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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
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未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三日这封电报，不仅仅是提供给周恩来向斯大林表态的，也是对中国方面为什么出兵朝鲜的最实际、也是最明确的阐述。
据后来的西方史料记载，当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不管这种传言是否可信，中国人的举动出乎苏联人的预料之外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言外之意是：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
彭德怀的一席话很能说明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东，他对他的部下说：“我这个人命苦。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订交道。没有苦和穷，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10月16日，回到沈阳的彭德怀再次召开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出兵参战的指示，并确定了先组织防御、再配合人民军反攻的基本作战方针。在这次会上，彭德怀还特别说明了出国作战的部队纪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到朝鲜后，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说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最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胜利时不骄傲，挫折时不气馁，遇到困难不埋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虚心谨慎，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持向前看，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10月18日，彭德怀再次应毛泽东之召回京。根据目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原准备以防御为主的打法可能在迅速前进的敌人面前无法实施，于是，与彭德怀面谈了改变战略战术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十三兵团于19日起开始渡过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
在彭德怀最初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曾设家宴招待即将上前线的彭德怀。在这个家宴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介绍给彭德怀，且就毛岸英想跟随彭德怀去朝鲜的想法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知道，刚刚结婚的毛岸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他是毛泽东的长子，是杨开慧留下的儿子，而上前线就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在毛岸英的恳求下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答应了。
10月8日早晨，在那架向北飞去的飞机上，彭德怀身边的那位俄文翻译就是毛岸英。
当时，从来不喝酒的毛泽东举杯说：“我这杯酒给你们两个人送行！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正当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朝鲜在做着艰难抉择的时候，麦克阿瑟向部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的美第八集团军和美第十军在平壤一元山腰部会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全速前进直到鸭绿江边。就在毛泽东举杯为彭德怀将军送行的那一天，联合国军从三面包围了平壤，开始对北朝鲜首都实施强攻。人民军的外围防线最终被突破，平壤的降落已成定局。
10月19日，平壤陷落。
同是这一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中朝边境的界河——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誓词是：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当此，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中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就历史而言，这场冲突的发生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中国外交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理想目标的追求，使得这个东方民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当这种追求所面临的考验被置于民族力量与尊严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时——谁也不能说这种冲突本来可以避免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漆黑的夜色中开始渡过鸭绿江，黑压压的人流遮盖了冰冷江面上的月色。在这一天渡江的部队中，有一个名叫麻扶摇的年轻人，是志愿军炮兵第一师二十六团五连的政治指导员，他怀着誓要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动心情写下了一首“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狠！
麻扶摇的这首“诗”后来经过作曲家的修改和配曲，成为了那个时代全中国的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章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YOYO”作战和朝鲜语的《东方红》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接到渡过鸭绿江的命令的时候，第三十八军中一个叫高润田的排长独自一人来到开原城郊的一座古塔下，他在杂草丛中挖了一个坑，把他的全部“家产”——几枚解放东北、华北、滇南、中南的纪念章，一枚“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勋章，一枚军政大学的校徽，一本中共“七大”的党章，一份入党志愿书，一枚刻着他的名字的印章，一个笔记本——用雨布包裹好，放在土坑里，上面再用一只洗脸盆扣上，然后用上严实地埋了起来。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按照军队的一贯做法，个人的“家产”应该存放在留守处，以便万一牺牲了，存放的东西可以转交给他的亲人。这个排长之所以这么做，是他乐观地认为不但自己的军队可以凯旋而归，自己也～定会活着回来——“家产”埋藏的地点标志是明显的，因为什么都也许可以改变，但这座古塔在这里矗立了几百年了，它决不会在打美国鬼子的这几天里就消失了吧？
做完这件事，高排长就跟随部队过江了。
第十三兵团的四个军此时是一支从服装上看没有任何标志的军队。土黄色的单衣和棉农混杂在一起，人和驮炮的骡马混杂在一起，士兵的头上顶的是树枝树叶，胳膊上扎着白色的毛巾——这是中国军队统一配发的毛巾，上面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已被剪掉了。夜色沉沉，脚步声和骡马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急促而杂乱。渡江在军事上是绝对机密的行动，部队全部是黄昏开进，拂晓便暂时停止，第二天黄昏再次开始。
首先超过中朝边境的是第四十二军作为先期侦察部队的一二四师的三七零团，他们比大部队的行动时间提前了三天。10月19日黄昏18时，第四十二军五万余人的队伍从满浦铁桥和临时搭建的浮桥上渡过了鸭绿江。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朝鲜的长津湖地区。那一天风寒雨冷，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政治委员周彪站在铁路桥头中国境内的一边，身边是经过的背着行李。
扛着枪的士兵队伍，还有驮着弹药和小炮的骡马。吴军长和周政委背对着鸭绿江水，向着祖国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除了零星的村落灯火之外，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空旷而宁静的夜。
紧随第四十二军渡江的，是第三十八军，他们集结的目标是江界——现在已经是北朝鲜的临时首都了。第三十八军刚刚行军到江边就接到立即渡江的命令，原因是前边军情紧急。过江的时候，有士兵在队伍中说话，立即被干部制止了，说是别让天上美国的飞机听见，于是士兵们从此说话的声音就极小了。
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从安东过江，一一七师从长甸口过江，目标是龟城、泰川。“我坐在吉普车里，伸手就可以摸到鸭绿江大桥，大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手臂，在江中相拥……”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回忆道，“队伍非常肃静，每个人都在默默地走着，谁也没说什么话，但我听出有的战士在数着这座桥有多长——从中国到朝鲜只有一千五百步的距离。车过大桥中央，也就是两国分界线，我听到车旁队伍中有的战士激动地问干部：‘连长，现在是几点几分？’第四十军的官兵也在安东过江。他们到达安东时，正是一个秋雨中的夜晚，安东这个中国东北部的小城空寂无人。小城市民对中国军队要到朝鲜去打仗这件事心态已经十分平静了。”
安东沿街的玻璃窗都贴着防空的米字形纸条，由于事先的保密，没有市民出来看大军过江。第四十军的四列纵队走在积水的街道上，雨中的街灯留下很长很长的摇摇晃晃的影子。走上鸭绿江大桥时，官兵们的心跳声和脚步踏在桥面上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大桥中间有一条中朝两国土兵守卫的白线十分醒目，那就是中朝国境线。当官兵们走过这条白线时，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先头部队还没有走下大桥，一辆苏制吉普车鸣着短短的喇叭声在桥上缓慢地超越长长的行军序列，士兵们习惯地为吉普车让开通行的路。吉普车越过那条白线，迅速地消失在朝鲜境内的夜色之中。
没有人给予这辆吉普车特别的注意，恐怕连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都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10月19日，彭德怀刚刚到达安东，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就赶来了。他第一句话是：“彭总司令，你们出兵的日期定下来没有？”
彭德怀说：“就在今天晚上。”
朴一禹听见这个回答时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其时北朝鲜首都平壤已经陷落，其党政机关人员正向中朝边境方向撤退，政府决定把首都临时移到江界。至于下一步的打算，朴一禹无法回答，或者说，北朝鲜领导层现在没有任何具体的打算。
此时金日成也许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在朝鲜的领土上看见彭德怀和他率领的中国军队。
彭德怀问：“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
朴一禹答：“美国人的情报很灵，金首相需要不断地改变位置，我也说不准他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
彭德怀说：“我们去找他，现在就走。”
于是，这位中国著名的将军，几十万志愿大军的统帅，就这样出发了。世界上从没有过哪个国家的哪个军事指挥官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彭德怀把他的指挥部全部甩在身后，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前进，而他自己仅带着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进入了朝鲜。
彭德怀没有来得及按规定改换北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也没有来得及去领已经给他做好了的那件貂皮大衣，他身上仍然是他从西安穿来的那身粗呢黄军装。他面容憔籽，面颊消瘦，两眼红肿，一头短而硬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除了毛泽东外，很少有人敢和他说句玩笑话。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得知彭德怀将是他们的统帅的时候，对副司令员洪学智半开玩笑地说：“老哥，小心侍候！作战中稍出纰漏他就大发脾气，要是把他惹火了，还要杀人呢！你得小心脑袋！”
吉普车在鸭绿江大桥上向朝鲜开进的时候，黑暗中只有彭德怀的一双眼睛睁得很大。车轮刚接触到朝鲜的国土，他突然命令停车。
彭德怀没有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来向后看了看。没有人知道他在看什么。
过了江就是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吉普车在十字路口停下来问路，这才发现由于走得匆忙，没有带上个朝鲜语翻译。这时候，有个会讲中国话并自称是新义州委员长的人走上前来。
这个委员长只有一条胳膊，他解释说这是参加中国解放战争时负的伤。在他的带领下，彭德怀见到了金日成派来的副首相朴宪永。朴宪永说金日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不过，据可靠情报，平壤确实已经陷落。
彭德怀立即察看朝鲜地图。
敌人的进攻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在朴宪永的带领下，彭德怀又向另一个接头地点出发。
吉普车一路颠簸。参谋见彭德怀已经疲劳到极点，劝他睡一会儿，他嘟嘟嚷嚷地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的被动情况。如果敌人保持这样的进攻速度，那么我们的部队很可能要打遭遇战了。”
20日黎明，彭德怀到达位于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在等待金日成消息的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明显地心神不定。这时，一直在下的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雪。彭德怀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渡江的详细情况，只知道他们一定是距离联合国军的先锋部队越来越近了。等待了一个上午，终于有了金日成的消息，会见地点是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附近。在向这个地点前进时，狭窄的道路上塞满了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党政机关人员、军队和难民，车辆和人畜形成巨大的洪流，彭德怀的吉普车如同逆水而上的一叶小舟。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载着电台的卡车掉队了，这意味着这位志愿军司令员彻底地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就在彭德怀寻找金日成的时候，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柴成文接到中央发来的一封电报，要其“速告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入朝后，赴金首相处会晤，望做具体安排”。柴成文立即乘车到德川去寻找金日成。因为美军飞机投下的照明弹到处闪烁，一夜行车不敢开灯。柴成文到德川后才发现这座城市已经空无一人。直到中午的时候，在一个郡委员长的带领下，才在一座铁路隧道里的火车上找到了金日成。柴成文在告诉金日成彭德怀正在寻找他时，特地强调了彭德怀现在的职务全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见首相。”
金日成和柴成文乘车向北，过清川江，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一直转到21日凌晨2时，才到达距离北镇三公里的一座地目叫做大榆洞的金矿。
两个小时之后，彭德怀也将到达这里。
柴成文前去迎接彭德怀。
对干柴成文来讲，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环境中见到彭德怀，可以说是百感交集。1941年，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的时候，柴成文曾当过他的情报股长。令柴成文难忘的是1942年5月25日，在日本军队的扫荡战中，彭德怀身陷重围，是柴成文带着一个警卫排掩护彭德怀突围出来。在那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牺牲了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名叫左权。此刻，彭德怀向柴成文询问了目前战局的情况，之后，他在一个破瓦盆中洗了睑，吃了朝鲜的米饭和酸菜，然后准备去见金日成。在顺着田埂向金日成等待的地点走去的时候，彭德怀突然问柴成文身上带没带有剪刀之类的东西。柴成文一下子感到很惊讶，不知道彭德怀的用意。彭德怀说：我的军装的袖口破了，露出的线头儿长短不齐，这样见一个首相不礼貌。于是，柴成文拿出一只指甲刀，两个人站在田埂上修理彭德怀的袖口。指甲刀修理的效果不好，彭德怀只好失望地说：“算了吧。”
彭德怀和金日成见面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性的会见常常不被人提起，只在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中稍有记载。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次会面都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时刻。这不但是对朝鲜战争的战史而言，仅从彭德怀这位中国将军在异国土地上孤独地冒险行军，就足以让所有的军事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深思了——此刻，战争的另一方，麦克阿瑟正在东京豪华的住宅中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这位联合国军的司令官距离前线有1000多公里远，而他的中国对手正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寻找前线在哪里——彭德怀当时也许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能予以理会了，他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敌人的后面！就在他在没有任何武装警卫的情况下向南走去的时候，南朝鲜军队的一个团几乎与他擦肩而过，行动到了他的身后，现在，这个团已经快要到达鸭绿江边了。从军事的角度上看，这位中国将军实际上已经陷入包围之中，然而奇迹却是他自己又从包围圈里走了出来。一位彭德怀的部下很久以后对此依旧心有余悸，他说，在那两天中我们和彭总失去了联系，我们焦急万分。在战场情况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不测，彭老总面临的只能有三种选择：被俘、死亡、逃生。
也许是彭德怀一行人少目标小，加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完全没有想到中国的司令官会插到战场的前沿来。
彭德怀万分幸运。
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和中国的抗美援朝行动的幸事。
1950年10月ZI日上午9时，金日成、彭德怀在“充满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历史性的首轮会谈”。
彭德怀向金日成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出兵决定和已经越过鸭绿江的部队组成。当金日成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参战部队将达到6个军共35万人之多，而且毛泽东已经另外准备了6个军的志愿军为预备队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太好了！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