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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低几届，他们说是事情项茹梅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不但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说的人项茹梅也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他们说到他们去重庆起重机厂演出那一次，厂里面请他们好好吃了一次，说得项茹梅除了想流口水之外，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而其他几个知青，哪怕他们当初也不是二中宣传队的，但是至少他们还听说过一些事，只要听说过一些事，就总有说话的机会。比如顾大尉，顾大尉就不是宣传队的，但是他也能插上话，他说：“听说你们吃的时候还有人偷偷地把肉包子放在琴盒子里面，带回来吃，是不是？”
“是的，”倪和平说，“是韩凯，上次去南弯还看见他了。”
“你有没有带？”项茹梅问欧阳健。项茹梅总算找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与其说是“说话”，倒不如说是“问话”，其实问话也好说话也好，只要能开口就好。开口之后，项茹梅又感觉这句话问的非常不好，这样问不等于说欧阳健是贪吃佬了？于是就想把话吞回去，可惜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再收回来了，只是红着脸，等着欧阳健能够给她一个台阶。
“我没有带，”欧阳健说，“我没有带的原因是我并不喜欢吃那个包子。”
“那你喜欢吃什么？”一个女知青问。
“我最喜欢吃朝天门码头上卖的二娃子扒肥肠。”
亏他说的出口，二娃子扒肥肠哪个不喜欢吃？欧阳健说完，还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弄的大家都跟着咽，仿佛已经闻到那红红的扒肥肠的奇特的香味，已经伴随着这种香味对自己咽喉的滋润。于是马上就有人提议：等回到重庆，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朝天门码头，买上五斤二娃子扒肥肠，把自己的大肠好好滋润滋润。
（）
从那天之后，项茹梅在自己的心里面暗暗地把成语“画饼充饥”改了，改成“想扒肥肠解谗”。她甚至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欧阳健把一节红红的肥肥的二娃子扒肥肠包进嘴里面的镜头。项茹梅经常想，到时候我一定把自己的那一份省下，省给欧阳健。
梦毕竟是梦。而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这个现实就是：项茹梅必须能够进公社宣传队。只有进入公社宣传队，她才能跟欧阳健战斗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第二章 那天以后
6
那天以后，项茹梅就偷偷地近乎疯狂地学习起音乐来。学习的方法一是天天听无线电，二是抓紧时间学识谱。项茹梅听收音机专门挑音乐节目听，一边听还一边跟着唱，多唱几遍也就能哼个八九不离十了。特别是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于收音机里面天天播，这个台播完那个台播，有时候居然是一个台一天播好几次，听到最后，不但李铁梅的唱腔项茹梅能应付自如，连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她也能哼了。至于识谱，项茹梅认为很重要，她甚至能想象出哪一次当着欧阳健的面，抓起一个新歌马上就能唱出来，欧阳健肯定会投来惊喜的目光。好在项茹梅在初中的音乐课上学过基本的音阶，基本音阶连起来从头唱到尾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从中间任意挑出两个，她就唱不准了。项茹梅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能通过这一关，只要能通过这一关就好办了。于是，项茹梅就勤学苦练，每天练一个音符，第一天练“1”，哆莱莱哆，哆眯眯哆，哆发发哆，哆嗦嗦哆，哆啦啦哆，哆嘻稀哆。第二天练莱，第三天练发，终于把音阶大高低大致掌握了。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到公社图书站买了一本《乐理知识》之外，项茹梅一直都老老实实呆在下山弯，从来都不请假，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学习乐理和听样板戏。项茹梅甚至没有去北弯，其实她几乎天天想着去北弯，而且现在她去北弯也有了理由，她可以说去找倪和平呀。她相信，如果她去北弯找倪和平，倪和平肯定是会欢迎的，不但倪和平会欢迎，欧阳健也会很欢迎，倪和平和欧阳健都觉得还欠着项茹梅的人情呢。但是项茹梅没有去。不是项茹梅不想去，项茹梅要等到自己有了一定的音乐水平之后才去。上次在南弯，欧阳健曾经问她，“你也喜欢文艺？”项茹梅当时是点头的，但是当时点的不是很肯定，这种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可以理解为谦虚，也可以理解为心虚，到底是谦虚还是心虚，关键就要看下一次见面时候的表现了。如果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项茹梅能够露一手，那么她上一次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就是谦虚。项茹梅想给欧阳健留下一个“谦虚”的印象，所以这段时间项茹梅不能去北弯，她要苦练基本功，等练的能出手了再去。
终于等到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一天了，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首先要大队推荐，下山弯大队推荐名额是两个，一男一女。谢天谢地，女的是项茹梅，男的是顾大尉。其实在推荐的问题上项茹梅一点手脚都没有做，因为事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知道了，项茹梅也不晓得该怎样做手脚。事实上，大队推荐项茹梅是因为她劳动态度好，劳动态度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请假最少，二是她能够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象其他几个知青，一天到晚他们抱在一起，跟老乡隔心隔肺，项茹梅跟他们好像不是一路人，既然跟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就是跟贫下中农是一路人。贫下中农把推荐到公社当宣传队员的事情当作是评好人好事，当然是谁跟他们贴心他们就推荐谁。再说到公社是一件占便宜的事，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却要生产队给全工分，所谓全工分就是拿劳动力的工分，每天十分工。如果是项茹梅去，等于生产队每天白贴给她两分工，而如果是其他知青去，生产队等于贴了四分工，因为其他女知青在生产队每天只能挣六分工，这个账贫下中农算得清楚得很。大约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另一个名额才给了顾大尉，因为顾大尉在水稻生产队，水稻队比茶叶队苦，早稻育秧的时候，冰碴子都能把脚划出口子，所以水稻队的工分高，再说顾大尉干活舍得出力，差不多就是一个整劳力，九分工，不推荐他推荐谁？
到了公社以后才知道，推荐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不用推荐的，不但公社里面的男男女女和学校的部分老师根本就不用推荐，就是像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下乡的时候带了乐器的也不用推荐了，直接被公社调了上来。到公社礼堂一集中，黑压压地一片，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比他们二中那个宣传队都大。
头一天是开会，全部集中在礼堂开会。公社革委会好像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该来的不该来的头头脑脑全部都来了，主席台一排坐不下，在后面又加了一排。项茹梅不知道搞一个宣传队要来这么多大领导干什么。那时候项茹梅还比较单纯，还没有往不健康的地方想，比如想到这些头头脑脑其实是来看美女的，许多年之后项茹梅才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根据后来的回忆，当时差不多整个公社有点姿色的女人全部都来了。当然，项茹梅除外，因为项茹梅不是公社抽调的，而是下面推荐的，下面推荐的就不一定是最漂亮的。
不管来这么多领导来参加会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既然来了，那么总是要说两句的，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么还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看美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专门来看美女的，领导们都要发表讲话。而且这些领导几乎都非常有水平，居然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大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他们居然每个人都能把延安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每一个领导说完，自己都要带头鼓掌，他一带头鼓掌，台上的那两排人就要跟着鼓掌，台上的人一鼓掌，台下的这些人马上就鼓掌。台上的人为什么鼓掌台下的人不知道，但是台下的人自己为什么鼓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鼓掌就代表这个人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下去了，等到他们全部都下去了，就该吃饭了。这里虽然没有重庆朝天门二娃子扒肥肠那样的美味佳肴，但是比他们在生产队的油水肯定要重一些。可见这些宣传队员的觉悟比台上领导低多了，领导想到的是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肚子。
下午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活动，但是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之内。不知道是不是鹤立鸡群的缘故，公社的这个大礼堂看上去居然比重庆临江门的人民演剧院还要大，特别是门楼子上，一个画得不怎么象的毛主席像，在两边成放射状的三面红旗衬托下，显得光芒四射。为了增强这种光芒的效果，又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门画了几条金光，这样，毛主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太阳了。
礼堂的外表虽然雄伟，但是里面却差强人意，舞台上一块幕布都没有，光秃秃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从这个舞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需要修饰，不需要修饰就是没有什么可掩饰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台上是真理，那么台下当然也就不甘示弱，为了台上台下协调一致，下面的观众席上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斜斜的土坡，革命得更彻底。其实这样也是为了给人民更加广泛的自由，真要是有什么演出活动，观众不仅可以省去对号入座的麻烦，而且可以选择坐，也可以选择站，甚至可以选择蹬，反正可供选择的姿势越多说明观众越自由，也说明这里的政治空气越民主。观众席上实行彻底革命的另一大好处是方便了宣传队员晚上睡觉，那时候公社还没有招待所，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来到公社，晚上睡在哪里？只有睡礼堂。事实上，昨天晚上就是女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上，男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下，如果公社的礼堂也像重庆临江门的的人民剧院一样，里面安装满了座位，那么男队员晚上怎么睡觉？可见，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在当初建设这座雄伟的礼堂的时候是具有预见性的，要是他当初在礼堂里面安装了座位，那么男队员可能就只好也睡在舞台上，如果那样，就很难排除男女混居的嫌疑。可惜公社领导的苦心并没有发挥长期的效用，事实上，他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发现这样分居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坡度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个男队员已经顺坡滚到了舞台跟前，弄的几个坚守原地的男士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年代，要挨女同胞近就必须大家都近。为了实现平等，最后他们全部住到台上，男队员在前台，女队员在后台，前台与后台之间隔了一道墙，男队员一般是滚不过去的。
这时候项茹梅和欧阳健、倪和平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自由讨论到底是讨论什么，因为他们的觉悟显然没有公社革委会领导那么高，主要是不会把公社组织宣传队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既然不会联系，那么就只好练习。反正在巴山话当中联系与练习差不多。于是倪和平搬来手风琴。手风琴好，一个手风琴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乐队，就能够把一个宣传队闹起来。欧阳健很知趣，知道自己的小提琴比不了倪和平的小提琴，不仅在业务上比不了，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法相比，当年苏联红军闹革命，与革命战鼓一起奏响的就是手风琴，而不是小提琴，小提琴一看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干脆就不用拿出来了，直接拿嗓子唱，高唱革命样板戏。倪和平问欧阳健唱什么，欧阳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唱什么。项茹梅说：唱红灯记吧。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于是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了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之后，竟然博得了一阵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比上午的掌声还热烈。项茹梅当然也使劲鼓掌，但是她觉得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知道是欧阳健唱的不对劲还是倪和平的手风琴伴奏不对劲，或者是这个手风琴到底不比钢琴，钢琴可以伴唱红灯记，而手风琴伴奏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如此，气氛还是被带动起来，主要是项茹梅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项茹梅在下山弯苦练了这么长时间，等着不就是这一刻吗。
“下一首唱什么？”倪和平问。
欧阳健好像又不知道唱什么了，于是这个时候看着项茹梅，说：你唱一段？
项茹梅脸红了一下，大约是激动的，不知道是终于能在乐器的伴奏下于大庭广众之中唱歌激动，还是因为终于能在欧阳健面前露一手了而激动，总之项茹梅当时红着脸看了一眼倪和平，说：“那我就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降一调，D调太高了，唱F调吧。”
倪和平愣了一下，大约是没有想到项茹梅这么内行，绝不是那种随便瞎唱的，于是重新把手风琴移了一个位置，争取把手风琴拉得更接近钢琴。
项茹梅嗓子虽然一般，但是旋律和节奏掌握的都相当到位，唱完之后也获得了大家的一阵鼓掌，特别是欧阳健的掌声，项茹梅听的非常清楚，仿佛声声都拍打在她的胸口上。
本来这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大部分都是以打情骂俏的方式在自由讨论，现在被欧阳健他们三个人一闹，居然把大家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于是也干脆不搞什么自由讨论了，全部都围过来，在最热烈的时候，韩凯还不甘寂寞地即兴翻了两个跟头。他们这么唱着闹着，终于惊动了对面院子里面的领导，于是领导也坐不住了。刚开始来了几个小领导，最后来的是大领导。小领导来的时候没声没响，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远远地看着，同时也咧开嘴巴笑着，大领导来了就不一样了，大领导是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就像是样板戏里面主要英雄人物出场，先要鸣锣开道。
“呵吆，不错呀！”大领导说。
大领导一说，门口的几个小领导马上自动给他让开一条道，同时递上恭敬地微笑，仿佛是对大领导刚才这句话的喝彩。
大领导来了大家也都不打不闹了，仿佛刚才是自由讨论，现在是集中讨论了。大家都看着大领导，等待着他的指示。
“继续练，继续练。”大领导说。
大领导虽然说让大家继续练，但是大家还是不知不觉地都静静地立在那里，连倪和平也十分知趣地把手风琴扣上，等待领导的训话。他们相信，既然领导来了，那么就肯定是要训话的。领导对老百姓训话，就像老百姓对牲口驯化差不多，其实都是做思想工作，或者说都是让被训话和被驯化者按照他们的上头的意思去培养习惯，好在这些宣传队员早就已经被驯化的差不多了，已经习惯接受领导的训话。
大领导体谅大家等着他训话的心情，只好不负众望，清了清嗓子宣布：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由牛德望同志担任公社宣传队队长，项茹梅同志担任宣传队副队长。说完，自己带头鼓掌。既然大领导自己带头鼓掌了，于是其他人也只好跟着鼓掌。欧阳健韩凯倪和平还有项茹梅他们边鼓掌边纳闷，纳闷牛德望是谁他们不认识，纳闷项茹梅怎么当起了副队长，不仅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没想到，就是项茹梅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时候，领导怕大家鼓掌过于热烈，于是双手展开，往下做了一个压一压的动作，示意大家静下来，继续听他训话。
大领导说：“牛德望同志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刚刚毕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牛德望同志苦大仇深，是党员，又是刚刚从部队退伍，政治上可靠，让牛德望同志担任队长革委会放心，贫下中农放心。至于革命小将项茹梅同志，是工人阶级后代，来到广阔天地之后，就是跟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不一样，能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且经常主动地给贫下中农唱革命样板戏，我们公社革委会就是信得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后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公社宣传队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后代。”
第二章 要扎根就要结婚
7
项茹梅莫名其妙地当上副队长后，突然感觉与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下子远了起来，特别是顾大尉，有一次竟然当面说：“你们说话注意呀，要不然有人向大领导汇报了，了不得。”明显是把项茹梅当成了奸细。项茹梅很委屈，很想向他们解释，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解释，于是找到牛德望，向牛德望推荐欧阳健和倪和平，说欧阳健和倪和平以前在重庆就是宣传队的，而她自己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文艺，是到了下山弯之后才跟着收音机自学一点。
“那好啊，”牛德望说，“这说明你是我们广阔天地自己培养的文艺骨干呀。”
（）
完了，越说越远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牛德望遇到业务上什么事情还是能主动向欧阳健讨教的。比如马上准备排练什么节目的问题，牛德望和项茹梅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只好把欧阳健倪和平还有公社学校负责文艺的一个老师叫到一起商量。商量的时候倪和平一句话都不说，而那个老师则提了很多建议，说要搞就搞大的，最好能编排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最后，牛德望拿眼睛看着欧阳健，项茹梅也看着他。看着看着，欧阳健顶不住了，欧阳健先是迅速地看了一眼倪和平，然后又把目光回到牛德望和项茹梅这边，最后定格在桌子中央，说：“说我同意许老师的意见，排样板戏，排《沙家浜》，可以先排其中的一场，等这一场排好了，先演着，再接着往下排。”
牛德望与项茹梅对了一下眼，问：“先排哪一场？”
牛德望问完之后，除了倪和平之外，几个人又把眼光直直地盯在欧阳健的脸上，仿佛欧阳健的脸会变成一个黑板，并且这块黑板上能自动生出一排字，上面写着该排哪一场。
“排《坚持芦荡》吧，”欧阳健说，“这场戏我们在学校排过，而且我们这有这么多小伙子，正好全部都可以上场。”
牛德望听了眼睛一亮，说好吧，这场戏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郭建光，歌颂人民子弟兵。
“那么女同志怎么办？”许老师问。许老师自己就是女同志，但是她不好意思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只好问女同志怎么办。
“对呀，”牛德望说，“这场戏我在部队也看过，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