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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来说，京营比外军强悍，是皇权稳固的象征。但是对于文官来说，内外平衡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一个拥有一支强军支持的皇帝，对于文官集团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现在的新军，却隐隐有了这样的趋势。新军的出现，不仅压制住了京营中的勋贵集团，还夺去了文官在京畿地区的武力控制。
虽然孙承宗领导的总参谋部完全控制着新军，但是总参谋部同内阁的泾渭分明，使得文官根本无从插手新军事务。甚至于，以往约束地方军队的兵备道一职，也被后勤部所取代了。
到了这个时候，内阁自然也就想要有所动作了。一方面黄立极积极的修复同王在晋的关系，希望这位兵部尚书能够稍稍牵制住总参谋部。另一方面，这些文官们便借宫内大批裁撤人员，恐崇祯身边服侍人手不足为由，向皇帝提出了选秀的提议。
但是崇祯不仅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官员们借着千秋节入宫送来的适龄女儿，让皇后做媒介绍给了一些武官。这显然让几位文官领袖和勋贵们大失所望，不过当他们探听到，皇帝还是给叶小纨、叶小鸾姐妹送了一些书籍作为礼物之后，顿时又生起了几分希望。
分湖叶家是江南名门，而叶绍袁又是一个有些不知世务的文人，黄立极等人自然不好亲自出面，免得弄巧成拙。因此让颇有文名的钱谦益出面，劝说叶绍袁同皇帝的联姻事宜。
虽然叶绍袁颇为敬重钱谦益这位南方的文坛领袖，但是听完了他的来意之后，也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陛下乃是聪明仁厚之主，岂会因一幅画像而有意于小女。我分湖叶家世代书香门第，岂能干出送女求荣的小人之举。
再说了，陛下才出孝期不久，天下又是内忧外困之时，岂能因此事而坏了陛下和我叶家的声誉。何况吾已同吾妻商议过，准备把小女小纨许配给吾妻内侄沈永祯。至于小鸾，一来年幼，二来自小不在身边，吾必不能送她入宫，从此不得相见。还请牧斋先生不必再言此事。”
钱谦益看着脸色铁青的叶绍袁，心里盘算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千秋节入宫的名门闺秀几达百人有余，但是陛下亲书赠送礼物的，唯有仲韶膝下的两位娇儿。
陛下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要说出来吗？分湖叶家不但是世代名门，同样也是我大明的臣子。仲韶现在所为，难道可算遵守了臣子的礼仪了吗？天地君亲师，则君臣之义自然是要排在家人亲情之上的。
正因为陛下乃是聪明仁厚之主，所以我等才更不希望陛下行差踏错，重踏先帝复辙，被小人蒙蔽，再掀起党争。难道仲韶要眼睁睁的看着党争再起，也不愿意援手吗？”
叶绍袁顿时吃了一惊，急急说道：“当不至于此，陛下登基之后便下令严禁党争，虽说施政有些偏离了圣贤之道，但是一片励精图治之心还是能够看的出来的，阁老何必如此危言耸听呢？”
钱谦益先看了看左右，确定了这间书房内并无外人外，才小声的对叶绍袁说道：“你也应当知道，陛下正值冲龄，又对新学充满了兴趣。
陛下兴办小学，建立南北两京的大学，教学中新学内容比例之大，可谓前无古人。陛下身边最为亲信的几位大臣，如徐光启等人，都是鼓吹新学的学者领袖。
若是再这么下去，恐怕今后朝堂之中，坐而论道者必将是新学一脉，难道仲韶想要看到，朝中尽是非孔孟而薄周礼的粗鄙之徒，而不愿意站出来维护圣贤之道吗？”
听了这话之后，叶绍袁果然犹豫了，他有些软弱的抵抗道：“非是吾不愿站出来，但是规劝陛下亲近圣贤之道，也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吧？吾宁可上书规劝陛下…”
钱谦益赶紧阻止了他说道：“陛下虽然只是冲龄，但是一向自有主张，仲韶此时出来批评新学，恐怕陛下反而会变本加厉。更何况，仲韶上书若是触怒了陛下，岂不是成了我的罪过。仲韶就算不为妻女想想，也当为令堂三思啊。”
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叶绍袁顿时沉默了。他自幼丧父，全赖母亲尽心抚养长大，因此对于母亲甚为孝顺。叶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一向尊崇于三从四德，而对于儿子的教导，除了好好读书以求进入仕途之外，便是谆谆诱导，告诫他进入仕途之后，当要事君如父。
因为上书触怒的皇帝，既违背了母亲的教导，还会引起母亲极大的担忧，叶绍袁显然并不想如此，他沉默了许久，才喃喃说道：“按照祖制，陛下不可同士大夫之女联姻，也禁止外官向陛下进献美女。”
听到叶绍袁的口气有些松动下来了，钱谦益顿时再次劝说道：“若是祖制不可变更，我等自然不会出此下策。
但是现在，陛下推动的新政，哪一样是遵从了祖制呢？我听闻仲韶膝下三女都是冰雪聪明之人，若是两位令爱入宫后能够规劝君王以近正道，也不失为一桩娥皇、女英的美谈…”
当钱谦益离开叶府的时候，心情大为愉快。虽然成立了新东林党，但是却依然不及徐光启的科学进步党更受皇帝的重视，这让他也不由担心了起来。
借着叶绍袁两位女儿被崇祯青睐的事，他顺从了黄立极等人的意思，来规劝叶绍袁，顺便希望能把这位未来的国丈拉到自己这边来。就今日的会谈来说，他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算是基本完成了。
第505章 新天津（）
天津：九河之下稍也，因永乐皇帝在此渡河而得名。此地虽然有一座卫城，但是最为繁华的地区还是卫城东北面的三岔河口。
三岔河口即是海河、南运河、北运河的三河交汇处，这里刚好处于北方河流交汇的中心，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最早的水旱码头、最早的商品集散地。
在天津海运码头没有发展之前，这里是南北客商北上京城，或南下大运河的必经之路。也因此围绕着三岔河口，形成了诸多的客栈和货栈。
不过和此时的通州相比，天津依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小镇而已。必经通州才是大明漕粮的终点站，大部分北运的南方货物，也是在通州卸货的。
直到去年，朝廷对海河水系进行了整治，对海河入海口进行了清淤护堤，从而使得天津正式开港后，天津卫城的东南面，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了许多建筑和街道。
短短一年功夫，天津卫城东南方的码头商业区便扩张了一倍多，由原先歪歪扭扭的二、三条街道，变成了三横五纵的通直大道。这天津港码头的新商业区，看起来已经同三岔河口的旧集市规模相去不远了。
同三岔河口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同，这天津港码头商业区则是先制定规划，再进行修建下水工程、街道和房子的。因此，新的码头商业区不仅道路平坦，街道平直，两侧的的房屋也非常的齐整。
走在这新商业区内，再没有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痛苦了。新商业区的整洁和美观，使得百姓更愿意来此处逛街，三岔河口的集市顿时清闲了不少。
而天津卫也从正月开始，正式成为了朝廷直接管辖的天津市。天津卫原本是卫所，管辖的土地不大，出了卫城北门、西门便是武清县的土地，但是改市之后，反倒把周边武清等几个县都纳入到了天津市的管辖之下。
天津市除了旧有的天津巡抚外，还新设立了天津府和市政厅，前者管辖府内民政，而后者则管理着天津市区的城市规划发展。天津港新码头商业区，便是天津市政厅尚未正式成立前的一个试验。
当今年四月份，整个新码头商业区完成之后。主持新商业区建设的主事者发觉，愿意迁入新商业区的商人和工匠，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估。时间刚刚进入六月，新商业区的房子就已经全部销售一空。
于是乎，沿着海河北岸向东继续开发新城区的声音，顿时大了起来。码头也好，新商业区也好，都位于海河以北。而沿着海河再往东去，临河的两岸，陆续修建了许多水力和风力驱动的磨坊和机器工厂。
市政厅内便有不少人主张，天津城应当不断的向东扩张，直到把天津卫城到大沽口的位置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地带。而天津卫到大沽口也能修建一条铁路，以帮助那些船型过大的船只因为无法进入海河而在大沽口卸货。
而在新的城市开发规划讨论完成之前，天津这座新兴的城市已经出现了，令人诧异的勃勃生机。新的商业区从卫城东北面的三岔口向东南方的海河两岸转移时，这座没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几个劳动力和资本集中度相当高的行业。
第一个便是木材厂，从东北运来的大量树木，除了一部分被挑出来当做船材，放置在专门的仓库内进行干燥外，大量的树木被解开成一定规格的木板。利用风力或是水力驱动的圆盘锯，干上一小时便完成了30位工人一小时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以前需要数百人才能处理的木材，现在只要几十人就能完成了。这种刚刚研制出来的圆盘锯，极大的促进了本身士绅和商人对木材厂的投资。
四海商行经营木材的管事终于不用头疼，他们从营口源源不断运回来的木头，因为加工能力不足，而不得不四处找地方堆放的窘迫状况了。
而这些解开的木材，很快就按照规格交付给了箍桶匠，用于制作各种规格的木桶。因为海运和远洋渔业捕捞，用于海上物资运输的装具木桶，成了天津最为紧俏的货物。
光是3月份，运输食盐前往济州岛、日本和库页岛等地，可装330斤盐的木桶就销售了14000个。根据天津市税务局的的记录，天津市场上每月木桶销售的数量从年初的3万有余，进入六月后便破了5万的最高记录。而天津本地的木桶制作数量，也不过刚刚破了4万。
在以往箍一只木桶，从选材到加工，需要一名匠人和1名学徒2、3日的功夫，而且一般的木匠还做不了木桶。因此一只大木桶的价值，约要15两白银。
但是随着东北廉价木头的引进，加上木材厂的初步加工，再加上铁匠出售的配套规格铁配件，现在箍桶匠只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一定规格的材料，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
箍桶的技术要求大幅度下降不说，木桶的制作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往一个人一个月还做不了15只木桶，但是现在最起码也能完成60…100只木桶。如果是按照文思院公布的木桶制作流程，则15个人通过11道工序，每日最少也能完成125只。
原本需要数千人工作才能满足木桶制作需求的箍桶业，现在只要3…4百人就足够了。而且天津本地制作的木桶，价格也比其他地区便宜了近三分之一。但是与木桶价格下跌相反的，箍桶匠的收入却反而提升了3…5倍。
天津木桶制造业的发展，极大的打击了传统的手工业者。不少工匠意识到，以往靠着一个手艺吃上数代的旧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同行业的分工合作模式，和使用机器生产统一规格的零件，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还极大的破除了技术上的壁垒。
虽然天津木桶制造业的那些工匠，只能按照图纸组装几种木桶。一旦没有了图纸，没有了统一规格的配件，他们就无法生产出其他类型的木桶。以传统的手工业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手工业者，他们不过是一群一知半解的学徒，只是在某个工序上面熟练度比较高而已。
一旦市场上不再需要大量的木桶，这些人就只能歇业，喝西北风去了。不过很显然，某些商人并不是这么看的，他们从天津木桶制造的生产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即把生产设置为许多个小的环节，然后招募工人进行培训生产。由于这些工人只完成其中一个生产环节，所以对他们的培训就不必投入过大。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流程，使得工人能够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是分工合作，所以某个工人离开之后，也能迅速的找人替换上去，不会造成工坊的生产停顿了下来。而只会某个生产工序的工人，一旦离开了商人的工坊，他们就很难找到另外的工作，因此对于稳定工人的生产有好处。
而文思院显然没有止步于一个木桶制造业，在这之后，又推出了制作廉价家具的木器厂。相比起木桶制造，这些固定尺寸的家具制作就更为简单方便了。虽然这些家具看起来款式千篇一律，同苏式家具的优雅完全没的比。
但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这些家具的价格比找一位木匠打一套家具，要便宜三成。这些廉价家具很快便顺着运河，向着山东、河南等地扩散了。
紧随着木器制作之后的，便是铁器制作。毕竟这些行业都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同木器制作一样，铁器制作业同样出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
事实上木桶制造业的带头示范作用，使得许多手工工坊都开始了多多少少的变革，毕竟不变革就要忍受先行者的低价竞争。
如果说以上两个产业，还或多或少的有文思院在背后促成的影子，那么武清县同三岔河口的皮革加工业，则完全是民间商人自发投入的结果了。
从张家口、营口运来的大量皮革，很快便聚集在了天津。在此地加工制作完成之后，或是在本地进行销售，或是运往运河下方的河南地区，甚至还被试着运回了营口进行销售。
除了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之外，天津最为兴盛的依然还是内府同商人联合投资的，半官方企业。
比如造纸业、造船业、化工工业还有水泥厂、各类磨坊等等。这些产业大多沿着海河布置，主要是方便用水，和借助水力来减少劳动强度。
因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天津附近的农民也开始了半农半工的生活。去年京畿大旱，数千户京畿百姓迁移到天津，以工代赈修缮海河河堤同天津码头。
到了今年春天，不少百姓干脆就留了下来。在天津干活挣的钱，可比在地里刨食多的多了。
新成立的天津府和天津市政厅都对此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现在天津缺乏的，便是人口。特别是这些百姓的老家离天津也不远，生活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同。
把他们变成了新天津人，总比那些关外和外省来的流民强。对这个问题唯一有所不满的，大约也只有顺天府和这些百姓老家的知县了。
第506章 郑和号的返回（）
当爱德蒙·唐泰斯带着改名为郑和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回到天津时，站在船头观察航道的他，发觉同他3、4个月前离开天津时相比，海河两岸似乎又多了许多建筑。
自金钢桥以下的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河道是为海河干流，这段河道全长76公里，河面宽达近200米。由于河身迁回，类似羊肠，故又名沽河，以沽多而得名陆地三面临水，其突出部分曰沽，即相当于河曲中的凸岸。海河有七十二沽之称，这些沽地都是适宜修建河港的地方。
由于此时海河的五大支流的水量都是汇聚到海河干流出海，因此平时宽约200米的海河干流，到了汛期洪水泛滥的时候，常常可扩充到4、500米。
为了减轻海河干流的洪涝灾害，去年除了在海河干流两岸修建加固了堤坝，在上游地区大建水库蓄水分流之外，海河治理工程指挥部还维护并新开挖了，四女寺减河，哨马营减河、捷地减河、兴济减河、马厂减河、青龙湾减河和筐几港减河等以分流支流的水量。
在这一番整治之后，虽然还看不出有什么效果，但是海河的航运效能却大大增加了。现在300吨以下的船只，可以直接从大沽口航行到三岔河口的金刚桥下，这座南宋时修建的石拱桥虽然看上去有些残破，但是却依然承载着沟通海河两岸百姓交流的重任。
不过随着天津港的开埠，海河两岸的货物运输也日益频繁了起来。这座金刚桥距离天津卫城东南的新商业区太远，且也狭窄了些，是以在天津卫城以东建一座新桥，已经成为了天津士绅百姓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对于朝廷来说，现在海河上最为重要的码头只有两处，一处是大沽口的军用码头，一处便是天津卫城东南处，大直沽对面的紫竹林码头。
大沽口的军用码头自不必说，那里靠河临海，再大的船只也停泊的下。而紫竹林码头这里，因为水面辽阔，同样可以停泊千吨以下的大帆船。
原名为“圣胡安号”，现在则被称为“郑和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可以畅通无阻的直接航行到紫竹林新码头处。而对岸的大直沽，则是天津旧有的渔船码头。
紫竹林位于马家口海河西岸，原本只是几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因为此处距离卫城较远，所以居住在当地的人员不多。附近除了芦苇荡、沟渠、田地之外，并没有什么建筑物。
所以内府便购下了此次临河的上千亩土地，在紫竹林附近沿河规划了6处停靠码头，长约1500余米，而新码头和卫城之间，便是天津市政厅规划的新商业区。
在爱德蒙·唐泰斯驾船出海之前，新码头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处，而其他地方还在用石块和木桩填平河边的低洼处。但是当他再度返回时，两座新码头已经投入了使用，而其他四处码头也显露出了雏形。
仅仅两处新码头的投入使用，紫竹林码头区的热闹繁华，已经压倒了对岸的旧码头区。这种施工的效率，让见惯了共和国修建工程的荷兰人也为之赞叹不已。
在他看来，同阿姆斯特丹完全依赖于商人组织的建筑队相比，中国官员驱使百姓修建大工程的效率显然更高一些。毕竟前者修建任何工程都需要考虑回报，因此修建时并不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
而中国人则是把整个码头区规划完成后，就开始投入施工，他们并不需要像那些商人一般瞻前顾后，时不时的要中途停下来进行筹款，或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缩小建设规模。
共和国修建公共工程的方式，虽然较为灵活，且利用资金的效率较高。但是也有缺乏规划，导致重复建设和中断建设的项目较多，从整体上来看，建设成本并没有减少多少。
而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