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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的婚姻、生育选择验证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教授的生育理论，这位人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的学者，很善于用理性选择的原理去解释人类婚姻、生育、教育、犯罪等社会行为。根据贝克在《家庭论》中的分析，生孩子的总成本，是由抚养的“直接成本”和因此而丧失的进修、娱乐、晋升等机会的“机会成本”构成的，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都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比“直接成本”增加得更快，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比农村、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高的比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女性的生育率要低很多。
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平均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也低，婚姻成了男性的地位和收入与女性容貌、体贴的交换。现代社会女性教育水平、收入和地位都不次于男性了，可怜的男人还有什么本钱能够交换？
把人类的婚姻、生育这种复杂的情感行为纳入冷冰冰的经济逻辑，让人感到像是对人性的“冷酷手术”，但这种分析的普遍解释力，又似乎让人不能不折服。但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也往往容易导致违背人类发展理性的“集体无理性”，奥尔森（M。Olson） 所揭示的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很多社会领域重演，生育过度抑制的现象是这样的戏剧之一。
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家庭里电器的脱胎换骨，最初都是在日本产品的笼罩下。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日本访问回来的亲戚送给我一部很小巧的日本索尼录音机学英语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日本电器产品，此前就见过别致的日本尖头筷子。那精制的“日本制造”当时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中国国产的录音机黑乎乎的，有砖头那么大。我家里使用的第一台电视、冰箱、录像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几乎都是日本的产品。我儿子玩的电子宠物和电子游戏也是日本的。松下、索尼、东芝、三菱等日本株式会社，都是中
国新一代耳熟能详的名字。日本电器的性能、质量、精巧和使用方便，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电器都无法比拟的。
中日之间人员和贸易的往来越来越多了，我很想知道在日本人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中国产品是什么？当我就此问题询问熟悉的日本朋友时，他的回答简短而使我愕然：“中国大葱。”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国的大葱不太辣并带甜味，做菜香，白色的葱颈很长，而且很便宜。我说还有什么？他说大概还有布制玩具，听朋友介绍过，但自己没有买过。我听后默然，心想中国的大葱和日本的电器，这大概就是中日之间在经济技术上的实际差距，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
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味道很好的大葱在日本市场上卖的比日本大葱要便宜很多。据说，出口日本的大葱，在山东每公斤的收购价是14日元（约1元人民币），是中国国内市场价格的两倍。经过包装、运输、销售，在日本批发价已提升到103日元，可是，仍比日本国产大葱的200日元便宜得多。不仅中国大葱价格是日本国产的半价，中国鲜香菇价格更是日本国产的三分之一。
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偏低的现象一直存在，有的说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恶性竞争。在贸易会上，同样的中国产品，为了出口创汇，这家卖一元，那家就降到一角。更经典奇特的例子是，中国的外贸官员去美国，发现那里出售的经香港转销的中国雨伞，比中国国内还便宜，都快成了一次性雨伞了，但回来后一查，商家回答说这项贸易中中国商家、香港商家和美国商家都赚了。即便有出口退税，按说也不会出现这种违背经济常理的现象。这里如果不是存在虚报出口数量骗税等猫腻的存在，就是因为当年货币汇率官价市价的差异或外币供给的短缺。
像大葱这样的中国产品，价格便宜自然与中国劳动和生产成本低廉有关，但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考虑的都是产品性价比，不会去考虑和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的大葱质良价廉，而且包装都是按日本批发商的要求特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高价大葱还能卖的出去，肯定有其他的心理因素在影响价格，这就是产品信誉，或者说对“日本制造”的国民信任。比如说日本消费者会认为，日本的大葱虽然比较贵一些，但属于绿色产品，而中国的大葱保不准会使用化肥、农药和污染的水。
到日本后，发现有件事日本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国内，进口货都是贵的，国产货都是便宜的，而在日本，一般进口货都是便宜的，国产的都是贵的。日本自己制造汽车电器，这类东西几乎不需进口，但是由于国土狭小，除了米能自给自足外，几乎所有蔬菜水果以及肉类都要大量从中国、菲律宾、美国、韩国、墨西哥、印尼、新西兰等国进口，其中中国货种类最多，价格也最便宜。日本的国产牛肉价格比进口牛肉高好几倍。超市里的日本产食品，都印有“国产”的字样。而在中国，情况正相反，“进口货”在中国几乎就是高档商品的代名词，市场上存在的大量“水货”，都是国产商品假冒外国名牌。
尽管价格便宜，但中国的出口能力的确在增强。在日本的日用品市场上，到处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商品。从服装、鞋帽、箱包到不锈钢制品和玩具，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有直逼韩国商品的趋势。日本家庭主妇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使用中国商品，那是生活档次低的表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不过我还是搞不懂，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外汇储备，2003年达到了4 000多亿美元，仅2003年一年，就增加了1 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上还在施压让人民币升值，外汇的储蓄利率又那么低，大量的外国热钱都往中国跑，中国的一些商品还不计成本的“出口创汇”干吗？例如在日本的百元店（类似美国的1美元商店），从中国进口的一次性木筷，100日元一大袋，发达国家都立法禁止采伐自己的树木，中国森林覆盖率那么低，还采伐树木制成这种极廉价商品出口换汇，真不知怎么进行的经济社会核算。有些日本人甚至嘲讽地说，买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当原料制造成高档纸张再卖到中国去都能赚钱的，因为原料好。
不过不服也不行，日本的产品不仅质量好，经久耐用，工艺精致，而且制造商肯动脑子，在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充分地为消费者考虑。“日本制造”就是一个品牌、一种商标，一种具有高额收益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中国人总以为自己只是在电脑芯片之类的尖端技术上不行，实际上是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就有差距。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看到众多小企业生产的包括刀叉餐具在内的五金制品行销世界，你说那刀叉有多少尖端技术，但人家追求的就是一点一滴上的绝活。中国高档装修市场上的卫生陶瓷需求量那么大，但高档的宾馆和家庭装修用的卫生陶瓷却都是美国公司的American Standard系列产品和日本公司的Toto系列产品。你说这卫生陶瓷还能比卫星上天的技术高，何况中国还是号称有几千年制作历史的陶瓷大国，China在英文里的意思就是瓷器。可中国制造的卫生陶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跑冒滴漏，你让消费者怎么办？
日本制造商为消费者着想是很用心的，一个简单的方便面发明的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1958年，“方便面之父”、现年90多岁的日本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社长安藤百福先生当时已经48岁，他在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人们排队等着吃热面条，就决心发明一种方便的面条食品。他买来一台轧面机，反复试验，几经失败，最后发明了现在这种“方便面”。小小的方便面可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代表了一种方便消费者的职业精神。如今全球方便面年销量达到400亿份以上，方便面在日本被评为20世纪日本十大名牌产品之首。日本日清公司如今也已经发
展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综合性食品企业集团，集团在日本以外拥有25个子公司或生产基地，2000年度日清集团全球净销售额达到3 000亿日元（约为28亿美元）。
中国的制造商可能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制造品牌蕴涵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中国为这种差距付出巨大代价。全世界的耐克运动鞋几乎都是美国品牌的贴牌产品，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大约160美元，但中国的制造商每双鞋只有3—4美元的盈利，还乐得屁颠。温州的打火机卖给韩国客商是9元人民币，而他们打上自己的品牌却卖280元人民币。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芭比娃娃价格是10美元，但中国的到岸批发价格却只有2美元，扣除1美元的管理费、运输费和0。65美元的材料费后，最后只剩下0。35美元，那里面还要包括企业老板的利润和中国民工的血汗钱。当然如果价格低还有钱赚，那也是市场竞争优势，美国比中国大豆产油率更高的大豆，到达中国口岸的价格也比中国的东北大豆价格低。但问题是，如果不真正理解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差距的意义，“中国制造”就很难超越自己。
中日之间的发展水平，至少还有半个多世纪的差距。2000年中国人均GDP855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64年的水平，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9。2，接近日本1960年38。8的水平；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分别与日本1965年、1960年的水平一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从而拉低了全国整体的平均值，但即便是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上海，5 0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也仅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后期的全国平均水平。
二战后日本已经被炸成一片焦土，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与刚解放时的中国大致相等，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三十几分之一。即便用日本1955—1973年近20年的发展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比较，也会看到，1955年人均GDP与1978年中国相当的日本，在经过不到20年后人均GDP就达到4 000多美元，而中国经历1978—2001年长达23年的经济快速发展，2001年人均GDP还不到1 000美元。这种经济同样快速增长下显示的巨大发展差距，说明人口增长约束条件对发展的巨大影响。所以，中国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些事情，不要外国人一说什么“中国世纪的到来”，自己就当真地飘飘然起来，也跟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超越”大话。
裂变中的大学教育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到日本之前，我知道的日本知名大学寥寥无几，也就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上智大学、东北大学等等，可能都没有十个。连我这次访日所在的大名鼎鼎的庆应大学，都似乎很少耳闻，让我在庆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同事痛心疾首，也让自己抱愧孤陋寡闻。
在日本参加各种研讨会，人们最热衷的是交换名片，看着那名片上无数陌生的大学名字
，真让人弄不清日本到底有多少大学。一查资料，好家伙，日本共有700多所大学，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比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人口多不了多少，但平均约每18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而中国一共有约2 500多所大学，平均每50万人有一所大学。所以尽管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是最激烈的，日本人用“战争”来形容竞争的程度，但比起中国来还是望尘莫及，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不仅是激烈，淘汰率简直是有点“残酷”。
面对中国近几年的大学扩招，中国的一些所谓“教育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觉得大学扩招只是培养了一些新型知识失业者，中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大学生还不如低薪的打工仔好找工作等等，真是奇谈怪论。中国是存在就业紧张的情况，但同时又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自然会调整大学生的求职要求，在发达国家里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硕士到处都有，但还没有听说因此就要人为缩减教育的呼声。过去中国县中学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有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愿意到县中学去教书？
中国要达到日本每18万人拥有1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3 700多所大学，而要达到美国2。7亿人口就有4 000多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20 000所大学。
中国人喜欢与发达国家比的就是GDP，全国的关注点都在GDP的增长率上，好像有了GDP就一有百有似的，好像GDP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不是说GDP不重要，但GDP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指标，很多差距光看GDP是反映不出来的。中国目前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大学生还是高文化水平的符号，一个农业县里如果出一个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与过去得了状元一样风光，县长都要出来接见。中国现在大学生的毛入学率仅在15％左右，而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美国更高达82％，韩国、印度、菲律宾也在30％左右。目前中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只有5％，但在日本是23％，而在美国是35％。这是比GDP更深层的差距，也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时就奠立了，当时日本立法实行全民教育，要求消除文盲。所以现在的日本的老年人中很少有文盲。如果到那些免费开放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去看看，那里的老年人像定时上班一样，天天去图书馆津津有味地看书，而在中国退休的一般人群中，到处是一片打麻将的声音。
日本现在的高等教育，由99所国立大学、76所公立大学和526所私立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是，前者的经费来自中央财政，而后者是依赖于地方财政。大学根据经费和师资，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巍峨宝塔，一般认为，东京大学是这座宝塔中当之无愧的塔尖。
在日本，大学教师的收入属于中上水平，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在50多万日元，但日本每年有高达五个月的奖金，所以工薪加奖金，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可以上千万日元，大概相当于70多万元人民币，副教授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40万—50万元人民币。不过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在社会上的收入等级高。有一次坐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的私车去见朋友，到的时候已经略超约定的时间，我们没顾上看标示，找了个空的地方就停车了，等回来时正有警察在开违规罚款单，但教授说了一声“我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就令警察肃然起敬，教授开车就走，头也不回，警察一声不吭。
东京大学创建于1877年，曾是日本的“帝国大学”之首。所谓“帝国大学”，是根据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大学令”，模仿欧洲大学组建的学术和教学一体的理、工、文、医综合大学。到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五所帝国大学，当时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被算为第六所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建立帝国大学的宗旨是为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改革服务，“育就国家需要之才”，所以“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就是：“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
帝国大学的两项制度成为后来日本大学的制度遗产：一是讲座制，讲授学术性强的专业课程，而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这使得“大学的目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教育”至今仍是日本一流大学的标杆，并在教授中普遍存在“研究至上主义”；二是教授会制，它使大学成为相对自治的学术领地，为了学术的自由，教授像法官和公务员一样，也享受终生任职和大锅饭。
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一个在日本很流行的“大米表”的故事。“表”是日本古代的粮食重量单位，一表粮食约60公斤。故事说日本古时东北地区有一个小诸侯国，非常贫穷，国民常常要受饥饿的折磨，皇帝赐给他们100表大米，番王召集大家商量怎样分配大米，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要分了，把大米换成钱资助孩子们读书，因为这些大米都吃了就是100表，但是助学却可以变成100万表。
日本高等教育早年的特点是注重精英教育，大学是探讨学术和培养精英的神圣领地，但1960年代的经济迅猛发展使大学教育的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使公平分配教育机会的呼声日高。因此日本在1970年代着手进行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把一些学校迁出大城市以便使教育机会更加均等，政府财政对私立大学也给予综合性的资助，并建立了筑波大学那样的所谓“新概念大学”，即废除传统国立大学每个系都半独立决策的管理体系，教学和科研被分配给不同的附属机构、学院和研究院，这在当时被视为是一个“大胆
”的举措。
日本平民教育的普及以及大学教育的机会均等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加强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教育逐渐形成一种僵化的体制，难以随现实需求的变化而调整。每个家庭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未来的工作和前途相联系，孩子们白天在国立或昂贵的私立中学读书，平时的晚上和周末还被家长送到私立的专业课程班继续读书。日本的中小学也实行类似中国减轻学生负担的改革，但结果与中国一样，也是与改革的初衷相逆，因为家长们更多的把孩子送到各种昂贵的课程班学习，竞争的战场从学校搬到校外，而这校外的竞争战场是与家庭的财力相联系的，国家平民教育的平等化功能被校外的高费课程班所扭曲。大学的老师们更通过各式各样的考试，把教育变成一种人为的游戏：通过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能够得到政府公务员或大公司职位的示范效应，家长和老师都督促学生考取好成绩，而学生们则拼命记忆各种考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