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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墨。
1968年2月底，“横空出世”总部召开全体红卫兵会议，宣布常委决定：各战斗队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将指定专人写大字报。大标语，所需笔墨纸张凭底稿送经主管政治宣传的常委审查批准后去后勤组领取这样一来，“山下派”没了内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钱去买，但傅索安几个根本没经济来源，他们吃饭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么是好？当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里，商量对策。议来议去，只有一个选择：设法获取笔墨纸张，继续攻击“山上派”。
“山下派”对获取笔墨纸张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中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很方便，扯个旗号，然后找校长室开证明去公安局备个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于造反所需的经费，学校自会提供，有了经费就可以购置笔墨纸张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况起了变化，校长早已关进牛棚，校长室也不复存存，各中学都只剩两个对方派造反绢织，活动经费一部分主教育局领取，一部分凭本组织出具介绍信去商店强行除取实物，所欠款项有了钱则付，没钱就“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山下派”要获取笔墨纸张，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出具介绍信去文具商店强行除龋傅索安拍板：“有进无退！就这么干！”
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3
“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