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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反观日本，自六月二日阁议出兵后，日本参谋本部即下令广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命调其所统之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十二门），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混成旅团至六月十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八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九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十二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十三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六月十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十一日出港，至十三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船，于十五日先后进入仁川港。十六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二千六百七十三人，马一百八十六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四千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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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风满楼
从六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着从朝鲜搬兵的问题开始了频繁的交涉。在这场交涉中，由于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而清朝中枢内部又和战两歧，难以对朝鲜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因此，交涉的结果只能对日本有利，使它赢得了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
集军事外交重责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的情况既不真正了解，对整个形势也缺乏正确的估计，所以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处处桩动。起初，当朝鲜政府乞援时，他采纳了袁世凯出兵朝鲜的建议，对日本“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毫不置疑，并未料到日本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及日本已经出兵，他先是于六月七日要求日本只派少量军队．九日，总理衙门即以此意照会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十二日，小村复照总理衙门，断然拒绝无须多派军队的提议。其后，日本继续增兵不已，李鸿章始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中日双方开始了历时近一个半月的交涉。
六月十二日，日本大岛棍成旅团先遣部队抵仁川时，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业已出发，正在驶向仁川的途中。此时，汉城非常平静，日本突派大军压境，颇引人注目。各国驻汉城公使对日本的举动无不吃惊，而且持有异议。正是在这种外交的压力下，大鸟圭介才主动同袁世凯商谈双方撤军问题。到十五日，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即就分批撤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只差双方互换公文了。事实上，早在两天前，大鸟已经接到了陆奥宗光的电令，不仅反对从朝鲜撤军，而且明确指出：“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撤军谈判进行到第五天，便由于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而宣告失败了。在谈判中，李鸿章坚持两国同时撤军的原则，应读说是公平合理的。但是，由于他未能觉察日本蓄谋挑起衅端的野心，所以在原则行不通时未能采取适当的策略。在此期间，朝鲜政府曾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队一旦撤离朝境，那末，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其精心策划的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想提也提不出来了。所以，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话，日本尽管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想急于挑起衅端则势所难能了。
六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在使双方撤军谈判破裂之后，向中国提出了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日本之提出此案，是想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以达到进一步挑衅的目的。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皆据理驳斥日方提案．李鸿章同意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的意见，认为“尚是正论”。并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已看出了日本的浸略野心．他还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总理衙门也告诫日本：
“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在谈判中通过斗争来保全和局，坚持了原则立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李鸿章并无充分的估计。他不是加强战备以保全和局，而是用绥靖手段以求和局，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六月十七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李却复电曰：“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十八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建议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李鸿章也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住仁川，以“聊助声势”。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他致电总理衙门阐述己见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到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李鸿章的这一幻想也就破灭了。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继续派出第二批部队，并撇开中国而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日本挑战的意图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当时，日本方面虽百般威逼，朝鲜政府仍严正指出：日本“严限实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并表示：“内政改革一事，须待贵军撤回之后，我政府可实行之。”拒绝了日本以高压手段强勒“改革内政”的计谋。此时，清政府主要依赖列强进行调停。在朝鲜，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交涉已告终止，在北京，总理衙门与小村寿太郎的谈判表面上述在进行。先是七月四日，小村至总理衙门表示，“愿两国相商，不甚愿他国干预，以免日后牵制。”并说明“已按其外务电，予以商议之权，日内必能开谈”。其后，总理衙门与小村进行了两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七月七日，中目方面参加的有奕劻、孙毓汶、徐用仪、崇礼、张荫桓五人，日本方面则由小村寿太郎携书记官兼译员郑永昌参加。其主要对话如下： 小村：“对于此次事件，如贵我两国不速开协商之端绪，恐日益受他国之干涉，此应为特别注意之事。” 孙毓汶：“贵政府对此事更应提出办法，我政府希望据此与贵署大臣达成协议。” 小村：“目前自朝鲜撤出两国兵员，乃谈判开始先应议定之事项。即对于搬兵之方法和时间进行必要之协商．此点仅供贵王大臣参考，故明言之。” 孙毓汶：“如同意以此为协商之第一项，本大臣亦表同感。” 奕劻：“早者明日，迟者亦不过后日，可答复之。” 小村：“此事急需处理，希望至迟后日必须答复．”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国提出的双方撤军建议，并决定制造决裂的口实，小村对此不会不知道，而他却主动提出再议撤兵问题，显然是有意地引中国上钩。奕劻、孙毓汶等误认为是列强调停奏效，欣然应诺，结果大上其当。
第二次会谈如约在七月九日举行，双方的参加人员未变。其主要对话如下： 奕劻：“望贵我两国进行协商，迅速结束此事。然而，目前两国派出众多兵员，一则使各国产生种种疑虑，难免会有来自他国的多方干涉；二则恐两**队发生意外冲突，遂有破坏两国友好之悬念，故贵我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乃当务之急。” 孙毓汶：“顷接朝乱已平之报告，故两国兵员已无驻扎之必要。两国先将兵员撤回，然后再协商善后之策。盖两国撤兵乃执行《天津条约》之明文也。” 小村，“朝鲜目下安宁，然明日难期．一旦两国搬兵，乱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两国充分协议，以绝乱源。谈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为实现日后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孙毓汶：“贵我两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而出兵，业已平安朝乱。今国王既请求撤兵，责我两国亦应遵照《天津条约》之明文，约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当之处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时，我兵员决不撤回。” 孙毓汶：“目前两国出兵朝鲜，引起各国种种猜测，以至试图干涉之。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两国之兵。况且撤兵之举，井非不再谈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 小村：“如此，为免于误解，本官可将贵王大臣意见之要点重复如下，现今朝鲜内乱业已平定，根据《天津条约》之明文，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且两国驻兵朝鲜，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因此，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 徐用仪：“如是，无误。” 奕劻：“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望速报知。”
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仍不积极进行部署．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七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及到七月十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十六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议间，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
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縻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