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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侦察员七嘴八舌议下来，认为“小龙”潜伏在附近养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邝裕祥的口供看来，这个“小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间都透出对中国社会情况的熟悉，所以估计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
审讯从3月9日傍晚7时许开始，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
出乎邝裕祥意外的是，从头到底的讯问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然和进门伊始他所见到的为之吓得脸容失色的阵势不合拍，但显然使他明白了一点：寻查‘小龙”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据邝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小龙”是何处人氏、经历等等，对方同样也未打听他的这些情况，这是特工的基本纪律。“小龙”甚至连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处的临时户口申报单和医院的病卡上，她都让他写了“肖龙”——“小龙”的谐音。他们之间一起生活了半个来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龙”也从未失口说过是何处人氏。当然，“小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半个月中总要显露出一些给邝裕祥留下印象的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侦察员的耐心启发诱导，一点一点地被邝裕祥回忆起来，说了出来——“小龙”说话用普通话，但是听上去不大标准，没有北方人那么流利、顺畅；用语似乎也不大规范，比如向邝裕祥打听曹秋林的年龄时，就用了“他几岁了”这样的提问方式。
“小龙”在饮食方面的特征：主食喜欢吃大米饭、粥及糯米糕团，菜肴方面嗜食水产品，不会吃辣，喜欢偏甜，烧红烧肉、鱼时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欢喝绍兴黄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黄酒、半斤白酒也没什么，照样思路清晰，谈笑风生。
对上海比较熟悉，具体表现在：2月24日电视中播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新闻时，她对迎宾车队途经的道路都能一一说出，如数家珍。电视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宴请尼克松一行的新闻时，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水质不行，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苏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还有鱼虾游游，现在早已绝迹了。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一定从美国带来了饮用水。”同样的新闻，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画面时，她没说什么。
3月10日凌晨，侦查指挥部随即开会分析邝裕祥的口供。刑侦科李平副科长是上海人，他根据“小龙”在诸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证，认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属于吴语地区，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对卷舌音总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显得不顺畅。另外，上海人在打听他人年龄时有一个明显的习惯用语，即问“几岁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烧菜爱放糖。第三，上海人习惯喝黄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当时苏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质情况；也只有上海市区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称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认为合乎情理，这样，可以初步认定‘小龙”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识青年。根据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关于她在离开“先锋厂”后多半会潜回原籍养伤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定“小龙”现在栖身上海。侦查指挥部当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干侦察员组成的侦缉小组，急赴上海缉拿“小龙”！”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刘城、李平率领，倪炯敏随行的十人侦缉小组飞抵上海虹桥机常已经接到公安部通知让“全力协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车把他们接往福州路市局机关。上海警方专为协办“2·28案件”而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资深侦察员组成的专案组已在那里等着，双方未及寒暄便开始通情况，谈构想，制订侦缉方案。
在侦查工作中久经世面的上海同行没有料到“先锋厂”方面来沪要办的竟是难度这样高的一个案件，要找的对象竟是一个只知大体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这等于是从头开始办一个案件。不过，上海警方在协助全国各省市同行协办案件方面的“高热情、高效率”在全国警界向来是出了名的，专案组长邵冬锋当即表态：难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奇。书＇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