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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的头顶上有了屋顶，也就是说，有了一片干面包和宁静。我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俄国沙皇每年来这里狩猎。我在秋末安下心来。我没有许多事要做，我有充分的时间写作和发呆。我依靠茶、面包和梦生活。我二十二岁，身体健康，只有一件外套，靴子上布满裂口。我信任这个世界，心中有无数大胆的设想。我狂热地写作：十幕剧，收不住尾的长篇小说，一卷又一卷短篇小说，大量的诗歌。然后，我又无情地撕毁一切，扔进火里。我生活在孤独之中；我没有朋友；当局以及同事都不喜欢我；我很不尽职。我既不能适应周围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不能适应我的生活条件。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和难以忍受的。苦难抓住我不放；它伤害我，另外还有寒冷。白天，我必须在户外监督工人；夜晚，我的屋子这样寒冷，我只能裹在一件皮大衣里写作，将墨水瓶搁在灯下，免得墨水冻结。
这样的磨难我忍受了两年，但终于写出了六篇似乎有些苗头的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华沙一位批评家，六个月后，我收到一封赞赏的回信。他甚至屈尊把我推荐给一个出版商。经过一番新的努力，我的短篇小说集获得出版。我的全部身心充满不可言状的快乐：我终于找到我的路。但是，这一好运与我的官僚主义职业发生抵触。管理部门辞退了我；他们需要工作人员，而不需要文人。
我捆上行李，里面主要是手稿，还有可观的三卢布五十戈比，去华沙征服世界。我开始了新的苦难历程，四处流浪，与命运搏斗。
我无处求援！我已经跟我的家庭断绝关系。他们不理解我，为我的命运哀叹。整整六个月，我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我只在月光下出去。我衣衫褴褛，无法获得工作机会。我与同我一样不幸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我在我的庇难所对面的大教堂里写作，那里温暖、庄严、安静。风琴和宗教仪式滋养我的灵魂。在那里，我曾接连几天阅读奥古斯丁、《圣经》和教会著作。我越来越严肃地考虑自杀。大地正在我的脚下裂开。我感到可怕的死亡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的信念越深刻，我对死灭的迷恋就越强烈，无休止的饥渴将我推向深渊。
初春四月，我看见朝圣者前往琴斯托霍瓦，那里明媚的山上有圣母像，以种种奇迹著称于世。我挣脱我的枷锁，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不记得哪家杂志预支给我二十五卢布。约我描写那次朝圣。
整整十一天，我在奇妙的春色中行走，头顶上是太阳，身周围是青枝绿叶。《朝拜光明山》（1895）发表在华沙一家有插图的日报上，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几个月后，我写了《喜剧演员》（1896）。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包括著名的奥霍罗维茨博士在内的一群唯灵论者。我去伦敦降神学社探究唯灵论问题。回来后，我写了《喜剧演员》的续集《酵素》（1897）。接着，我去罗兹调查重工业状况，开始写作《福地》（1899）；此后，我去巴黎。我在法国图尔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度过好几个月。我写了《利利》和一些短篇小说。我比较有计划地旅游意大利，主要逗留在索伦托。1902年，我在华沙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伤，此后，我的健康一直没能完全复原。
在1903—1904年，我出版了《农民》的第一版；最初，它只是一卷本。我把它扔进火里，重新改写。这次，它被分成四卷（1904—1909）。接着，我写了《吸血鬼》（1911）——反映我的唯灵论经历——两卷中篇小说，同时开始研究十七世纪末叶波兰衰亡的历史。我写了题为《一七九四年》（1913——1918）的三部曲。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卷《起义》写于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我也出版了另一卷中篇小说。1919年4月，我去美国访问居住在那里的我的同胞。
1920年，我回国。1922—1923年，我写了《挑战》，同时我开始患有心脏病。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热烈盼望它们能够问世，但是，死神允许我吗？
林 凡译
①莱蒙特获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没有举行官方仪式，本书缺授奖词和受奖演说，只附录作者自传。
鄒靖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