想扩大他们的契约，如果他们为从性的方面使用彼此的身体立约，那么竞争就会削弱原始契约的基础。
从契约的角度来看，禁止使用这一特殊的男性性权法则纯粹是武断的，男人对此所持有
的热情是难以令人理解的。
有关现代男权制的原始创造的故事有助于对此加以理解。
就我所知，捍卫表面上中性的、普遍的、健康的卖淫秩序的契约主义者并没有从他们的观点中看到它的逻辑结论。
身份制的彻底失败和契约制的胜利应该导致婚姻的取消和有关普遍卖淫的经济协议的出现，一切个体在必需时就立定短暂的性契约。
对于这些契约的惟一合法的限制就是另一方是否自愿提供这种服务；对方的性别无关紧要。
年龄也不是确定的限制，不过至少有一个契约主义者在这一点不再坚持反对父权主义。
埃里克森在《对卖淫的指控》（第363页）里说（不能令人信服），“父权主义”与他从契约的角度对健康的成人卖淫的维护是不相冲突的，但未成年人的卖淫应该禁止。
他把这个问题作为童妓存在的一个原因而提出，但他没有提到需求问题。
为什么男人需要与（有时是非常小的）孩子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会有像菲律宾的帕格桑爪这样的迎合这种需要的地方存在？这个问题我在此不便深谈，但最近的一项对“乱伦”（父女之间的乱伦是最常见的形式）的调查表明，在婚姻关系中，“很多男人习惯于对一个较弱的不情愿的人发生性关系”；参看布莱恩斯（WBreines）和哥顿（LGordon）编辑的《家庭暴力新学问》（The New Scholarship on Family Violence），载于《符号》，第8辑，1983年，第3期，第527页。
任何有关卖淫的讨论都会遇到重重困难。
虽然契约主义者现在否认（大多数）娼妓都是女人这一事实有任何政治意义，但卖淫总是被视为一个有关妓女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妇女的问题。
卖淫是一个有关妇女的问题，这种感觉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对卖淫的批判都可能引起当代契约主义者对女性主义者这样的指控：批判卖淫是对妓女的轻视。
认为卖淫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并不必然隐含着任何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妇女不利的判断。
当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和就业契约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工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工人的战友。
然而，几年前时兴过的错误的意识观念表明，有关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有关工人的问题。
把资本主义的问题归结为工人意识的缺陷就是把注意力从就业契约的另一方资本家那里引开。
同样，卖淫是一个有关妇女的问题这一男权制的假设也可以保证卖淫契约的另一方可以免受考察。
一旦性契约的故事讲述出来，卖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关男人的问题。
因此卖淫问题就成为这样一个问题：男人为什么要求女人的身体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拍卖？性契约的故事也为此提供了答案：卖淫是男性性权法则的作用的一部分，是男人保证得到女人身体的一种方式。
在当今女性主义对卖淫的批判有时不被接受，理由是妓女剥削或欺骗她们的男客户；被说成是被害方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确实，妓女常常通过各种贸易策略和诡计主导与客户的交易。
然而，正如借助仁慈的丈夫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婚姻观是没有把特殊的夫妻关系与婚姻制度的结构区别开来一样，妓女剥削男客户是卖淫契约的一个特例，应该把它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卖淫区别开来。
正如婚姻结构中“妻子”从属于“丈夫”一样，在卖淫制度中，“妓女”从属于“客户”。
有关卖淫问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很多官方的报告，人们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妓女心理学和病理学上。
1969年，一个在英国被广泛传阅的小册子有这样的话：“卖淫证明是一份原始的退化宣言”。
内务部1974年的报告声称“妓女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完全背道而驰，简直可以与吸毒相提并论”。
麦克列奥德（EMcLeod）：《男人制订的法律是为了男人？街头妓女反控制运动》（Manmade Laws for men？ The Street Prostitutes Campaign Against Control），载于胡特（BHutter）和威廉姆斯（GWilliams）编辑的《控制妇女：正常的和离经叛道的》（Controlling Women：The Normal and the Deviant），第63页。
也有很多人关注妓女沦落的原因。
证据表明，妇女之所以从事这种交易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妇女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取食物。
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一个人（《我的秘密生活》的作者）问一个没有职业的贫困年轻女子说，“你为什么要让男人干，为了腊肠卷？”她回答：还为了“肉饼和点心”。
引自西格沃斯（EMSigworth）和怀克（TJWyke）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卖淫和性病研究》（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载于维西鲁斯（MVicinus）编辑的《默默的忍受：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Suffer and Be Still：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第181页。
当代妓女也从“常客”（如面包师）那里接受食物，参看麦克列奥德的《工作妇女》，第6页。
广而言之，比起男权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对妇女开放的其他工作来，卖淫能挣更多的钱。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全国女士协会（Ladies National Association）反对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的妇女运动认为卖淫对贫困妇女来说是收益最丰厚的行业。
1980年的调查表明，英国的妓女与大多数女工相比收入要高得多，与男工相比也处于中高收入档次。
麦克列奥德：《工作妇女》，第17、20页，表12（a），12（b），13。
美国电影《工作女孩》描绘了卖淫对于具有大学学历、想一夜暴富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吸引力。
妓女们还谈到独立的程度和这种工作所提供的灵活性，卖淫还可以与做家务活和照看孩子相安无事。
现在，吸毒也成为了妇女沦落风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妇女沦为娼妓的原因比较容易弄清楚，但什么才算卖淫却没有那么容易弄清楚。
大多数讨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卖淫”的意义是自明的：“我们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术语指的是什么。
“埃里克森：《对卖淫的指控》，第348页。
要把我们社会里业余卖淫者和专门从事卖淫的妇女区别开来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何况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里的活动也非常不同。
一个最顽固的观点是，卖淫（像男权制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特点，这种观点用一句老话来总结就是卖淫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
这句老话可以用来指古往今来我们都称之为卖淫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
例如，一个捍卫卖淫的契约主义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卖淫”是从古代寺庙卖淫发展而来的。
里查兹：《性、毒品、死亡和法律》，第88页。
有关寺庙卖淫的不同看法，参看勒纳：《父系制的确立》，第6章。
有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活动也被授予同样的社会意义，如：古巴比伦的寺庙卖淫、贫困妇女出卖肉体以为自己和孩子换取食物、“白奴”、为军队提供服务的战地妓女、向白人开拓者提供服务的妇女。
参看巴里（KBarry）：《女性性奴隶》（Female Sexual Slavery），第3～4页、第80～83页。
马莱亚（Malaya）妓院二战前在莱罗比很流行，怀特（LWhite）在《二战时期莱罗比的妓院、认同感和阶级意识》（Prostitution，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Nairobi during World War Ⅱ）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讨论，该文载于《符号》，第2辑，1986年，第2期，第255～273页。
莱罗比的工人供养不起离开农庄到城里与丈夫在一起的妻子，殖民当局没有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处。
男人们光顾马莱亚的妓女，她们“提供床——干净衣物、饭菜、洗澡水、热餐、冷餐、茶，还陪伴他们……过夜的男人……还可吃早餐”（第256页）。
应该如何对这种服务归类？它是一个扩大了的卖淫契约还是一个简约了的婚姻契约？是否所有这些社会实践与男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卖淫契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实际上，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当代意义上的卖淫——这种卖淫形式使契约主义者捍卫“健康的”卖淫成为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历史现象，它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形成的。
关于英国，参看沃克维奇（JRWalkwitz）：《卖淫和维多利亚社会：妇女、阶级和国家》（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Women，Class and the state）；关于美国，参看罗森（RRosen）：《沦落的姐妹：1900～1918年的美国妓院》（The Lost Sisterhood：Prostitution in America，1900～1918）；关于新南威尔士，参看阿伦（JAllen）：《20世纪早期新南威尔士州妓女无产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Prostitute Proletaria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New South Wales），载于丹尼尔斯（KDaniels）编：《世事艰难：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妇女和卖淫》（So Much Hard Work：Women and Prostitution in Australian History）。
娼妓是一个分散的从事某项特殊工作的雇佣劳动者群体，卖淫是男权制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这两者都不具有普遍性。
在这三个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娼妓都只不过是偶尔工作的穷人中的一部分。
这一阶层的妇女断断续续地从事卖淫活动，她们也断断续续地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
娼妓并没有被当成一个特殊的妇女阶层，她们也没有从其他劳动者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孤立出来；专门的“卖淫”这种职业尚不存在。
例如，在英国，当代意义上的卖淫是由传染病法（1864，1866，1869）的出台而促成的。
根据这一法令，驻军城镇的妇女可以由便衣警察认定为“公妓”，强制接受妇科性病检查，如果受到感染，就强行关进医院。
为废除这一法令而举行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皇家委员会有关这个法令的有一份报告并没有接受公共卫生必需不仅对妇女而且还要对士兵和海员进行定期的性病检查的建议，报告认为“妓女与光顾她们的嫖客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对于一方来说，这种冒犯是一个收益问题；而对另一方来说，它是偶尔放纵一下的自然冲动。
“引自特拉斯特兰：《是恶心人还是损人？检察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