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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荒原上的阳光
作者：何顿
正文
总序
世纪末的人生风景
文学的河流在流向下一个世纪时，突然冲破了传统的模式和道德价值，令人惊叹地出现了一道风景，它似乎平淡，似乎琐俗，似乎无为。然而，它是一片阳光在生活空间的真实折射，无须挑逗和眉来眼去，也无须浓汝淡抹，它就被当代的读者所钟情。
何顿的小说不是制造出来的“热点”和“新潮”，也不是评论家点石成金的神话，更不是追求利润的出版商吹出的迷惑人的肥皂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何顿的小说铺天盖地的登载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学杂志上、报纸副刊上，影视界也开始瞄准了何顿的小说，张艺谋高价买下了他的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的改编权，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北京先奇影视制作中心董事长杜宪投重资筹拍他的《我们像葵花》，还有一些大腕正预谋着他的另外几个长篇小说《荒原上的阳光》、《大水》、《眺望人生》。何顿“触电”了，“触电”对很多吃文学饭的人是很头疼的事，然而，对何顿来说“触电”意味着他扯起了一面旗帜，他屯积了足够的粮草，他开始在一片喧哗和骚动中来不及更多的谋划就向当代的文学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人性在包装下的对社会道德的一种诠释而是无情地撕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赤裸裸地呈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组合即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在经济转型、理想迷惘和道德象玻璃一样被击碎后，历史的老人并未对我们产生大悲大悯，他似乎要抛弃仍是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这些小人物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金钱，但并非没有生存的权力，他们为了生存就像《无所谓》中的李建国一样在命运中沉浮。李建国是一个极有头脑的青年，他怀着要当一名政治家的愿望在大学里刻苦学习，命运捉弄他的是，他的政治才华并不为社会接受，他是凭着一根竹笛跨入大学校门的，所以在几经坎坷的挣扎中，他的竹笛最终吹奏出的是哀挽的绝唱。他死了，死得是那么的无所谓，这好象他年青的生命看透了人生。其实不然，李建国并未识透人生，在这个商品充斥的社会里，人的价值究竟如何体现呢？政治家说我有权，商人说我有钱，而一般老百姓缺少这两种东西，为了活得更好，也为了他们的亲人活得更好，就要向这两种东西靠拢，靠拢只有两种结果，两种定数。结果和定数往往不是自身的所为，而是命里所定。这似乎是在虚妄人生，其实不然，历史给我们社会的负轭实在太沉重了，恰如是一处堆积木的游戏，当美丽的积木一旦倒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堆难以置信的狼籍，在天真纯洁儿童的眼里它是原本的真实，可以随心所欲会再地堆积。但在成熟和趋渐成熟人的眼里，它是人生的裂痕。人的生命太短暂了，这种游戏只能参加一次，对于爱大概也是如此。《太阳很好》里的女主角怀孕了，她是抢了自己女朋友马艳的丈夫龙小奔而种下的一粒孽种。她对单位和父母的规劝根本不理，毅然生下了这个孩子，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当然是无辜的，但他的确是一枚苦果，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都是如此。
为此，所有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究竟是谁错了呢？我们谁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作家说“生活无罪”。就其生命的本质来说，它原就本是一个过程，是分分秒秒的组合，就其人生来说，它本来也是一个实用的过程，没有一个人不是对物迷恋的俗人，伟人和小人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成功了，后者不怎么成功或完全失败了。那么，爱情的基点是什么呢？如果把爱置于一片沙漠上，置于一座孤岛上，它还存在吗？我们在这里不是贬低爱情的纯真和挚着，是让爱根植于一片肥沃的土地，让它实在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美丽的果实，小人物为了赚钱本该没有爱情和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偏偏是传统的观念和价值尺度给了我们万状的痛苦。何顿并未在生活之外去选择一个审视的制高点，从而对现实的迷惑不解去关注、去校正，作家是用平常姿态、平常心境表述了自己的生活，他的坦然和一付热心肠令人诧异地走入了广大读者的心灵。
如果说读了何顿的一些小说还不过瘾的话，何顿的长篇小说《荒原上的阳光》就是一部让人过瘾之作。小说以主人公马民为中心描述了一大堆小人物，患了精神病的妻子珊珊，玩世不恭的情人彭晓，对女人百般诋毁却一刻离不开女人的朋友周小峰，聪明能干不安分的马仔大学生小廖，被特定社会挤压得变形的父母，在众星捧月中成长的女儿天天，权势显赫、又老谋深算的刘局长、王经理，在心惊肉跳中过日子的岳父岳母，还有混迹在各种星级宾馆和卡拉OK厅和咖啡馆、啤酒屋的美丽妖艳的女郎……这些人生活在各自的空间里，他们都从昨天的恶梦里走出来，又都怀着对明天模模糊糊的憧憬，企图在今天的生活中摆平自己，于是就有了不得不去卑鄙地和生活抗争或者游戏，龙美夜总会里的美人小计，皮尔·卡丹包装里的祸心，新华楼里的征服欲，润华艺园里的幽会，湖南宾馆里的荒唐游戏，三百万业务交易中的肮脏，梦里的男人和离婚六部曲……这一切组成今天的万花筒，将历史的碎片和未来的迷惘都装了进去，在转动时若明若暗，我们都看到了自己精神在其中的空缺。用主人公的遭遇来形容，虽然我们得到了不少，但我们也失去了不少，所以充满艾怨和忧伤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下子就逼得人掉下了眼泪，我们明明长着一双大睁的眼睛却不如瞎眼的言人能够尽情倾诉人生。世界太不公平了，马民赚了钱，买了房子，又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到处飘，可是谁羡慕他呢？
“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仅此这一点，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能打败他。因为人家至少是同一个正常的女人吃饭睡觉地生活在一起呀，而他却同一个脑壳有问题的女人生活在一间房子里，还得假模假样地关心她，用一大堆善良的谎言欺骗她。他赚了不少的钱，他在商业上称得上是一个成功者，但他从来就没有半点优越感，内心里反而更加自卑，感到自己已是身陷囹圄、无法自拔的男人。”作家的描述有某种隐喻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按照教科书上的旨意去进行，在布满历史裂纹的路上，谁也不会走得很平实。所以，作家在一部小说里企图去规范生活，去宣示一种教义都是徒劳的。何顿十分机敏，他没有这样去做，而是把一大群人用笔赶在阳光下，让时间去分辨他们的颜色。比如周小峰，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鄙视爱情的男人，他因为长得矮，几次恋爱都失败了，然而，他可以凭着手里的钱去玩最漂亮的女人，和她们打情骂俏，和她们在床上Zuo爱，他反对一夫一妻制，甚至说：“人其实是动物，动物的情感绝对是泛爱的，比如猫和狗。可是有了这个一妻一夫的法律，人就自然被这个法律束缚了。我们从小就受这方面的教育，以为一夫一妻制很正常很公平的。”显然，这些话语是大逆不道的，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可是这是社会的某些事实，我们该消除呢？还是应该听之任之？作者并未安排周小峰去改邪归正，但随着时代的进程，人性一旦在爱的河流里被校正，他畸变的行为自然也会被校正的。
在何顿的中篇小说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里也同样是一大堆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在现实的生活里沉沉浮浮，笑和哭都是真真切切的。评论家们说，走出迷惘成了九十年代文学必须面对的一个主题。何顿的小说能够走出迷惘吗？这决非是轻而易举的事，幸运的是何顿在他的小说里并不卖弄自己的什么招数，他应该算一个最真诚、最勇敢的作家，他将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发生的事象板录一样拼起来，组成了斑斓五彩的现实图画，有暖色，也有冷色，给人们呈现的是精神现象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任何人的心灵都会有各自的感应，不管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这就足够了。
01、马民
马民这一向特别忧郁，这主要是他要面对一种他无法抗拒的爱情。他现在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爱情对于他来说应该不是赏心悦目的新鲜菜了。马民还是个对生活中的得失看得很淡的男人，还是个自己觉得已经自我沦落的男人。马民感到自己是个立过志向，而现在离志向越走越远，因而变成了一个在生活中忙忙碌碌，却生活得十分物质的男人。
马民恋过三次爱，每次他都是很认真很投入，每次都把自己爱得一塌糊涂。最后一次恋爱是十年前，那是一九八四年，他当时正处在失恋而心灰意冷的边缘上。他的妻子——当时她刚刚从省体操队下来，挺着耸得很耀眼的二十三岁的胸脯，梳着两根长辫子走进了他的视野，使他一颗沮丧的心又燃烧起来。他迅速就投入了恋爱的角逐中，用自己的聪明战胜了情敌。那时马民在地处长沙市郊的华光电子厂工作，他的情敌——一个与他一并大胆追求珊珊（他妻子）的年轻人，是厂团委书记，经常组织各种舞会勾引珊珊。但马民在篮球场上使这位年轻的团委书记一败涂地而且恼羞成怒，居然要同他打架，那些年华光电子厂——一个两千多人的军工厂，经常举行这样那样的厂内体育活动，篮球比赛便是这家军工厂的传统节目。马民还在五中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校篮球队员，若是他的个子还高五公分的话，早就进省体委篮球队变成职业篮球手了。在成都电讯学院读大学时，他在校篮球场上曾使两个北京姑娘为他着迷，写信向他表白爱情，其中一个姑娘在信中描写他在篮球场上“大展了一个男人的雄姿和风采”，足见他在篮球场上运球和投篮的动作是多么精彩而令人叹服了。马民记得十年前，那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在五点钟那金灿灿的阳光里，马民所在的一分厂的几个青年走进了挨着食堂的平整的水泥篮球场，团委书记所在的厂部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事先四处扬言，他们要打败一分厂），也一并迈上了金灿灿的篮球场，争夺冠亚军。
他们在比赛前的几分钟，还对一分厂的球迷们说：“你们一分厂不过就是一个马民，把马民盯死，你们还有什么戏！我们派了张头专盯马民。”
张头就是团委书记，马民的情敌，他是个比马民还高两公分的大块头，自以为自己只要伸出一双大手就可以把马民手上的篮球盖祝然而在那场冠亚军争夺赛的篮球场上，这位牛皮吹到天上去了的情敌，只有跟着马民屁股追的份儿，而马民在他笨得可爱地举着两只大手挥来舞去地干涉下，进的球比跟三分厂比赛时进的球还要多三个。正是下班吃饭时间，球场边上围绕着很多看球赛的人，他们甚至对张头起哄，骂张头没用。张头急了，为了证实自己有用，居然不顾犯规，在马民投篮时，他赶上去，伸手拖住马民的肩膀，结果球从马民手上飞出，进了崭新的球网，而他却遭到了篮球场外球迷们发出的集体的哄笑。张头恼羞成怒，在马民再一次把篮球运到篮球架下时，他追上来用手肘捅了马民背一下。马民被他这阴毒的一时捅得打了个趔趄，几乎摔倒，球自然从手上跑出了线。马民侧过头来瞪着他，“你这是干什么？”马民跌下脸来盯着他。马民很早就讨厌起这个自以为是团委书记就是厂里年轻人的“头”的张头了。他在舞厅里厚着脸皮独霸珊珊跳舞，也让马民生气。他跳舞笨手笨脚的模样也让马民看不起。
“你在我后面动手做什么？”
这位情敌兼对手自觉没脸，“对不起对不起。”张头摆着手大声道歉说。
这一幕自然被端着饭盒站在前面观看球赛的珊珊瞅见了。篮球赛结束后，晚上马民去集体宿舍里找珊珊，又在寝室里碰见了张头。珊珊称赞他说：“你的球打得很漂亮。”
马民一笑，感觉到珊珊身上有一种淡淡的芬芳飘入他的鼻孔。马民就走上去，好更多地嗅到她身上的香气，当着张头的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珊珊说：“我想邀你去农科院跳舞。”
华光电子厂的隔壁是省农科院，省农科院的舞厅，无论是乐队和音响设备都比华光电子厂工会和团委联合出的一点钱改建的舞厅（原厂部会议室）要强几倍。珊珊迟疑了下，一笑，抛下张头那张阴沉着的脸，跟他去了。两人一前一后地从三楼下到一楼，马民一抬头，见张头在三楼的走道上，低下头来看着他们，就不无快活地一笑，跨上永久牌单车，对珊珊说：“上来吧，已经八点钟了，我们快点去。”
珊珊的屁股往单车的衣架上一挨，坐了上去。两人便在张头的目送下，消失在拐弯处的林荫道上了。但是那天农科院舞厅旁的变压器由于电流负荷过重而烧了，舞厅周围一片黑暗。马民想起张头鼓着两只眼睛目送着他和珊珊的样子，就一点也不气馁了。
一阵淡淡的桂花香从前面的花坛飘来，那里有一个花坛，花坛旁边有两株桂花树，自然这一切都处在明净的月光下。马民说：“看来今天不会有舞跳了，我们到花坛那里的石凳上坐一下吧，我今天打球打得很累。”
“你投篮的动作相当漂亮，”珊珊说，“厂里好多人都来看你打球。”
“张头想盯死我，他笨得猪样盯得死我吗？”马民趁机贬低张头说，“我只随便做一个假动作，他就摸不清我的方向了。他还扬言要把我盯死，他不是丢自己的丑！他看我不住，就用肘捅我的背，真是要好蠢有好蠢。”
珊珊轻轻一笑，在石凳上坐下说：“我也不喜欢他。”
就是这个秋高气爽的晚上，就是这张坚固的石凳，还有将自身的香气不断扩散的桂花树和银色的月光，以及青蛙和蛐蛐发出的喧闹的欢叫声，给了马民表白爱情的勇气。
马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的这一幕，他当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不记得那天晚上他是怎样开口表白的了，他的记忆中，似乎他并没费多少力气，就赢得了珊珊的爱心，为此他好像还有点失望。
在他的心里，王珊是那么神圣和高傲，可是那天晚上他获得的印象是她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他对她说了很多话，他说他会努力让她过得好，让她不会有委屈感。他说这个世界很大，浓缩起来实际上就是两人世界，他和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永远是女王，我永远是奴仆。”他记得那天晚上，在月光下，在花坛前的石凳上，他拿出了在大学时与那个大胆追求他的北京姑娘恋爱时所获取的经验（这个北京姑娘分回北京后便跟他一刀两断了），边吻她边对她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句话还在他脑海里鸣响，虽然他早已不是“奴仆”，而她也早已从“女王”的位置上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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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民有个叔叔是长沙市最早搞装修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商业意识时，马民的叔叔就在商海中一笔一笔赚钱了。马民去成都电讯学院读书时，他叔叔就有了摩托车。一九八二年马民从成都电讯学院毕业回来时，他叔叔已经有了一辆旧北京吉普车了，而此时马民连一辆单车都没有。马民身上有一种思动的性格，而且他不是一个甘愿过贫穷生活的知识分子。马民的父母都是省直属某机关的普通干部，属于那种办事人员。父亲爱喝点酒，并且一天要抽两包烟，还是个生活得极不得志因而怨天尤人的男人，家里自然就没有余款备着给马民结婚。而且父亲也明确地告诉他说，他供他读了大学，作为父亲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结婚购家具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马民所在的军工厂并不是一家印刷钞票的工厂，一个月也就是百来元工资，把每天的伙食钱和抽烟的钱一除，如果结婚靠省吃节用的钱来完成，那要到何年何月呢？马民想到了他叔叔，想向叔叔借几千块钱结婚，然后用五年的时间来还。为了叔叔不至于拒绝，他把珊珊也带去了。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四月的阳光照耀在马民和珊珊的脸上，马民骑着单车，上坡下坡地载着珊珊向市内叔叔家驶去。马民深刻地记得那是五月里的一个星期天——那一天使马民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那天上午八点多钟，马民到了珊珊家里，与未来的岳父岳母打过招呼后，马民只是心不在焉地抽了一支珊珊的父亲递给他的烟，就把珊珊从家里拉了出来。五月的太阳很迷人，涂在地上黄灿灿的，空气里充满了花香，马民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九点钟黄灿灿的阳光里了。“天气真好，珊珊。”马民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往天上一抛，对珊珊说：“是‘国’，我们就有希望，是‘粮’就没有希望。”
硬币迅速地从天上掉下来，在一片阳光耀眼的水泥地上蹦跳了好几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又滚了半米远，直滚到珊珊那双红皮鞋的脚下。马民低头一看是“国”，国徽在阳光里明晃晃地耀眼。马民高兴地一叫：“国，国。今天出师有利。我相信运气。”但是马民那天却从始至终没向他叔叔借钱，因为婶婶坐在旁边。婶婶是个有一分钱也要往银行里存的穷怕了的女人，她的理想就是看到银行里存折的数字往上涨，马民明白在婶婶面前他是一分钱也借不到的。叔叔对马民带着女朋友来访相当高兴，闲聊中，叔叔谈起装修中的一些事情，说没一个人可以信任，上个星期进的木方，至少有五分之一不知去向了，一问，又都说不知道。马民听叔叔这么一说，马上就对叔叔说：“是这样，叔叔，我跟你去守材料。”
“那可以，”叔叔瞧他一眼，“你在厂里拿好多钱一个月？”
“一百来块钱。”马民说。
“我给你三百元一月，你只帮我守好材料。”叔叔说，嘿嘿嘿一笑，“我正需要靠得住的人管理工地。”
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三百元还是很能说服人的。那时候马民的工资只有八十多元一月，加奖金也不过是百来块钱呢。马民请了病假，说自己的胃很有问题，还说这是小时候饱一餐饿一餐留下来的毛病他把病假一请，就去帮叔叔守材料和兼管工地。工地是二家大百货商店，在长沙市最繁华的黄兴路中段。当时装修的风还处在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