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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获悉了这位朝鲜大儒待在沈阳的理由之后，黄台吉便令手下的侍卫替他去寻找遗失的家人，准予他带着这些家人回朝鲜去。以此来隔绝了，此人对于豪格的影响。
弄明白了豪格思想变化的原因之后，黄台吉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思路上，思考着如何继续清理莽古济格格谋逆案的后患。当他下令凌迟了自己这位姐姐之后，他就没打算再放过自己的两个外甥女，毕竟这两个外甥女所嫁之人实在是太过重要了。
豪格有身为隐形储君的地位，而岳托却是子弟贝勒中的领头人，如果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大清非乱套了不可。虽说黄台吉此时已经清理了敢于公开反对自己的政敌，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没有能够抗衡他的政治力量。
不管是大贝勒代善，还是两白旗的多尔衮兄弟，都是表面臣服于他，而却都拥有各自势力的政治派系。如果豪格和岳托不服从于他的命令，除掉自己那两个外甥女，那么他们和黄台吉之间的不合，很可能就会被外人所利用，这就会令黄台吉陷入左右为难的地步。
黄台吉若是不出手对付豪格和岳托，那么对手就会利用他们来反对自己。但若是黄台吉被迫出手对付豪格和岳托，那么他打击的却又是自己的实力，这无疑会令他的支持者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不过就在黄台吉思考着如何说服豪格、岳托放弃自己的福晋时，从北镇、复州两地突然传来了警讯，义州和金州的明军突然有所异动，似乎有大举进攻的预兆。而且驻守北镇的济尔哈朗还收到了明使送来的通牒，要求沈阳方面立刻送还被扣押的四海贸易公司职员，并赔偿公司物资被没收的损失。
黄台吉自然不会接受明人送交通牒的要求，虽然他在查封四海贸易公司仓库之后就后悔了，但是他可没打算承认自己处理此事时有些失当了。他不过是想着先拖延一段时间，等沈阳百姓忘记了这件事，再派人和这些商人加以交涉，看看能不能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解决掉这个问题。
而明人送来的通牒就有些打他的脸了，这无疑是将整件事的责任都扣在了他头上，让大清的臣民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他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这怎么能够忍受呢。
此外，自天命汗建国定基以来，虽然后金小而明国大，但是在两国的往来记录中，一直都是后金占据上风，而明国占据下风。如今明国以高高在上的口气要求大清交还人员赔偿损失，这是真把大清当成属国了不成。
面对这样的形势，黄台吉只能暂时放下其他盘算，开始着手修复内部的共识，团结一致对抗明国的进犯。岳托和豪格算是找到了脱离沈阳这个权力倾轧之地的办法，以缓和现在同黄台吉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人纷纷上书黄台吉，表示愿意前往北镇协助济尔哈朗抵御明军的进犯。
黄台吉衡量了一番之后，拒绝了豪格的外出请求，而是令岳托前往北镇主持防范明军进攻的事务，令阿巴泰带兵增强复州的防御，并要求多尔衮负责同明人办理交涉，妥善处置明人通牒的事件。
在沈阳城内因为莽古济格格谋逆一案而人心惶惶的时候，北京却正刮起了一场自然科学上的狂热风暴。这场狂热掀起的源头，来自于伽利略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地球到底有多少重量。
这十年以来，正是大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因为皇帝的兴趣问题，研究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了新学最为重要的方向。而在这种研究过程当中，自然也就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难题。
比如地球的半径究竟是多少？地球的表面面积又有多大？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有多长？地球距离太阳有多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不考虑历史的进程，北方新学学者研究的这些自然科学问题，同南方士人研究的各种享受事物其实都可以归于一类，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属于无用之技。
但是如果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两者对于人类历史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却是天壤之别。当然，现在的大明人并不了解这两类学问之间的区别。北方士民之所以如此追捧自然科学，完全在于南方士人研究的享受事物普通人可享受不到，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却似乎只要智慧就够了。
大明的普通百姓虽然觉得自己未必有这样的智慧，但是自己的子孙可未必没有这样的智慧。朝廷开办的学校不就是教授着这样的内容么，只要子孙能够按部就班的读下去，未必不能成为皇家科学院的一员，至不济中学毕业之后也能做个管事什么的，可比都圣贤书考科举的路途要平坦的多。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北京城内的士绅官僚子弟们，也开始出钱资助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不再是花钱办什么诗社文会。毕竟自然科学研究出了成果，他们就能获得皇帝的亲自接见和嘉奖，而诗社文会却从来得不到皇帝的关心。
主持这场实验的伽利略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年轻时代的比萨城，当他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时，下方也是人山人海的居民。而这一次几乎有数万北京居民围绕在了石景山的一处峭壁下，完全把实验场当做了庙会来逛。
实验是基于万有引力设计的“铅垂线法“，当伽利略接触了崇祯提出的三大力学猜想之后，便进一步完善求证了三大力学定律，并进一步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都是互相吸引的，引力大小与这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中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计算地球质量的依据，正是来源于这条定律。但遗憾的是，虽然闹腾了三日，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山风和各种振动的影响，远远超过山体和铅球之间的微小引力，实验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数据。
不过伽利略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认为这只是自己没有找到正确的实验方法而已。虽然这场实验的失败让他受到了不少舆论攻击，但是崇祯还是站出来支持了伽利略，他公开表示：“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失败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就好比幼儿学习走路，如果不摔上几个跟斗，又怎么能够学会走路呢…”
第656章 无用的科学？（）
采用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力学，本就是伽利略·伽利莱开启的先河。而崇祯从后世剽窃过来的牛顿运动定律，则为伽利略在宏观世界和低速状态下研究物体运动建立了有效方法。简单的来说，因为苏长青这个穿越者的缘故，伽利略基本已经干完了属于艾萨克·牛顿爵士该干的活。
好吧，虽然艾萨克·牛顿爵士失去了经典力学之父的荣誉，但起码他未来还可以研究下数学和光学。当然这位艾萨克·牛顿爵士现在还没有出生，他应该无法向苏长青和伽利略·伽利莱先生表达自己的愤慨。
伽利略对于崇祯提出的三大力学运动规律猜想倒是极为推崇，认为这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虽然这位大明皇帝的才智似乎随着贡献出这三条力学猜想后就陷入了平庸，难以和他讨论有关经典力学中更深入的问题，但是伽利略自己和自己对话，就足以用这三条定律将从前学说中的错误部分给修正回来了。
也因为在中国听闻了关于三大力学运动规律的猜想，伽利略把原本在欧洲已经有了腹稿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一书进行了重新修订，推迟到了崇祯十二年夏末在北京出版第一册。
远离欧洲宗教裁判所的威胁之后，伽利略在中国终于能够安心的继续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思考。而在他成为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之后，更是利用了崇祯所提供的充足资金，对天文仪器和科学器具上进行了改进和研究。
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在大明北方大部分百姓的记忆里就是饥饿和酷夏，不过对于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的眼中，这却是本世纪最后一次观测金星凌日的机会。他从年初就开始不停上书给皇帝，期望能够派遣远征队前往各地观测。
虽然在这样的年份，调用人力、物力和宝贵的船队去世界各地观测金星凌日的过程，看起来颇有些不食肉糜的意思。不过伽利略最终还是说服了崇祯，因为观测金星凌日可以测定太阳视差。
太阳视差是天文常数之一，它的全称叫做太阳赤道地平视差。只有确定了太阳视差，方才可以推算地月系质心到太阳的距离，从而确定天文单位。天文单位是量度太阳系内天体之间距离的基本单位﹐又是测定恒星三角视差的基线﹐是天体测量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一次的金星凌日发生于1631年11月24日，而1639年12月4日就是十七世纪最后一次金星凌日。想要观测再下一次的金星凌日，就需要等到1761年才行。显然这个时代的人是看不到第三次金星凌日的了，朱由检最终还是签发了命令，决定在中国、朝鲜、日本、琉球、南亚、南非、北美等地同时进行观测。
伽利略在做完了称量地球实验之后，便决定让汤若望、万鸿生在北京观测，而他则带着弟子前往南京观测。朱由检听说之后，还换上了便服亲自为伽利略送行，希望他这次南下能够得偿所愿。
虽然在十七世纪去测算太阳系的大小这看起来很傻，毕竟我们连脚下的这个地球都没能真正的探索明白。不过崇祯此时倒是有些明白了，为什么从这个世纪开始，中国的科技开始落后于西方了。
在过去，勇于探索未知的科学家东西方都有，事实上中国还要更多一些。毕竟大一统王朝能够给养的闲人，比起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总是要高一些的。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王朝末年的降临，使得西方研究科学和艺术的闲人数量开始超过中国。随着之后明清混战和三藩之乱，延续了上百年的战争，更是大大伤及了中国的元气。
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全面禁锢政策，使得中国研究科学和艺术的土壤不复存在，于是便有了华夏三百年的文明退化期。而此时的西方人，正孜孜不倦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相。
送走了伽利略之后，回到宫内的朱由检总算是能够安慰自己一句，起码这个世界中的大明将不会落后于时代了。一时感慨之下，朱由检决定放自己半天假，看看伽利略新出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这本书到底讲的什么内容。
不过他还没翻上几页，吕琦便进来向他传报道：“陛下，陆军总参谋部的孙传庭来了，似乎是来向陛下汇报营口作战计划的。”
朱由检有些如释重负的放下了手中的书，对着吕琦说道：“把这本书好好放到书架上去，待我有时间再慢慢看。小心一些，这上面可有伽利略先生的签名，不可损毁了。”
吕琦马上点头应承道：“臣一会拿一个檀香木做的盒子把它放起来，就不用担心这书被虫蚁咬蚀了…”
在西苑精舍的会客厅内，朱由检见到了孙传庭和站在他身边的一位30出头的军官，孙传庭看到皇帝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有些疑虑，于是便出声为其介绍道：“这位是河南河内人李岩，也是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科第33期的学员，本次营口作战计划大部分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朱由检看着这位军官不由问道：“33期不是还没有毕业？他是特招进总参的？”
孙传庭点了点头说道：“他在考入军校之前，已经是举人身份，是天启丁卯年的举人。考入军校之后，在步兵科和后勤科都待了一年多，最后才进入参谋科完成了剩下的学业。臣和总参谋部的其他同僚都认为，以他的能力应当进入总参谋部任职，因此便令他参与了这次作战计划的拟定…”
朱由检招呼两人坐下之后，方才对着李岩说道：“既然是天启丁卯年的举人，怎么之后没有参加科举，反而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
李岩倒是神情坦然的回道：“臣倒是上京考过一次，不过刚好遇到科举改制，臣一时准备不及落选于榜下。
之后河南士绅和土贼勾结作乱，臣之家乡也颇受影响。当地绅民推举我组建民团保境安民，臣也立下了几次小功，于是县令大人推举臣前来报考军校，说这世界上的读书人不少我一个，但是保护百姓的武臣却实在太过稀缺。臣听了，觉得大有道理，便同表弟一起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
朱由检觉得此人说话真是有趣，于是便又继续向他问道：“既然报考了军校，你又为何连续换了三个科系，难道考中军校之前没事先考虑好吗？”
李岩摇了摇头说道：“那倒不是，臣在步兵科学习的时候，发觉今日战场交锋已经不再是过去兵对兵、将对将的照面肉搏战了。火枪和大炮技术的改良，使得步兵的纪律和组织性要比士兵所具有的勇气更为重要。
但是火枪和大炮需要不停的消耗*和炮弹，臣以为如果不明白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是无法担任一个合格的步兵指挥官的，因此才申请转去了后勤科系。不过臣在后勤科系读了一年后，又发觉如果不能知道各部队之间的作战、补给次序究竟是按照什么逻辑决定的，就无法令后勤部门同前线军队进行有效对接。所以，臣又申请转去了参谋科…”
听着李岩一本正经的描述自己转科的缘由，朱由检不知怎的，就是有些想笑的冲动。他忍住了笑意，对着李岩继续说道：“既然孙卿说，这份作战计划大部分是由你拟定的，不如你先和朕说说，你拟定的这份作战计划，设定的作战目标、作战理念是什么吧？”
李岩下意识的抬头看了年轻的皇帝一眼，作为举人出身的陆军军官学员，他也是一直颇受孙传庭等进士出身教官的器重。毕竟以举人身份前来应考陆军军官学校的，暂时还只有他一个，其他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秀才程度。
随着陆军军官学校搬迁到丰台大营之后，学校的规模就迅速扩大到了上千人，到了这个时候崇祯已经不能同军校学员一一谈话，只能以班级或是全校集会的形式同这些学员们进行交流。
因此，陆军军官学校28期之后的学员们，再不能同之前的学长一样同皇帝进行比较私人的对话了。所以李岩虽然在军校中待的时间比其他人更长，但是他对于皇帝的了解，还不及从前那些上六个月速成班的学长们。
作为举人出身的他，理解能力自然比其他人更深厚一些，而自幼习武的他，身体素质也一样不弱于那些将门子弟。虽然他在皇帝面前名声不显，但是在军校中却是极为着名的秀才。
在被孙传庭带来见皇帝之前，李岩自然也是希望能够给皇帝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如学校见面会时，再次将他遗忘在角落里。整个营口作战计划的整体框架都是李岩的手笔，他原本以为要对皇帝解释很久。
但是，崇祯只是简单的提出了两个问题，就抓住了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这让李岩颇受打击，不过他还是调整了一下心态，慢慢向皇帝介绍道：“本次作战的目标，臣以为应当是夺取营口，并配合金州驻军围歼复州、盖州之敌…”
自崇祯二年带兵上战场抵抗过入关的后金军后，朱由检对于战争已经再无陌生之感。活也要说回来，现代人虽然没有直面战争的机会，但是接触到的各种战争场面，却要比这时代最高明的将领还要多。当这种存于脑海中的战争画面用来对照实际战事时，朱由检可比这时代的普通人更容易归纳出战争的规律来。
第657章 望穿秋水（）
朱由检足足询问了半个多小时，虽然他还没有打开总参谋部送来的作战计划书，但基本已经对整个作战计划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于是他接下来只是化了极短的时间翻了计划书一遍，就对着孙传庭说道。
“除了刚刚那些细节上面再补充一些之外，这份作战计划可以通过实施了。不过营口战役不仅仅是陆军的问题，这还要涉及到海军的配合。海军作战受到天气、涨潮和港口水文条件的限制更多一些，因此这一部分的作战计划必须要得到海军参谋本部的背书。
这是新式陆军整编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一仗的成败将决定之后大明同满清之间的战略姿态的改变，因此朕绝不容许有任何失败的可能。我不希望这一仗变成第二次柳河之战，这不仅将会助长满清对于大明的野心，更会令朝廷内部出现分裂。
在我们的朝堂之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每年对军队投入这么多资源的。如果这十年的军队整编训练，新式陆军依然以失败而告终，朕也是无法对国民交代的。所以，朕要先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一仗胜利了朕给你们请功，打和了朕也还能接受。但是如果像柳河之战那样丧师辱国，由你孙传庭开始，到带兵出击的指挥官，朕会一一进行处置…”
孙传庭和李岩这一刻不由自主的挺直了脊背，这一刻两人算是深刻理解了孙承宗平日里讲的，崇祯虽然不及兄长和祖父那么聪明外露，但是对于世情的了解却远比两位先皇要深刻的多。
对于万历和天启来说，对于某一事物的重视，大约就是指派亲近之人前往督办。但是对于这位崇祯皇帝来说，对于真正重视的事务，却是不厌其烦的进行讨论事情的办理过程和各种突发状况的预测、应对。
在这样的上司面前，说大话和拍胸脯是没什么作用的，只有审慎的思考和详尽的计划书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孙传庭此时心里倒是有些明白了，为什么皇帝对于袁崇焕不怎么感冒的原因。因为这位孙承宗的弟子虽然颇有魄力，为人也极具亲和力（对读书人而言），但是做起事来却往往是天马行空，一向不喜欢按照计划来的。
说的好听一些，袁崇焕这人是由随机应变之才；说的不好听一些，就是此人过于自行其事，自由散漫了。崇祯虽然能够容忍下属在形势不妙时修改计划，但是绝不会认同一个每次都想推翻同皇帝敲定计划的下属。
总参谋部的设置，从根源上来说，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帝对于军队的控制，防止地方军头自行其事，脱离了中央制定的政策计划。孙传庭心中一边想着，一边向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