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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阳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鄂等地。后在南阳、麻城等地与明军交战失利，为保存实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暗中收集残部，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与罗汝才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会合，出兵攻占谷城诸县，击败明总兵左良玉等部。张献忠再度起义，使明朝廷惊慌失措，急调礼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统帅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两车在
湖广、四川交界处对峙近一年，崇祯十三年七月，张献忠率部突破明军防线，进入四川，杨嗣昌亦率明军十万尾随追击。面对强敌，张献忠又挥师东进，于次年二月进入湖北兴山、当阳。明郧阳巡抚袁继咸得报后，率部前往堵截，张献忠与罗汝才商议，决定由罗汝才率所部抵御袁继咸，自己则率军继续东进。
在东进途中，起义军活捉了由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回四川的杨嗣昌的军使。张献忠从其口中得知杨嗣昌大营所在地襄阳城防空虚，决定奔袭襄阳。他杀掉使者，搜出所携带的兵符，挑选了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换上明军的衣服，持兵符先行。张献忠自己则亲率二千精骑，随后跟进，一昼夜急行三百里，直扑襄阳。
伪装成明军的起义军士兵到达襄阳时正是夜间，他们自称是督师杨用昌派来调运军械的，并出示兵符。守城明军用小筐吊上兵符，细心查验，完全吻合，才命开门放入。城门刚打开，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一涌而入，挥刀砍杀守门明军，占领城门。张献忠率领的后续部队恰好赶到，顺利入城。一时杀声震天，明军惊慌失措，被迫投降。起义军杀死襄王朱翊铭，降俘明军数千人，占领襄阳，杨嗣昌闻讯呕血而死。
襄阳是明军事重镇，储藏有大量军需物资。起义军攻占襄阳，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此战表明，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军势第二十六
【提示】
本篇论述的是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因敌因情用兵，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即“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这样才能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二是未战先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三是把握作战指挥中事、用、动、谋四个环节。“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四是侦察判断弄清敌情，否则，“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五是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作战的指挥者必须“见利不失，遇时不疑”，紧紧把握住战机。六是兵贵神速，进攻速胜，“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这样就能“当之者破，近之者亡”，无人能够抵御。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进攻作战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答道：“作战的态势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决定，战术的变化产生于敌我双方的临阵对垒，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慧和思考。所以，最重要的机密不能泄露，用兵的谋略不可言传，况且机密极为重要只能藏于心中而不能表现为论论，军队的部署和运用只能隐秘而不可暴露于敌。倏然而去，忽然而来，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就是用兵的原则。敌人听说我军兴兵，就会商议应对之策；敌人发现我军行动，就会设计对我算计图谋；敌人了解我军企图，我军就会陷入困境；敌人摸清我军规律，我军就会遭遇危险。所以善于用兵的，取胜于军队动用之前；善于消除祸患的，能够消除祸患于未然；善于打胜仗的，能够取胜于无形之中。最高明的作战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因此，经过白刃相交殊死拚搏而取胜的，不是良将；在失败之后再来设置守备的，不是智士；智慧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称为国师；技艺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称为国工。用兵最重要的莫过于所攻必克，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保守机密，行动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其不意，计谋最重要的莫过于神妙难测。凡是未战而先胜的，都是先示弱于敌，然后进行决战。这样便可事半而功倍。
圣人观察天地的变化，反复探求其运行的规律，根据日月的运行，季节的变化，昼夜的长短，推断出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万物的生死，取决于天地的变化。所以说，没有弄清战争的形势就贸然作战，虽然军队众多，也必定失败。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按兵待机不被假象所干扰，看到有胜利把握就进攻，没有获胜的可能就停止。所以说，不要恐惧，不要犹豫。用兵的害处，最大的是犹豫；军队的灾难，最大的是狐疑。善于打仗的人，看到有利的情况决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战机决不迟疑。否则，失掉有利条件放过有利战机，自己反而会遭受祸殃。所以，明智的指挥者抓住战机就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经决定就绝不迟疑。所以投入战斗才能象迅雷使人不及掩耳，象闪电使人不及闭目，前进有如惊马奔驰，作战有如狂风迅猛。阻挡它的就被击破，靠近它的都被消灭，这样的军队谁还能抵抗呢？
将帅用兵，能不动声色而胸有成竹的叫做神，情况未明而洞察端倪的叫做明。所以，掌握了神明的道理，作战就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天下就没有敢于作对的敌国。”
武王说：“您说得好啊！”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
太公曰：“势①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倏②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故善战者，不待张军③；善除患者，理于未生④；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⑤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⑥，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圣人征⑦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⑧，当天地盈缩⑨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
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看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⑩，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⑾，神也；有所不见而视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无衡敌，对无立国。”
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势：底本作“资”，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②倏：忽然。
③张军：展开军队，列阵变质。张，伸展，展开。
④理于未生：意为防患于未然。理，治理，处理。
⑤国工：一国的能工巧匠。
⑥玄默：缄默不言，即保守秘密，不暴露自己的企图。
⑦征：征候。引申为观察，揣度。
⑧候：征兆，契机。
⑨天地盈缩：指自然界的盛衰变化，如四季的更迭、日月的盈亏等等。
⑩释：放开，放过。
⑾山守：保守，指胸有成竹，老谋深算。
【例证】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这是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至理名言。将领在指挥作战时，能否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沉着，冷静、
果断正确地下定决心、对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将领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然坐失良机。因此，犹豫不决是作战指挥的大忌，而刚毅果断则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只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紧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李世民击败刘武周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依据突厥，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武德二年（619 年）三月，在突厥的支持下，刘武周南侵并州（治晋阳），四月接受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宋金刚率兵两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相继攻陷唐并州、介州、浍州、晋州等地，关中大震，“人情崩骇，莫有固志。”在此险恶形势下，李渊打算放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李世民坚决反对，认为“太原工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不能“举而弃之”，并主动请缨，率师三万前往讨伐。
十一月，正值隆冬季节，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在柏壁（绛州西南）扎营，与宋金刚对垒相持。针对敌“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的实际情况，李世民采取了坚壁不战以挫其锐的方针，仅令偏师乘间抄掠敌军。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敌军气势日衰，供应困难，运输线又被唐军切断。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被迫后撤，李世民率军尾追，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为数十回合。进至高壁岭时，由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士卒饥疲交加。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说：“糇粮已竭，士卒疲顿，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决战。”但是李世民却说：“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己沮。我反其未定，当定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于是李世民“策马而去，诸军乃进”，最后“直驱金刚，贼众大溃。”
刘武周得知全军溃败，便带了百余骑亲信，从太原逃走，投奔突厥，唐失地全部收复。此战，李世民坚壁待机，当战机出现时，又能坚决抓住，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奇兵第二十七
【提示】
本篇阐明了战争的胜败，都是由“神势”决定的。“神势”，意为神妙莫测的有利态势。接着列举了通过示形用奇制造神势的二十六种方法。并指出，如果“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最后论述了将帅应具备仁、勇、智、明、精微、常戒、强力七种素质。强调“得贤将者、兵强国昌”，否则，“兵弱国亡”。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的法则，其要领是什么？”
太公答道：“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其成功与失败，全在于能否造成神妙莫测的态势。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胜利，不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失败。当两军对阵交锋时，卸下铠甲，放下武器，放纵士兵，行列混乱，目的是为了变诈以引诱敌人；占领草木茂盛地区，目的是为了便于隐蔽撤退；占领溪谷险阻地形，目的是为了以少击众；占领低谷、水泽等低湿幽暗地区，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成车和骑兵行动；占领险隘关塞山林地形，目的是为了隐蔽军队行动；占领平坦开阔地区，目的是为了同敌人比勇斗力；行动快如飞箭，猛如发机，目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敌人的深谋妙计；巧妙设伏，布置奇兵。虚张声势，诱骗敌人，目的是为了击破敌军，擒获敌将；四面出击，多方进攻，目的是为了打破敌人的圆阵和方阵；乘敌人惊慌失措之机发起进攻，目的是为了达到以一击十；乘敌人疲劳不堪、夜晚宿营之机实施突袭，目的是为了达到以十击百；利用奇妙的技术架桥造船，目的是为了越过深水，渡过大河；使用强督和长兵器，目的是为了便于越水作战；在边远地区设置关卡，派出侦察人员，快速行动，不拘常法，目的是为了降服敌人城池占领敌人土地；故意大声鼓噪暄嚣前进，目的是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施行奇计妙策；冒着大风暴雨天气展开行动，目的是为了攻前袭后多方进击；冒称敌人使者潜入敌后，目的是为了切断敌人粮道；诈用敌人号令，穿着敌军服装，目的是为了便于准备撤退；作战中对官兵晓以大义，目的是为了激励士气战胜敌人；加封官爵，加重奖赏，目的是为了劝勉官兵奋勇效命；实行严刑重罚，目的是为了促使疲惫的官兵坚持战斗；有喜有怒，有赏有罚，有礼有威，有慢有快，目的是为了协调全军意志，统一部属行动；占领高大而又视野开阔的地形，目的是为了利于警戒和守备；保守险隘要地，日的是为了稳固自己的防御；占领山深林密的地形，目的是为了隐蔽军队的行动；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多储粮秣，目的是为了持久作战。
所以说，不懂得攻战的策略，就谈不上对敌作战；不会机动使用兵力，就谈不上出奇制胜；不通晓军队治乱的关系，就谈不上随机应变。所以说，将帅不仁慈，军队就不会拥护；将帅不勇敢，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将帅不机智，军队就会产生疑惧；将帅不精明，军队就会遭到惨败；将帅考虑问题不审详，军队就会失掉战机；将帅缺乏警惕，军队就会疏于戒备；将帅领导不坚强有力，军队就会玩忽职守。所以，将帅是军队的主宰，将帅严整军队就同他一起严整，将帅无能军队就同他一道混乱。得到了贤明精干的将帅，就会国家昌盛军队强大；得不到贤明精干的将帅，就会国家衰弱军队覆亡。”
武王说：“您说得好啊！”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
太公曰：“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①。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两陈之间，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翳者②，所以逃遁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③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④也；诡伏设奇，远张诳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⑤其劳倦暮舍者，所以十击百也；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⑥，暴疾谬遁⑦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备走北也；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严刑重罚者，所以进罢怠也；一喜一怒，—与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和三军，制一臣下也；处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阻险者，所以为固也；山林茂秽者，所以默往来也；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
故曰，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⑧，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⑨；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神势：神妙的态势。
②蓊翳（wěngyī）：草木茂盛。
③坳（ào）泽：低洼潮湿的地方。窈冥（yǎomng），幽暗。
④精微：精妙周密。
⑤因：乘。
⑥长关远侯：意为在远方设立关卡，派出侦察。
⑦暴疾谬遁：意为行动迅速、进退诡诈。
⑧分移：意为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分，分开。移，挪动。
⑨倾：倒下，倾覆。引申为失败，崩溃。
【例证】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雄心勃勃，但国力有限，只好仿效当年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号召，召集诸侯在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会盟，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宋襄公拒绝事前大臣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筒从前往。结果在盟会上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且被楚军活捉。楚军押着他攻打宋都商丘，由于宋军民的抵抗，楚军久攻不克。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发誓报仇。但他自知实力难以同楚匹敌，于是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因此不顾群臣反对，执意伐郑。郑闻宋师来攻，求救于楚，楚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知消息，急忙从郑国撤军。周襄王十四年（前 638 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楚军继续向宋挺进。宋襄公屯军泓水（涡河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阻止楚军进一步推进。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好阵势，宋大臣公孙固鉴于两军众寡悬殊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半渡而击，遭到拒绝，使楚军得以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大臣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时发起攻击，又被拒绝。直到楚军布阵完毕、准备就绪后，宋襄公才击鼓向楚军进攻。结果弱小的宋军被打败，精锐全部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