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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针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1951年6月，联合国军北进的攻势一停止，朝鲜战争一下子就如同进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个现象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进程自然出现了：双方似乎都打消了在军事上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念头。
也许，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就要产生了：谈判。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美国纽约海滨长岛伦克福庄园是一座环境幽雅的乡间别墅，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常来度假的地方。在美国国土上的这个苏联外交官的特许的场所里，任何一位美国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极大的注意。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和苏联人接触，对于美国高层人士来讲，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1951年5月对日，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伦克福庄园别墅的大门。一个美国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车。
这是个记者们都熟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没有人知道他到这地方来干什么。
凯南到访伦克福庄园的目的，只限于杜鲁门总统等几个人知道。
想向与自己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表达美国愿意停战并且坐下来和谈的愿望，不但令美国政府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件周折，艰难、困苦的事情。
因为在战争一开始，作为交战一方的中国，就曾经多次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美军能在三八线上停下来，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气势正旺的美军那时一心要吞并整个朝鲜。1950年10月2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的提案，中国政府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的联合国却否决了这项提案。同年的11月18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了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应。1951年1月11日，美方突然向中国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且通过了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意见。但是，由于这明显是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之后的缓兵之计，美方的建议没有回答中国方面关于一揽子解决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在内的原则要求，因此中国方面予以了拒绝，同时提出了真正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计划，可这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反击，军事上的倾利令美方又一次放弃了可能的谈判机会。
到了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仅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了百万。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文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猪拘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艾奇逊首先指示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
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在联合国大厦内努力向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们表示亲近，但是，试探似乎刚有点眉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国要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谈”的零星迹象发表了，美国国内顿时谣传四起，令正受到麦卡锡主义困扰的美国政府赶快出面“辟谣”，原来刚刚略有所悟的苏联人也躲开了。
伤透脑筋的艾奇逊决定直接寻找中国方面的线索。他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极其秘密地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计地力求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国准备在香港进行接触的人的名单正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是四个“可能的中间人”。
艾奇逊想通过“中间人”向中国方面传达的“信息”令人回味，这些“信息”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证了——美国方面力图使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应该和解。因为“苏联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袒护”国民党一方，特别是美国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最初是拒绝为逃亡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保护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是个有着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种“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其实中国人不应该在反对美国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肯定会令中、美两国都感到痛苦。如果双方建立一种“一定距离的关系”，那么，“苏联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那样，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20年之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刚刚在中苏边境一个叫做珍宝岛的地方激战过。
但是，艾奇逊在香港的行动同样没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间人”的身份“值得怀疑”，美国政府感到让他们去传达信息“太没把握”。最后，艾奇逊派出的人仅仅把一些信息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了，拿马歇尔的话说，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去”，指望这样做中国方面就能够得到信息，简直是太渺茫的事了。
最后，艾奇迹终于选择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乔治。凯南。
艾奇逊认为凯南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乔治。凯南是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顾问，当时他正在休长假，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着一本关于美苏关系的著作，因此他不算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现职成员。况且凯南和苏联人的关系很不错，至少苏联人不认为凯南是那种满嘴谎话的外交人士。
艾奇逊让凯南立即到华盛顿来，当面给他交代任务，让他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取得联系。
艾奇逊对凯南说的话与他对去香港寻找线索的情报人员说的话完全相反：告诉苏联人，美苏两国好像正在走向对抗，美国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不要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根据目前朝鲜战场的战线位置，现在正是停火的好时候。
凯南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信，信上询问是否能够“以私人的身份近期去拜访他”。有点出乎凯南的预料，几个小时之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要求凯南去长岛的别墅与他“共进午餐”。
于是，凯南和马立克，两个敌对大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见面了。凯南流利的俄语令他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而且交谈是在一种“朋友式”的气氛下进行的。
经过寒暄之后，凯南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走向一场很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在朝鲜行动的目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是苏联的希望。”
老练的马立克立即明白他的这位“老朋友”干什么来了。
他反问：“既然你们认识到这种危险，难道不能改变一下你们的政策吗？”
凯南说：“是中国人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危险。”
马立克毫不含糊，立即反驳。他再次重申，是美军逼近鸭绿江才迫使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并且历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美国方面无理拒绝的事实，他认为美国军队对台湾的干涉和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美国人犯的最大的错误。
凯南对马立克的话一概不反驳，他牢牢记着他此行的目的。
当他提出制止危险蔓延的惟一办法恐怕是战争双方指挥官坐下来谈判时，马立克眯着狡猾的眼睛说，苏联不是战争的任何一方。
凯南认为与这样一个典型的外交家不说实话怕是要永远这样绕下去了，于是他决定干脆说出来算了：“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用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立即逼上去：“那么，必须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台湾地位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凯南表示，这些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令凯南又一次预料不到的是，几天以后，马立克主动邀请他，并且表示，苏联愿意看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马立克是请示了苏联政府才表这个态的。
几天以后，金日成走进北京毛泽东的书房。这是经由苏联人传达过来的信息所引起的具体的反应。毛泽东、金日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毛泽东表示，如能再多歼灭美军的一些部队再谈比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能在谈判中涉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谈判意图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著名的“马立克演说”。
联合国自开创以来，就成立了一个用于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播节目，每个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这个节目，但是，以前苏联人从没有使用过。当马立克要求给他安排演说时间时，联合国人员都感到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美国人注意到马立克的演说使用的不是“苏联政府认为”，而是“苏联人民认为”这样的措辞方式：全世界人们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又受到威胁。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
朝鲜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马立克的演说令美国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忧的是不知道马立克所说的“苏联人民”是不是代表“苏联政府”。美国人这时突然发现。如果谈判时苏联人插进来，情况将不是很妙。有一点美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苏联人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共党宣传”，“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马立克演说两天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的内容表明，这表面上是中国政府对马立克的演说内容的表态，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谈判信息的正式回应。社论说：木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
美国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航空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在其演说中也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表达了正式的态度。他除了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外，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势力，杜鲁门对美国政府的立场进行了辩护：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
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护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
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
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意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向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指示。并要求他一字不差地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三十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八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在朝鲜的故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
7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与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中国方面之所以不同意把谈判的地点放在丹麦的伤兵船上，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那只船是属于敌方的。至于地点定在开城，美方认为这对他们不利，但是为了不至于把刚有点眉目的事搞砸了，也就同意了。
双方经过多次电报的来往讨论，最后达成如下协议：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二人，于七月八日上午九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联合国军方面的要求，中国军队一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朝鲜问题的谈判渠道就这样最终打开了。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坐在了谈判桌边。
7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是：中朝方面，总兵力为111万，其中中国军队77余万，北朝鲜军队34余万。联合国军总兵力为69万。双方兵力对比为1。6：l，中朝方面占绝对优势。技术装备上，联合国军拥有各种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架，舰艇270艘。中朝方面只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武力数量与质量均与联合国军相差甚远。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
双方战线的现状是，西线联合国军似乎有意放弃了临津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认为这块难以通行的土地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价值，而在“铁三角”地区，联合国军却深深地向北插进来，与中国军队一直对峙在铁原。这条线基本上是从汉城以北，沿着一条向东北方向的斜线延伸，对于三八线来说，双方都有“越界”的地区，但从纯军事的角度上看，中朝一方似乎有点“吃亏”。
就李奇徽来说，他属于“不愿意谈判”的那一派。至今为止，他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度过六个多月的时间，他认为是他重新为第八集团军“树立了信心”，并且是他把战线向北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他不愿意就这样把他的战功拱手让出。即使他已经得到国内关于谈判的指示之后，他依旧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表示他的看法，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说他有“确凿证据”来证明，对面的中国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打电报给彭德怀，始终严肃地重复一个警告：特别警惕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特别警惕美军可能发动的登陆作战！
无论怎样谈判，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论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精明的军事家，毛泽东还明白，军事上的优势永远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筹码。
战后的许多资料表明，在彭德怀的桌子上，已经放有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具体设想和计划了。就在谈判正式开始以后的8月，这个新战役已经准备完毕，彭德怀已经签发了发动战役的预备命令，政治动员令也同时签发了，战役开始时间是9月初。
至于这次战役最终没有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