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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理念出现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所涉及到的不外乎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今所涉及的是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国家和民族去拯救的问题。这新的民族精神震撼着年轻的官员将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以及农村的绅士们，唤起了他们强烈的要求改革的呼声，这种认识与要求远比自强运动要深刻得多。那些仍然把中国文化看作为最卓越的而要全盘保留的保守派，对改革提出异议：“如果国家丢掉其过去，那么前辈们的思想观念还能保持下去吗？”
走在这场民族运动最前面的是两位年轻的儒家子弟：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两位都是神童。康有为在7岁时就能用很复杂的古文风格撰写杂文，而梁启超17岁时就考取举人。在参观了香港以及上海的外国租界地之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致力于研究西学，并逐渐形成了信念：作一名中国的改革者。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么进士的头衔是必须的。故此，康有为于1895年与梁启超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殿试。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刚刚传开消息，政府要与日本签署辱国丧权的和谈协议。康、梁撰写了给皇帝的万言请愿书，并且征集了准备参加殿试的603名考生的签名。这是中国的现代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游行”。这份请愿书向皇帝呼吁，驳回和谈协议，撤离首都，继续战斗。正如所想像的那样，请愿书到不了皇帝手中，但它却铺垫了康有为成为改革领头人的道路。
从此刻起康有为一封又一封不断上书给皇帝，而其中仅有一封到了皇帝手中，这也许是由于这封信更多的是以现实的经济问题论述了政治改革的缘故。此外，康有为和他的改革同僚们还经常为那些颇有份量的政治期刊撰写文章，对政府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康是以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的。正是通过这场改革，日本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强国，而且它把儒家的伦理、西方的政治机构、军事装备以及工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持续稳定的帝制结构把天皇与人民统一在一起，并且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为了使自己的改革建议“完整系统化”，康有为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一种儒家的新观念。早在1891年，他就完成了《新学伪经考》。1897年又出版了他那有独创性的《孔子改制考》。他试图证明，孔子不仅整理编辑了许多典籍，而且自己也著书立说。康有为把过去理想化，并找到了一个珍贵的黄金时代，以赢得统治者对改革的支持。该书在儒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像上一本书一样，为政府所禁止。
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从而引起了新的危机。此时康有为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召见。他把自己的第五封上书面呈皇帝。在这份上书中，他围绕着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作为例证，他向皇帝介绍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的任何一次继续延误，只能给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入侵以机会，而且有可能灭亡清王朝。后来当他的上书不能继续上呈皇帝时，他们就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这些内容传遍中国，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决定，康有为可以不经过有关衙门而直接面呈折子给他。皇帝的尊严增加了，他要借助于康有为及其改革派的帮助，成为明治（维新）皇帝第二。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康、梁以及改革派的其他成员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由此开始，皇帝发布改革谕，启动改革变法，此持续了103天。
按照诏告，他们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撰写论现代改革的文章取代了那令所有考生不得不多年苦练的文体特别的“八股文”。提出在北京设立大学，在各省建立现代学堂，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新东西都要学习。他们还提出了许多管理改革措施，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命进步的改革者为官；为农、工、贸的发展，设置了12个办公室并建立相应的专业学校，规范铁路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充分显示了改革者的人生追求，但是他们既没有考虑年轻皇帝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考虑到他受约束的真正后台，从而忽略了寻求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机会。显然他们只是想依靠从理论上讲儒家帝制中那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事实上无权无威，尤其是维新派是以假定皇帝会抛弃旧传统、愿意走一条新路为前提的。
1875年，慈禧太后在其子早逝之后，过继了一位当时才3岁的侄儿光绪，并把他立为小皇帝，以便自己作为母后能够继续垂帘听政。1888年光绪成年，并接过了朝廷的领导权。而慈禧则搬迁到重新修建的颐和园，从这里她继续遥控着清王朝，尤其是她手中握有北洋军阀。慈禧起初不得不认可了现代的改革维新，只是不满光绪所诏告的改革计划走得太远。特别是她也意识到了，这场改革同时也含有解除她的权力之目的。由此，这场改革也就变成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之争。
慈禧冷眼旁观，当这场改革使整个幕后权力集团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即刻出击。1898年9月21日，她以宫廷政变结束了这场“闹剧”。她拘禁了皇帝，把他囚禁在皇宫西南皇家园林中的一个小岛上，直到1908年他去世。康、梁逃亡日本，改革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却拒绝出逃，宁死不屈。他与另外五名改革者一起被处决。光绪的改革诏告基本上全部被废除，其中很少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皇家大学的诏告。慈禧太后在一封旨昭中把康有为的著述宣判为“堕落而不道德者”，并宣称：“我大清王朝是按照儒家学说领导的”。
无法拯救清朝的改革（1901～1911）
1898年，国家改革运动作为第一次尝试被终止了，但是发展却没法被停止下来。两年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太后及其身边的满族贵族所执掌的中国陷入灾难，太后反动的保守主义面临危机。为了尝试着拯救自己和拯救清王朝，慈禧太后此刻不得不顶着内部的反对意见，转向改革。政府在1901年以来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以光绪皇帝的诏书昭告天下。1905年，日本获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的维新党把它解释为保留帝制对俄国君主专政的胜利，慈禧由此看到，还得继续实行帝制。可惜改革来得太晚了。它不仅再也无力拯救清王朝，而且只能加速它的垮台。
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就是，1905年8月废除了儒家的科举考试，从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废除科举考试也就自然的结束了那种自宋代以来由国家倡导支持的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和绅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受了不同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一个由工程师、经理和自然科学家所构成的特殊阶层。
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48
“打倒孔家店！”（1905～1923）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新文化，你在何处？（1923～？）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
即便中国知识分子略微早一些接受了西方民主，他们所希望的也未必是一个民权、民主的政府，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人人都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砸碎儒家的封建枷锁，唤起每个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于这么两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科学的理论，并以此赢得了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尚。第二，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人历史使命，中国不必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相反，它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故此，陈独秀最初还是追求西方民主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快就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曾安排年轻的毛泽东作图书馆助理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帮助下，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于1920年分别在上海（陈独秀领导）、北京（李大钊领导）和湖南（毛泽东领导）诞生。
1921年，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3年，孙中山接受列宁主义重新改组国民党。由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竞争确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五四运动”的时代结束了，它以摧毁古老的儒家文化而为随后的时代作了精神上的准备。“五四”的成果在于，它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问号，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位置应该由什么来取代？在此后不久，共产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1949～1976）
第十三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
（1949～1952）
北京，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昔日皇帝居住过的高墙深宫前的广场上，人们静静地等待着。在中国人心目中，这里是中国和世界的中心。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涌动了起来，在经历了长征考验的最亲密的战友们的陪同下，毛出现了。他穿着一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