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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石原还有一点邪门的，他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的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说过有一批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忙着为总理田中义一挖坟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抽鸦片的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过来了，他如果会去管正事的话那母猪都会上树了，还嗖嗖的呢。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更要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实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是首相，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五）
田中一看风声不对，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几天你田中不刚刚来汇报了吗？一下子那他就给轰了出去。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来败战时的首相）说田中说话前沿不搭后语，看到他就烦。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就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样，在当时一片“皇国论”的历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给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田中义一本人也于9月29日去见了天照大神。
田中义一的死，一般说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田中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老冰总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种说法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为昭和天皇在开脱，其实是在主张天皇没干涉过政治的意思。
昭和天皇据说从这件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对国事发表过看法。因为内大臣木户幸一（后来的甲级战犯）警告过他，说这门“天皇功”你们家练了这么多辈了，不外法门就是装聋作哑，这现在老爷您可练得有点偏了，怎么把个当朝宰相给吓死了。从今往后，老爷您可得闭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后来也确实没怎么多过嘴。就两次，一次是2。26事件时坚持要杀为首的叛逆，还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弹以后，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两派又争执不下，最后来请“圣断”。昭和天皇选择了接受。
没多嘴是没多嘴，可也没有反对什么。说实话，天皇真要是反对，那谁也都玩不起来，所以战败以后，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吊胆。昭和天皇倒也说不上是什么甲级战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战争责任起来，安个“不作为”的罪名，废了他，不让他们家接着练“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麦克阿瑟不想废除天皇，蒋介石也不反对，加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帮着把罪名全接了下来，天皇也就平安无事了。
那边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也是谜团深深。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主谋真的就仅仅是河本？还没有其他“二叶会”成员和参谋本部的人参加？荒木贞夫真的是事后才知道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河本们准备怎么办？有没有增援力量？这些都不知道。东京军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号称是“陆军第一支那通”的第十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陆大29期）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
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时是第十六师团步兵三十旅团少将旅团长，在他的《佐佐木少将私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
其实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满洲情结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儿玉源太郎的这句话，虽然被伊藤博文驳了回去，但意义是相当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陆军对满洲的固有看法，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日满一体论”的那种东西。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是不是“日本”的倒还是其次）。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的就是满洲政策。要维护所谓在满蒙的“帝国权益”。
常常可以看到“满蒙权益”这个字，那么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满蒙地区”到底有些什么特殊权益呢？主要有以下七项：
（1）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2）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3）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4）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托经营权。
（5）矿山开采及森林采伐权。
（6）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7）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内）。
这些大多是出于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从沙皇俄国手里接受来的，又由当年12月的《日清善后条约》得到确认。尔后1915年的《日中条约》（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21条”）又大大加以了扩充。
你看这些“权益”怎样？由于这些权益的存在，东北其实已经是日本的半殖民地了。可是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他们要求更多的权益。
而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则正好是为这种垂涎或者情结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大作退出现役后，还是在满洲混。先任“满州铁道”理事，后任“满洲炭坑”理事，负责帮关东军的后辈参谋们挣钱。什么意思？石原们搞满洲事变的经费几乎都是河本给的。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陆大34期）的邀请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
这个花谷正也是关东军出身，皇姑屯事件两个月后赴关东军任少佐参谋。后来在石原莞尔手下混，参与柳条沟事件（9。18事变）。1955年曾经写过一篇《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9。18事变参与者自己写文章说明9。18事变，这是几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谈到了搞阴谋用的资金来源：“因为有河本前辈，用钱根本就不要考虑”。
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受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六）
但是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二流子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还不如不干。
但前文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50万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