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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我站一站吗？”她是要犯，虽然未上镣铐，但是那张专供犯人坐的椅子上有一块锁着的档板使她坐下后不能站起来，这是防止犯人施暴的一种措施。
杜培生点点头，让女预审员把锁具打开了。钟秀翔站了起来，几步挪到右侧，在写着“坦白从宽”四个大字的墙壁前跪了下来，双手捧着照片，朝黑龙江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她磕得很重，额头在木地板上碰撞出的“咚咚”声响，直叩每个预审员的心。两个男预审员担心她会突然撞墙，机警地站在她身后，随时准备作出反应。
钟秀翔磕完头，站起来，回到位置上坐下，双手捧着照片递还给预审员，又连说了两声“谢谢”。尔后，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把盛炜富的照片印一张给我保存？”
杜培生不假思索道：“行！”
“谢谢！谢谢！”
次日，钟秀翔果然得到了一张盛炜富的照片。
接着，钟秀翔就开始交代罪行了。她要求先由自己谈，不要被打断，待谈完后再接受讯问。预审员同意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奇特的要求，于是钟秀翔便开腔交代了。她谈得很详细，从自己的家庭谈起，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去农尝在农场投毒犯罪及叛国当克格勃特工等，这些在前面已有叙述，不再重复，倒是需要写一写她此次受派遣来中国新疆活动的情况——钟秀翔在1970年6月底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按照克格勃的惯例，她被送往外高加索的凯斯洛夫克州的高加索山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月后，休养期满，她被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分配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但找钟秀翔谈话的那个人事管理局官员却没通知她去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报到，只叫她直接去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待命。钟秀翔马上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派赴中国进行什么间谍活动了，因为阿拉木图居于靠近中苏边境的城市，往东不到三百公里就是中国新疆地区。果然，钟秀翔抵达阿拉木图的第三天，就有克格勃官员找她谈话，让她准备去中国新疆执行任务，最近一个阶段将有人来给她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并教她一些简单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语言。至于任务内容，待出发前再予以交代。
钟秀翔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幢别墅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克格勃官员向她解释：这不是软禁，而是因为阿拉木图距中苏边境线近，又不是旅游城市，像她这样一个东方姑娘频频在街头出现，容易引人注目，于她潜入新疆后可能会产生不利。这样到了9月初，克格勃派人每天用汽车接她去军用机场，进行跳伞训练。
一连训练了五天，钟秀翔已经掌握了要领。
第六天上午，来了四名穿制服的克格勃军官，汽车上带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除了钟秀翔被捕时所搜获的武器、电台等，还有“转队”的全套证明材料和一个五百克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如白砂糖的晶状物。克格勃军官先向钟秀翔交代了她的“转队”事宜，然后谈了这次任务：那白砂糖似的晶状物，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生物专家研制的一种特种病毒，这种病毒被牧畜和食草动物摄入后，会产生一种传染疾病，症状是发热，几小时内即可升至极限体温，然后是七窍流血，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治而亡。病畜从染上此毒开始，其所有的体内分泌物（液）都是新的传染媒介物。中毒发病的动物死去后，尸体如不立刻焚烧，那病毒将会在尸体内迅速繁殖，成为新的散播载体，随风、水、尘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从未出现过，所以没有病名。克格勃决定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这种动物疾病，因此命名为“新疆出血热”。
“新疆出血热”病毒在实验室内的生存时间为二十七天，克格勃专家考虑到特工人员潜往新疆后的活动条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里无法散播，这样便会造成“师出无功”，所以他们动了脑筋，以药物使病毒处于休眠状态，到使用前将其激活。用于激活的化学物质便是盐酸。克格勃专家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盐酸在中国和苏联一样，轻而易举就能从商店买到的，所以既没让钟秀翔携带，也没为她准备一纸购买盐酸的假证明。这样，钟秀翔跳伞潜入新疆后，就不得不以盗窃方式获得盐酸，从而终于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给钟秀翔配备了电台，让她完成任务后返回前与苏联境内联系，克格勃将在边境线予以接应。克格勃给钟秀翔规定的最后回返时间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钟秀翔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要了一杯水喝，然后说：“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讯问，我一定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于是，预审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包“新疆出血热”病毒到哪里去了？
钟秀翔说：“哦，我忘了说，我一到巴拉坎二队村外，就把它埋起来了。”
“埋在哪里？”
“村外那口破庙后面。给我纸笔，我画一张坐标图给你们。”
审讯结束后，杜培生向公安厅领导汇报了情况，然后立刻率领四名警察驱车直赴吉也克镇。十四小时后，杜培生一行抵达吉也克镇，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队村外，按照坐标图，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钟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烧不退，只是无感冒症状。所方即送医院，但医生动用了最好的进口药物也未能使高烧退去，二十四小时后她终于不治而亡。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规定的返回期限超过一天。而发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因此，有关承办人员曾怀疑钟秀翔在奉命派遣入境前，已被克格勃以不易察知的方式输入了定时发作的毒药，如按时返回，则有解药可救，否则一命呜呼。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第十章 辨认林彪尸体
26
安德烈大校对傅索安说：“给你安
排一个新的岗位——去谍报学校当教
官。”
钟秀翔这样的特工在克格勃属于车载船装的小角色，克格勃并未为她的落网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
因此，对于傅索安来说，钟秀翔的生死一直是个谜。也许钟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苏联以来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且又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同学的缘故，傅索安自得知钟秀翔出事的消息后，一直心神不宁，关心着钟秀翔的消息。她多次去找玛莎，并通过玛莎和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几位分配在对外谍报局的苏联男女同学取得联系，央托他们找听钟秀翔的消息，均未遂愿。
傅索安通过一个谍报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克格勃技术管理局担任内勤的苏联同学，请无线电通讯专家特装了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具有特强的灵敏度，并且能自动排除干扰杂音，还有增音装置，在莫斯科能收听到东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傅索安用这个收音机每天数次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想得到钟秀翔的消息，但该台始终没有播出。
克格勃对其内部人员也有一套监视措施，傅索安的行为当然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对外谍报局的头头起初对博索安的举动抱容忍态度，因为第一这并未违反颁布的内部纪律。第二傅索安是经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特批而进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所从事的活动中表现比较出色。但是，后来见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来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头头的重视。1971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对外谍报局特别监察处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军官跟她作了一次谈话。对方告诉傅索安，她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动都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不是单单针对她的，而是每一个从国外活动后返回的特工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秘密监视，即使是将军也不例外。
傅索安此时已经今非昔比，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不怕苏联人把她怎样怎样，这样，深埋在她身上的桀骛不驯的本性便略有显露她虽然没开口，但从眼睛里透出的神色却是表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中校看在眼里，也不吭声，从桌上的一个活页里拿出一张纸，微笑着递给傅索安。傅索安接过来一看，惊奇得像是亲眼见到电视屏幕上的人物蹦出来在她的面前：纸上打印着她从台湾返回莫斯科后的每次外出，和每个人接触的时间、地点，对方的姓名、身份！
中校笑吟吟地加以说明：“这些材料都是输入了计算机的，将被永久保存。”
傅索安这下子真正领教克格勃的厉害了，她不敢再生抵触之心，老老实实坐在那里，显出一副俯首听令的样子。中校和她谈了许多“马列主义”、“苏维埃革命”、“热爱苏联”之类的大道理，最后说：“我们认为，在最近几年克格勃招募的外国特工中，你是一个优秀分子，你身上具有着一个优秀特工人员的天赋，因此，我们很想把你培养成一个特工专家。我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你提出殷切希望，愿你时时处处以特工事业为重，以保卫苏联的国家安全为己任，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傅，你能做到吗？”
傅索安点头：“是的，我应当做到！”
中校站起来跟她握手：“我们期待着你更多的实际行动。”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傅索安感冒了。她没当回事，仍旧独自外出去附近公园散步，中午还在公园的餐厅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可能是受了寒气的原因，当天晚上她就咳嗽了，次日吃了药，仍不见效，并且开始发烧。她下榻的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内部招待所，只有克格勃成员才能入祝眼务员显然不清楚她具体是什么角色，但是“自己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发现她生病后立刻向所长报告了。招待所所长是个体重百余公斤的胖女人，难为她还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佩着少校衔章，闻报后像头大笨熊似地走进了傅索安的房间，问长问短一番后，让服务员给傅索安量了体温，然后说：“你必须去医院！”
招待所长给不知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只隔得十余分钟，一辆救护车就已经呼啸而来，停在楼下。傅索安被送住位于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医院，经诊断是患了大叶性肺炎，立刻住院治疗。
傅索安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疾病倒没给她带来多大痛苦，难熬的是寂寞和空虚。她原以为玛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几位苏联同学获悉她患病住院后（上救护车时她关照招待所长给他们打电话的），会来医院看望她并且陪她聊天的，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没见这些人的影子。后来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触的同学都被克格勃有关部门找去谈过话，警告他们不准搞小集团，所以这些人吓得一个也不敢来医院看望傅索安。
傅索安独自躺在病榻上，医院规定不能阅读书报，也不能看电视听广播，当然更不能喝酒，这样，她只有静思默想。好几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了家乡，寻思今生再也难以见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泪下，抽泣不已。
傅索安人院后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来两名服务员，驾着一辆轿车来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长在招待所门口迎接傅索安，见她下车，迎上来和她握手，并送上一束鲜花：“亲爱的傅，祝贺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
傅索安还是住原先的那个房间，她进去后不无惊奇地发现里面多了个金属书架，上面放满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湾印的中文版的《情报学》、《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特工谈如何获取情报》、《情报特工实践》、《我的情报特工生涯》等关于情报学的书籍。傅索安一个愣怔后，问道：“这是谁布置的？”
招待所长说：“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来的，说给你阅读。”
傅索安没再说什么，招待所长离开后，她开始琢磨此举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为又要派她去哪个国家搞情报了，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头：如果是搞情报，是不必看这类书的。自己已经是一个称职的、有过实践的特工，毋须研究这些纸上谈兵的玩意儿。那么，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么用意？
会不会让她写一篇情报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杂志上？傅索安想到这里，头就痛了：她的俄语口语现在算是过关了，可以说得和苏联人一模一样，连俚语骂人话都精通。但是，对文字却没有把握，阅读还可以，写文章却是断断不行的。如果让她写一篇文章，那简直要从头学起，费时间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劲儿来鼓捣这套玩意儿了。但是，克格勃纪律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她又不得不这样做。
这天晚上，傅索安是带着极端厌烦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进入睡眠状态的。她没有想到，克格勃让她接触这些阅读物的用意，并非是要她写文章，而是委以别用。
次日，傅索安以为克格勃会来人找她谈写文章的事，但却无人前来。她百无聊赖之中，就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到晚上8点钟，一本书已经翻完了，于是她又拿了一本。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书时，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她以为是服务员，说了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看书。傅索安听见门被轻轻推开了，却没有脚步声，而是飘进来一阵烟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书本站了起来，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苏联老头，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克格勃呢军官服，佩着大校衔章。他，就是1968年7月17日找傅索安谈话并让她填写参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
傅索安愣过之后，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笑。安德烈走进房间，开口道：“是你吗？傅—索—安！”
傅索安如两年多前一样，冲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长。”
安德烈拥抱了傅索安，并且吻了她的额头，说：“我的孩子，两年多不见，长得比过去更漂亮了！”
安德烈松开傅索安的时候，她看见仍是上次见到过的两个便衣卫士站在门外，便问道：“首长，请您的卫士进来坐坐吗？”
安德烈说：“不！把门关上。”
尽管傅索安对当克格勃特工已有厌烦情绪，但她对给自己指引这条路的安德烈始终怀着感激之情，也许是当初和他的见面意味着从叛逃以来的苦难到脱离苦海的分界线的缘故。她像招待自己的亲人那样，脸上浮着真诚的笑容，给安德烈端咖啡、沏茶、削水果，然后，又倒了两杯葡萄酒，一杯奉给对方，一杯高高擎起：“首长，祝贺您晋升为大校！我们下次见面时，您一定已经是将军了！’安德烈喝了酒，笑道：“我的孩子，你的俄语已经说得和苏联大没什么两样了。告诉我，这两年多时间，你过得好吗？”
傅索安知道安德烈是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高级官员，估计他不会不清楚自己这些日子里干了什么，这纯粹是一种作为正式谈话前的过渡性话题，所以，她用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全部内容。安德烈点点头：“傅，你干得不错！长此以往，你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荣誉！”
傅索安微笑着问道：“首长，您的到来，是不是象征着要给我安排新的工作了？”
“哦！多聪明的孩子啊！”安德烈发出慨叹，“你说得不错，是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岗位。”
“什么岗位？”
“派你去谍报学校当教官。”
傅索安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叫我去当教官？首长，我怎么能当教官呢？我自己才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出头哩！”
安德烈像是没听见这番话，继续说他的：“你去那里教授‘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这是我们经过慎重研究的。当然，你还需要学习，所以我通知对外谍报局给你送来了这些书籍。另外，我们还要安排你到克格勃的高级特工学校去进修六个月，主要是学习一些情报学理论知识。”
傅索安还想分辨说明自己难以胜任，但刚说开了个头就被安德烈神情严肃地阻止了：“傅，这里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
傅索安见状不对，只得点头：“我服从安排！”
笑容又回到了安德烈脸上：“傅，你记住，对于你来说，最难渡过的阶段已经渡过了，接下去，不管几时，都没有能挡得住你前进步伐的障碍了。”他点燃了已经熄灭的抽斗，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现在，我可以给你说一下你去执教的那所谍报学校的情况。”
傅索安从安德烈的叙述中，终于明白了克格勃调她去当教官的原因——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敌视中国的程度愈来愈深。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69年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了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中国开展谍报工作。克格勃内针对中国的特工，都集中在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该部的职能是针对中国、越南、朝鲜开展谍报活动，原先特工人数在对外谍报局同类的十个部中虽说是最多的，但现在为了加强对中国的谍报工作，理应大大增加特工。为此，克格勃在进行紧张的可行性研究后，决定新设一所特务学校。这座学校设在苏联、蒙古边境的贝加尔湖附近，位于伊尔库茨克以南大约三十多公里，名叫“契他伊斯卡维”。
在俄语中，“中国”的读法是“契他伊”，“契他伊斯卡雅”的意思，就是“专为中国而设”。“契他伊斯卡雅”只招募亚洲籍特务学员，尤其注重招募中国人。苏联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了这个计划，指定于1970年初开始筹建。至1971年春，“契他伊斯卡雅”的建筑物已经耸立，开始进行设施施工。与此同时，克格勃开始物色教官和制订招募特务学员的计划。按照克格勃高层核心的构想，“契他伊斯卡雅”创设伊始是短期训练一批特工，迅速充实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力量，为今后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对外谍报局特别第六部打下基础。这样，该校招募的特务学员应以中国人为主，其对象是：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及其他成分的人员，苏联及亚洲各国的华侨。
可以想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