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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博士逝世（1925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赢得了“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称号。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色浓重。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须做出抉择的境地。
一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
就在“四一二事件”发生两天之后，1927年4月14日，一位美国人来到了上海。他带来朋友写的一封引见信，前去拜访犹豫彷徨中的宋子文。这位美国人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政治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希恩这样描述了他的这次拜访印象以及他对宋子文性格的分析：
我先去拜访宋子文。他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哈佛深造过，聪明、能干、诚实，一直担任着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口方面和南京方面都任命他担任这同一个职务。但就在我抵达上海时，他辞职了。
……我来到上海时，他正住在法租界的孙中山故居……
宋先生——即T．V，人们常这样称呼他——热情接待我，这得感谢Borah写信引见。他花了一些时间向我陈述他所处位置的难处，这是一直令他苦恼万分的问题。等我接下来几个月进一步了解宋之后，我渐渐把他视为所见到的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诚实、忧虑、困惑，既恐惧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在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决断。假如中国是美国，那么他的幸福就会非常完美，因为他可以完全不必管这些恐惧。可是在中国他却不可能当局外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野蛮而残忍的对人类劳动的剥削熟视无睹。宋子文天性软弱，所见所闻均令他为之感动，可他惧怕任何真正的革命。群众让他恐惧，劳工骚乱或罢工，令他坐卧不安。富人可能会受到抢劫，这一想法也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天，在汉口爆发的游行示威中，他的汽车受到一群人围困，一个车窗也被砸破，他在保镖保护下逃离现场，没有被伤害。但这一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难以消除——他对群众行动的厌恶，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最终把他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哪怕他的理想主义曾经是真诚的，为人也和蔼可亲，富有教养和魅力，且风华正茂，但却不适合在一场大革命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总的来讲，我觉得他深知此点，因而也就比其他人更为感到悲哀。
宋子文为我给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引见信，另一封信是写给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对我说，我可能会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现彼此观点有某些不同，但他在当时仍掩饰国民党两派业已出现的裂痕。如我后来所知，这种掩饰其实完全是勉力而为，因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中间派本身也出现了裂痕，而中间派曾是宋子文最希望归属的派别，这样一来，他便有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感到尤为痛苦。据我观察，他是革命领袖中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当别的人轻易地甚至愉快地朝左或朝右转向时，他则在经历了心灵和精神的痛苦之后，才结束了自1918年以来形成的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引者译自《个人历史》，第194页）
按照希恩的说法，宋子文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陈友仁等流亡苏联，宋子文则转而与国民党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编者注：不过，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获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的宋子文，更喜欢人们称他为“宋博士”。）
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年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倒也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他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28页）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
走上峭壁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
他回到上海担任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不断积累个人的财富，潜心收藏珍贵的中国名画、青铜器和玉石。有一天，历史再一次戏剧性地敲响了他的大门。这一次，历史中显露出两张面孔——一张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少帅”的面孔，另一张是早已熟悉的共产党的老面孔。（《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错，西安事变为宋子文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是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2）》，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了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冲突的人，此刻成了可以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博士前去。宋子文属于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斯诺文集（2）》，第393页）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的“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编者注：估计张仍在中国某地，接受为期十年（1937—1947）的赎罪性的监禁。这种监禁被称为“反省”，在此期间他可以经常打高尔夫球、打网球和打桥牌。）
随后，不到七个月，日本入侵华北，蒋不再拖延，他领导全国进行了全面抵抗。（《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过，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并没有出任政府要职。“充当中间人”——《时代》以这样的小标题来概括抗战初期的宋子文：
日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把宋子文从他的上海总部赶走。他在香港开店营业。在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落入敌手之前，他一直为战斗中的中国经营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前沿商店。他是他的国家被扼杀的经济与美英之间的纽带，而当时美英两国还没有醒悟到日本侵略中国对它们也构成威胁。宋子文在俯瞰里帕尔斯湾的山上有一座大房子，这座房子由英国警察和他本人的保镖保卫，以防日本枪手袭击。他和他的不知疲倦的译电员班子就在这屋里工作。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充满东方情调的锦缎和绣龙地毯的房间里，摆着一台西方的短波收音机，一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照片，还有一尊现代主义风格的圣母马利亚的赤陶塑像。
1940年，宋子文再次飞赴华盛顿，这一次是为了商谈一笔急需贷款。美国人称他是“中国人与西方合作的象征……是从亚丁到朝鲜之间最会做生意的东方人”。他与罗斯福会谈，与复兴金融公司的杰西·琼斯、财政部的亨利·摩根打桥牌。有人向宋子文进言：“在国会对议员做疏通工作无伤大雅。”宋子文嗤之以鼻。他提出一个交易要求，而且不容讨价还价：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就能继续牵制住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名日军。挽救中国免予崩溃，美国才能赢得时间与日作战。宋子文达成了交易。珍珠港事件证明他言之有理。
（《时代》，1944年12月18日）
珍珠港事件一发生，蒋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委员长发出电报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热切希望美国迅速提供大量援助。他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特使，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伦敦、魁北克和新德里之间。他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他参加了重要的盟国会议。他筹划了一笔有待美国财政部提供的由他经手的最大数额的贷款（五亿美元）。为了加快实施租借法案，他建立了中国防务供应公司（CDS）。但是，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根据盟国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盟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和遥遥无期的企盼。（《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开罗会议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他们前者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有了意外发现，对民国史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从下面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到，在1942—1944年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曾有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戴维斯写道：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
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给他一个荣誉职位，而把政权接管过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经力请史迪威的支持来做一笔交易，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使外交部长对中国军队取得广泛的权力。史迪威的反应是有保留地不承担义务，提议也就没有结果了。
在蒋宋王朝内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阴谋特色的策略转变之一，就是宋转而反对史迪威。他开始对史迪威施放明枪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将指派两名未予明说的中国军官任最高司令和参谋长。那样一来，蒋的最高司令将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元首头衔，而史迪威则将被剔除掉了。总统把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告诉了马歇尔，被马歇尔给否掉了。（《抓住龙尾》，第363页）
据《宋子文传》所叙，此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已经改变了最初力挺史迪威的态度，转而要挤走史迪威。史迪威在194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第210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做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所谓的现代派——宋在其中居于最有名气的地位，与共产党阵营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二者都是舶来品。现代派受美国教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受苏联的灌输。没有哪一个能向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挑战，并且可望取得任何成功。除意识形态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现代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共产党的派别有组织、有纲领，而宋一类人却没有。因为现代派实际上是文化范畴的，而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派别的。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那条路。（《抓住龙尾》，第367页）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
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