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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极对着崇祯苦笑了一声说道：“陛下是没有见到臣值房的情形，数百份奏章堆在那里，臣都快要没有立足之地了。有的人一日连发三折，谈的都是臣节略给陛下看的内容。臣不得不找陛下讨要一个态度，否则臣不好处理这些奏折啊。
此外，如今元宵节都已经结束许久了，陛下也应当出宫视事了。不管是战后封赏还是行政区划改革，都需要陛下出面主持啊…”
第22章 国务委员会（）
对于黄立极的恳请，朱由检却并没有动容，而是颇为懒散的回道：“朕不是不想出去处理政事，只不过朕觉得比起外面的这些小事，朕现在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考虑，所以才留在宫内不见外人罢了。”
黄立极顿时有些怀疑的看着崇祯问道：“陛下思考的重要之事，不知臣可否预闻一二？在臣看来，臣送到陛下面前的事情可不算是小事啊。”
朱由检想了想，才斟酌的对自己的首辅说道：“虽然朕还没有考虑妥当，不过先生既然问起，那么也就请先生替朕参谋一二了。
此次朕出京亲征，这前往遵化的路上也着实看了几个县的治理状况。看过之后，朕便一直是忧心忡忡。即便是在军阵之中，朕都时常思考着几个问题。
这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这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大户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这士绅地主同普通百姓、佃农、庄客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究竟要如何去调整控制。不知先生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么？”
黄立极沉默了许久，终于有些艰难的回道：“陛下的问题发人深省，臣一时之间倒是难以措词了。这三个问题，臣不敢说有什么可以教导陛下的，不过臣愿意把自己的看法呈给陛下参考一二。”
朱由检顿时直起了身子，示意一边的吕琦准备记录，这才把目光转向黄立极严肃的说道：“还请先生畅所欲言，朕会认真倾听。”
若是崇祯同自己讨论四书五经，黄立极就算没有什么准备，也能同皇帝讲上一整天。但是对于皇帝抛出的这三个问题，他却要搜肠刮肚的思索许久，才能试着说上一二句。
这主要是因为，黄立极从进士踏入仕途开始，便一直做的京官，凭借资历升到了少詹事、礼部侍郎的位置，接着便依靠魏忠贤的权势进入了内阁。没有做过亲民官的他，对于皇帝的后两个问题，其实是有些想当然的。
但是做了数十年京官的他，倒是对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所知甚详，他对于皇帝所说的看法，也着重在了这个问题上。
朱由检听的甚为认真，也觉得黄立极的某些话语还是相当切中时弊的。一个钟头之后，讲的口干舌燥的黄立极终于停了下来，朱由检一边示意王承恩给首辅倒水，一边笑着对黄立极说道：“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日朕听了先生这一番话，倒是真正增长了不少见识。”
黄立极取过茶水润了润喉，便把茶盏放到了一边，看着皇帝说道：“臣说的不过是这几十年宦海浮沉的一些个人体验，倒是陛下能够在细微之中找出这些问题，才是让臣犹如醍醐灌顶，打开了一些思路。
不过臣也很想问一问，陛下对这三个问题思考良久，可有什么心得？陛下又打算如何着手解决这三个问题？”
朱由检思索了一阵，才对着黄立极说道：“就朕看来，想要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如行军作战一般，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地方官员若是不能同朝廷中枢保持一致，那么即便中枢颁发的政策再好，下面没有人去执行，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若是朝廷中枢制定的政策不切实际，却又听不进地方官员中肯的意见，最后弄得地方天怒人怨，则中枢的威严又如何保存下去呢？
以今日大明的朝廷中枢和地方关系为例，这京城九门之内，朝廷中枢的命令可谓令行禁止，只要颁发政策必然就能百分百落实下去。
但是出了九门之外，京畿百里之内，大概中枢的命令能落实百分之九十就不错了。若是在黄河以北，太行以东，则大约还能落下百分之八十。
山东、河南、淮河以北的区域，大约就剩下百分之七十。陕西、山西和长江淮河之间的区域，大约还有百分之六十。
长江以南数省和苏松、南京地区，能够落实五成的朝廷命令，就已经算是忠诚可靠了。至于西南和云贵、广西等地，他们还承认自己是大明的一部分，不出来闹事，朕觉得朝廷都要拍着额头庆祝了。
之所以朝廷中枢和地方关系会变成眼下的局面，朕以为除了先生刚刚说的那些弊端之外，主要还在于中枢官员的权力过大，而地方官员的权力过小；也在于中枢官员的权力过小，而地方官员的权力过大有关。
若是想要解决中枢和地方存在的矛盾，我们必须要集权，又必须要放权。”
黄立极有些被崇祯的话语绕糊涂了，他不由插嘴问道：“陛下所言的权力过大过小，是什么意思？这集权和放权又是什么来由？”
看了不明所以的黄立极一眼，朱由检连忙解释道：“朕刚刚说的中枢官员权力过大，而地方官员的权力过小，这是指执行权力。
按照今日大明官僚体系的规则，一件事应当怎么去做，做到何种程度，只有朝廷中枢才有制定标准的权力。如果地方官员没有得到中枢的认可，做成了未必有功，但是做差了必定有过。
所以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朝廷政策到了他们手中，不过贴一贴告示，召集一下当地士绅传一传朝廷命令。很少有人会去主动督促朝廷政策的落实，免得吃力不讨好，得罪了地方士绅给自己一个恶评。
而朕说的，中枢官员的权力过小，地方官员的权力过大，这指的是决策权力。今日之大明官场有一个恶习，言官以斥责皇帝邀名，地方官员以反对朝廷政令为廉吏。越是低阶的官员，越以批判朝政为敢言之清流。
如此下去，朝廷之政令如何布施四方？中枢当道如何治理国事？地方百姓士子又如何看待朝廷之权威？
所以，朕以为朝廷中枢应当要集权，这集的是决策之权；朝廷中枢也要放权，放的是执行之权。只有中枢和地方的权力各得其所，各有分界，则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才不会事事冲突，时时矛盾。”
黄立极几乎在崇祯话语刚刚落下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下意识的看向了自己带给崇祯的奏章。“如果皇帝设想的决策权力集中真的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对于他这个内阁首辅来说，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起码有很多小事就不必再请皇帝作出决断了。”黄立极心中如此想到。
不过心中虽然闪过了这样的念头，黄立极还是谨慎的向崇祯提道：“陛下的设想，臣是极为赞成的。可是想要下放执行政策的权力虽然简单，但是想要集中决策权力在朝廷中枢，恐怕地方官员，特别是各地督抚恐怕意见不小。
更何况，现在在地方为官的官员，大多操守不佳，若是将执行权力完全下放，会不会激起地方士绅百姓的不满？”
朱由检对着黄立极点了点头说道：“朕这些日子便是在考虑这些问题，累日思考之下倒也有了一些心得，就请先生听着参谋一下吧。
朕以为，先生刚刚说的不错，中枢如果提出集中决策权力，这地方官员自然是要反对的，这无疑就等于剥夺了他们议论朝廷政策的权力。如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不认同朝廷的集权之策，那么这个政策也是实施不下去的。
所以朕打算设立一个门槛，设立国务委员会。内阁成员、六部侍郎以上品阶的官员、地方督抚一级的官员，都将自动成为国务委员会的成员。
朝廷每实施一项重大决策，就务必要经过国务委员会的讨论，取得半数以上成员的支持方可实施。今后非国务委员会成员的官员，不得私下评论和反对国务委员会通过的政策，违者应当受到警告、处分等处罚。
这样一来，朝廷想要讨论什么政策，也就可以高效一些。而地方官员想要违背朝廷的命令，自然有地方督抚去约束。若是地方督抚言行不一，那么中枢就可以将板子打在地方督抚的身上。
至于执行权力下放地方会不会让地方官员滥用的问题，其实朕之前倒也同徐尚书谈了许久。朕的意思是，一是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管，比如大明时报下到府一级，为朝廷对地方上的施政采集信息，以作出奖惩。
将吏部的组织继续往地方延伸，直到每个县都有一个吏部的分支机构，从而让朝廷可以控制到县一级官员的任命等。
第二么，便是要对地方官员、中枢官员进行清理，一切不能跟随朝廷前进的官员，都应当被清理出我们的官员体系。
态度温和的反对者，可以调离重要岗位或是回家养老；至于态度恶劣的反对者，这个世界很大，大明在海外也新占了不少土地需要人手去开发管理…”
对于崇祯的话语，黄立极只是犹豫了数秒，便称赞了起来。
第23章 新思潮（）
崇祯提出的集权和分权主张，终于让一直感觉心里不踏实的黄立极有了一个底。如果朝廷中枢真的能够做到集中决策之权，禁止下面的官员擅自讨论朝廷的政策，对于他这个内阁首辅来说，倒是减轻了不少压力。
对于现在的内阁来说，最为艰难的不是制定政策的时候，而是向地方发布政策，并要求地方遵照执行的时候。每当内阁好不容易推出了一条政策，地方官员们就有人跳出来挑毛病，然后朝中的一些官员就开始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之后将问题转嫁到内阁身上，特别是他这个首辅身上。
黄立极当然清楚这些官员这么做的缘由，无非就是想要打击内阁还有他这个首辅的声望，最终催促现在这个内阁失去皇帝的信任从而倒台重新组阁，好让他们可以上位罢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改变现状的政策，都不可能找不到被人批评的缺点，因为改变现状就等于让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失，或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暂时失去眼前的利益。既然有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自然就会有政策的反对者。
而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能好整以暇的批评做事的人，而不必担心被人攻击批评。不管是从前的内阁还是现在的内阁，身为大明的管家都是不可能不做事的。更何况正在推进改革的黄立极，更是露出了大量可供人批评的弱点。
可以说，黄立极虽然获得了比以往大明首辅更多的权力，但是他却从未有一日享受过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反而每一日都战战兢兢的应对着，不知会从何处飘来的暗刀暗剑。
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紧紧跟着崇祯的步伐，推动着改革的前进，非如此他就不能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啊。也正因为他现在举着改革的旗帜，所以下面一群对大明现状不满的官员，才会力挺他，对抗着那些反对者。
但是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黄立极过的实在是有些心力憔悴了。他并不是穿越者，他并不知道十多年后大明就会亡国了，因此对他来说，能够维持住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已经是任内杰出的政绩了。
在经过了两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原本因为天启党争而分裂对抗的朝廷官员，在改革的过程中开始重新分化站队，党争造成的政治对立开始逐渐和解。
过去几年中各地灾荒不断，导致田赋收入不断减少，大明国库空虚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也因为银行、工商业、海外贸易的振兴开始得到了缓解，光是今年从工商业和关税中解运到国库的税金，已经差不多超过了往年的盐税收入，这就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而西南的奢安之乱、西北的流民和灾民、关外的后金和蒙古、东南的海盗等问题，也一个个的正被解决着，就算没有解决的，也看到了问题解决的方向。
动荡不安的社会开始渐渐稳定下来，激烈对抗的政治斗争开始缓和下来，各地的经济生产开始得到恢复。到了现在这个局面，黄立极便觉得改革的步伐应当稍稍放缓，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更为适合当前的局面了。
然而作为一名不够坚定的改革者，他此前是在崇祯和想要清算他的东林党人的逼迫下，才举起了改革的旗帜。那么到了现在改革风潮已经蔚然成型的时候，他也同样顾虑颇多的不敢放下手中的这面旗帜。
一旦被改革者视为叛徒，而又不能获得保守派官员的谅解，他就会成为一个首鼠两端，人人声讨的政治失败者了。
现在崇祯送到他面前的集权和分权之策，终于让黄立极看到了如何将自己身上的政治责任分散出去，和如何获得对于地方官员的进一步控制，从而为他将来平稳交接内阁权力做好了铺垫。
一个囊括了大明高级官员的国务委员会，不仅仅会加强朝廷政令的权威，而且也让黄立极看到了逃脱被皇帝继续牵制的可能。
如果这个国务委员会成立后，大部分成员还是支持内阁，对大明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变革，那么反对改革的声音无疑会减少很多，对于黄立极执掌的内阁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而如果大多数委员反对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对黄立极来说也不是一个坏消息，起码他不必单独同崇祯对抗，还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了。
所以黄立极迫不期待的向崇祯表示了称赞，他这是真心觉得，今天皇帝提出的这个主张很好。称赞完之后，黄立极看了崇祯面前的书桌后说道：“陛下主张的集权和分权的设想，臣回去后便同阁内的同僚们商议。让他们连同重新划分的督抚防区方案一起交给陛下。
不过臣还是想要问一问，陛下出征前写下的诏书是不是可以销毁了？总参谋部和孙恺阳在本次作战中固然是劳苦功高，但是臣还是希望陛下能够赏罚有度，不可太过，否则恐怕会激化宫外某些人的情绪。”
朱由检想了想说道：“黄先生说的是，此次论功行赏，朕会小心从事，不会给他们太多口舌的。先生若无他事，便自去吧…”
抱着崇祯给予的一份文件，黄立极欣喜的离开了乾清宫，返回内阁去召集同僚讨论如何集权去了。
于是乎，那些不停向内阁上书的官员们发觉，原本焦头烂额的内阁阁臣们，居然莫名的安定了下来，他们雪片一般的上书并没有获得一个正面的响应。
就在京城官员们还在观望，皇帝对于立下大功的孙承宗会如何处置的时候，京城几所院校的学生们正展开了一场，关于什么才是孝道和女子出门工作是不是符合纲常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是起于几名学生和士子之间的争吵，争吵的缘由是：皇帝在出京亲征时，断发以祭奠牺牲的烈士，是不是有违孝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的一句，虽然没人敢于质疑皇帝当时的行动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一部分对于这场战争胜利归功于武人不满的士人，以探究学问的名义，隐晦的批评皇帝的行为并没有遵守经义。
燕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刚好听到了这些士子对皇帝的非议，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凡是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学生们，都见证了崇祯对于这所大学的关心。
在这些学生们的心里，他们未来的前途都是同崇祯的命运直接挂钩的，虽然他们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走科举之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希望自己不进入仕途，为皇帝效力。
除了崇祯之外，这些学生们也很清楚，若是其他人坐上了皇位，肯定会对燕京大学不屑一顾，而重新将目光转向科举出身的士人们。
同那些渴望通过科举出人投地的士人不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不仅将崇祯视为了自己的君主，还将之视为了自己的领袖。因为此前从国子监改燕京大学过程中，被放到地方上出仕的监生们，都是皇帝亲自选拔的。
这些学生们自然就很清楚了，他们学成之后只要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就能有入仕的机会，积极向皇帝的喜好靠拢也就成了学生中的主流意见。
而那些士人们则不同，他们出仕的途径都是被认为正途的科举考试。能够中得科甲，不是获得了主考官员的赏识，便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因此，他们对于皇帝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遵从于封建的伦理纲常，将皇帝视为君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十年寒窗苦读，方才有了出仕的机会，这治理国家，纠正皇帝行为的偏差，自然是他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这就使得，士人在政治上渴望获得皇帝的赏识，好放手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却要以批评皇帝的不当举动，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避免被戴上一个媚上小人的帽子。
拥戴崇祯的学生，和企图指出崇祯不当之举的士人们，因为自己的立场，自然就爆发了语言和身体上的冲突。
虽然这场冲突最后被赶到场的巡警劝解了开去，但是双方显然都很不服气。两边都是文人，既然打架没有分出一个胜负来，自然也就要各自写文章进行批判对手了。
而在舆论战这一方面，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显然占据了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不仅有学生会这个组织，还有自己的校刊。几十个寓居于京城备考的士人，自然不会是组织起来的燕京大学学生们的对手。
不过双方写文骂战的时候，自然不敢拿崇祯断发的事情纠缠不休，于是骂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孝经提倡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孝道的问题上。
学生们对于孝经提倡行为的批判，自然引发了一群保守官僚士绅的不满。这些官僚士绅因为朝廷推行的改革而利益受损，正愁找不到渠道对改革派进行反击。
学生和士子对于孝经的争论，顿时给了他们一个指桑骂槐的计划。作为掌握着不少社会资源的官僚士绅们，自然有自己发声的小报。
而从孝经引申到对改革政策的反击，莫过于京城过去一年多里新建的工坊中，聘请的大量女工，有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