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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军大衣和单皮靴。为了不致冻坏，暖和一下身体，他们不停地走着，甚至还跑了一段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冻得够呛，但他觉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幸福过。在这神话般难忘的会面结束时，她建议说，如果环境允许，他们将在一起迎接新年。
这个想法使他着了迷。幸运的是，他们团被编入预备队，因而一切都十分顺利。他知道她请假来找他比他离开连队去她那里过夜要好办一些。他同通信员一起把一间地下掩蔽所打扫干净，从兄弟连的连长那里借来了一个在本团中最好的凳子和相当不错的一把椅子，这把椅子还不是自制的呢。正在这时，一位乘汽车到几百公里以外出差的军官从北方顺便带回了三棵新年松树。团长命令，把这些松树都分到各个地下掩蔽所去；于是，他分到了一枝虽然不大，但香气扑鼻、针叶茂密的树杈。在已经摇摇晃晃的一张自制桌子上面挂着一张从杂志里撕下来的最高统帅的照片，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对新年松树人们只能幻想而已。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让去师部办公的本连军士给女翻译带去了他刚刚收到的包裹，这是后方劳动者的慰问品：一小瓶香水，一双毛袜和一包饼干。在包裹里他还放了一张用“高昂笔调”写就的庄严而又诙谐的请柬。请柬最后说：如果她同意，那么他的“忠实的卫士”（指的是那个军士）将陪着她来。
白天过去了，他由于着急，时而走出地下掩蔽所，了望着他们应该出现的那个方向，那边是一片昏暗。他从未往师部给她打过电话，因为他知道，那些女电话员由于无所事事常常偷听别人的谈话，而他并不想把自己宝贵的隐私变成别人偷听的东西。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他终于忍不住了，便通过团部往师部总机挂了电话，由于他不知道分机号码，便找他的上司少校，他说了少校的姓氏，他从一开始就曾毫无根据地嫉妒过这位少校。电话里响起了一位年青人的男高音，在司令部的掩蔽所里很热闹，人声嘈杂，其中还有女人的声音。他要求少校接电话，但当少校拿起听筒时，他却立即放下了听筒，因为他这时似乎明显地听到了女翻译的高兴的说话声，他由于生气和难过差一点儿喊了起来。
这件事实在太意外了，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安慰地想道，从师部到他这个掩蔽所不过五公里，只要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她肯定来得及到达，何况她又是在军士的陪同之下。
但是，他这种平静心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十一点钟过后，他把通信员叫了进来，同他各干了一杯没掺水的酒精，一言不发地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似乎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贮备已久和费了不少事弄来的这顿晚餐，他们正在大口大口地嚼着食物的时候，军士终于回来了。他疲惫不堪，冻得发抖，进来之后随手带上了门，什么也没说，只是表示歉意地从背包里取出了他带去的那个包裹。
大尉（他当时还是上尉）已经略有醉意，一开始他嫉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既生气又羞愧；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她确实是不愿跟他，而是喜欢跟别人或另外一些人共度良宵。他夺过红带子捆着的包裹，把它投进了铁炉子，心中还直骂着那个女翻译。
事实上发生了比大尉可以想象到和预料到的情况更为可怕的事情：昨天深夜在毗邻的团部里她被炸死了，一颗炮弹击中了团部的隐蔽所，她被炸得粉身碎骨。有一段时间大尉痛苦得丧魂失魄。
显然，他不是第一次恋爱，但是，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却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不错，现在他只是为了列娜而忍受着，不得不暂时担任在警备司令部中这一使他感到耻辱的职务，他决定再忍耐一两个月，到时候再要求重新诊断并取消限制，尽管他已经两次遭到拒绝。他坚信，战争时期男子汉应该去前线作战，一个有腿有胳膊的人呆在后方是可耻的。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坚决拒绝办理转业和复员手续，而他的那些声名显赫的莫斯科的老师们则坚决要他回去。
他同列娜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他应该立即表明自己态度并把关系确定下来的程度，那位格鲁吉亚人的竞争也使他很不安，因而，今天晚上特别重要。
在得知她要过生日之后，他一大早就去找裁缝师傅，请师傅火速为他缝一件军礼服，并要求提前一昼夜做好。为了给裁缝师傅一些甜头，以便能提前做好衣服，他出了高价，另外加上了自己领取的罐头和白糖。
这件军礼服确实使他操了不少心。还在受伤前他就搞到了一块衣服料子，然后，用它同团里的一位军需官老头儿交换了一块更好料子（是战前的产品），不过他另外还加了一只带有将军式皮套的“瓦特”手枪，这个老头儿渴望得到这件战利品，他几乎是用刀子放在大尉的脖子上逼着他交换的。后来又发现，没有做上衣的衬里和合适的铜钮扣，也找不到可靠的裁缝师傅。只是在一星期之前这一切难题才得到解决。
今天凌晨，在去警备司令部时，他顺路去找裁缝师傅，再一次提醒他（即使累得鼻子出血），必须当天傍晚把衣服做好。使他惊奇和高兴的是，他的上衣已经做好套在人体模型上了，钮扣和肩章还发着闪闪金光；裁缝师傅正用一个沉重的熨斗在熨着裤子。
这位头发蓬乱的小老头儿说起话来带有不可思议的乡音，鼻子尖上总是挂着一滴清鼻涕；他对顾客巴结讨好，有求必应，这是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手艺人的共同特点。老头儿是他认识的军官们作为手艺高超的师傅介绍给他的。做好了的这套军礼服使他满意极了。裤子也好，上衣也好，穿在大尉身上没有一点褶子和皱纹，非常合身，它明显地把大尉的身材的优点显露出来了，这是令人惊奇的。这是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象是外省的一位裁缝师傅做的活计，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为将军甚至为元帅做衣服的首都裁缝师傅的手艺。
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为挂勋章的地方留下几个小孔了，大尉要谈的也就是这件事情。
“再等五分钟！”老头儿胸有成竹地说道。
但是，必须很细心地做这些小孔，要先在上衣胸部量好尺码。于是大尉请老头儿一小时后到警备司令部来，他的勋章和奖章，包括武器在内，都放在保险柜里，这些东西是不允许放在私人住宅里的。
大尉是把战功勋章和奖章视为珍宝的。他认为，只能在重大节日佩戴这些勋章，一年只应戴三、斯次，每天佩戴可能降低这些勋章的意义，而变得平淡无奇。平时可以佩戴勋章标记，不过，前线还没有这些标记，但在莫斯科可以搞到，于是，大尉在家信中一直坚持要家人搞到它。
不久前来看过他的父亲（毗邻方面军近卫坦克军政治部主任）给他带来了两件礼物：非常好的一双铬鞣革皮靴和一顶军官制帽，所以，现在他这一身穿戴简直是无与伦比。
为了“习惯”一下新制服，为了到傍晚时可以穿着新上衣和新裤子时显得自然一些，大尉一直没脱下这身衣服，他把旧军服用报纸包好，送到借住的民宅去了。因此，他迟到了几分钟，当他出现在警备司令办公室中时，所有军官都已经到齐，他被少校批评了几句，后来发生的一切就更不合他的心意了。
原来，那些特殊军官（他暗中对反特局人员的称呼）正在搞一个什么重要措施或“行动”，警备司令部全体军官在接到下一次专门命令之前要完全接受“锄奸”反特局的调遣。会议结束时，全体军官都必须立即到达集合地点……飞机场。
第二天发生的事就更不一般了。来了一位警备部队的反特据军官，他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通知军官们说，正在搜查一组极其危险、身分不明的敌人；他掏出一张纸，粗略地讲讲述了两名敌人的相貌，准确些说是轮廓：身体和年龄；然后说，其中一人可能是乌克兰口音。
少校是一位患有慢性胃溃疡的病人，他在警备司令部中已经干了三年多，是个内行；他指出，并没有向他们提供明显的个人特征和较清楚的相貌细节。反特局军官说，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取得”准确的相貌描述，这当然使侦查工作十分困难。
接着，他再一次提醒大家严守秘密之后，通知军官们，为了识别德军伪造的军人证件，采取了最新的绝密措施，他把一份军人出差证明中以句点代替逗点的一句话指给大家看了看。
这张印有错误标点符号的表格的签发日期是七月三十一日，因此，一切持有八月签发的文件的军官们，如果他们的文件中没有这个暗号，就应该立即逮捕他们。
在谈话时，反特局军官曾两次提到与会者应负的格人责任和特别提高警惕的必要性。
这位反特局军官的到来，他所进行的辅导和要求提高警惕等活动产生的结果是：到夜半，在城中已经拘留了八个人，这八个人都与他所说的那两个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经过这位反特局军官亲自审查之后（他一个人独占了一间办公室），只好把这八个人都释放了。
今天，少校在会议上谈到这件事情时指出，这是他领导的警备司令部工作上的缺点造成的。他在结束谈话时，要求军官们特别提高警惕，接着他站起身来说道：“十分钟后我们就出发。所有的人都要携带自己的武器和有权检查证件的证明。汽车在院子里。”
大尉问，什么时候（大概地估计一下也好）“行动”将结束，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脱身，少校回答说不知道。
警备司令助手同军官们一起离开老办公室。大家对他这身衣服都赞不绝口，抚摸着衣料，含笑问道：一大早就穿得这么漂亮，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是不是要去参加“行动”呢？……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却一直在心中打主意，甚至在听少校发言时，他就在那里绞尽脑汁地想，现在怎么办才好。
老裁缝左手提着一只破皮包，右手拿着一顶满是油污的礼帽，惘然若失、东张西望地站在值班室里等着他。大尉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匆忙打开保险柜，把折成三折的一块毛料子摊了开来，放在桌子上。
“啊！”一看的这些勋章和奖章，老头就叫了一声，擦掉鼻子尖上的那滴清鼻涕。
这时，大尉往医院打了个电话，一来向过生日的姑娘表示祝贺，二来告诉她，自己这里发生的意外情况。
列娜正在手术室，接电话的是她的女友（她也是被邀请参加晚宴的一员），于是，大尉对她的这位女友说，他因公务上的需要必须紧急到别处去，但他将尽一切努力及时赶回来并请这位女友向列娜先表示祝贺。
这时，老师傅从皮包里取出一个扁盒子，他打开小盒，把线穿入针孔，等着大尉。
“很遗憾，现在不行了。”大尉放下听筒说道。“我必须立即出发，有急事。”他解释道，因为老师傅什么也不明白地看着他。“晚上七点钟我到您家里去。七点钟您在家吗？……太好了！……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可能我的时间很紧，而今天又是……一位姑娘的生日。我已经订好了一束……您明白吗，一束鲜花。花店就在您家附近。您能不能五点钟左右去把花取回来？……我给您钱！”
老头儿刚表示同意，大尉就拿出一张灰色的一百卢布的纸币放在破皮包上。老师傅拿起钱，在把钱放进上衣内兜之前，他打量着大尉，微笑道，大尉这么漂亮，即使不给女人送什么东西，他们也会爱得要死，何必费钱买花呢？
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警备司令助手在一小块纸片上写下了地址，而老裁缝却想起了往事，阴郁地说，有一次他也曾经给别人送过一束鲜花。
“只送过一次吗？”大尉吃惊地问道。
“就一次。”老师傅承认道。
老头儿解释说，这是在四十年前，一九零四年，他当时是为自己未来的妻子买了一束鲜花，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在这里，在利达市，他的妻子被德国人杀了，德国人还杀死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为什么却让他活下来了呢？
大尉可怜起这个不幸的老人来了，他一生中只买过一次鲜花送给别人，而他自己在战前，为那位未来的女演员购买大小花束所用的钱竟占了他的助学金的相当一部分。大尉想起了自己答应过老裁缝的话，便急忙从保险柜下边格子中取出了肉罐头和白糖。
老头儿客气地推让起来，大尉则争着往他的皮包里塞罐头，正在这时，门打开了，少校出现在门口。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助手，脸都气歪了。
“您这是怎么啦，还要人特别邀请吗？……您听见了没有，都在等着您！”
“少校同志，我应该换换衣服。我稍微耽误一会。我不知道……”
“什么也不要换了！”少校气急败坏地喊道。“马上上车！”他命令道，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大尉想了几秒钟，把勋章和奖章包起来放进皮包，对老裁缝说：“千万别弄丢了！”
然后，他拿过一张白纸，草草地写了几行字，把纸折起来，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地址。
“如果我耽误了，八点钟的时候我还没回来，我恳切地请求您把鲜花同信一起送到这个地方。这儿离您家也不远。我将付钱给您，还要送食物给您。不过，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刮刮脸，换件衣服吧！今天那边有人过生日，您明白吗？……请走吧！……”警备司令助手边走边把信封塞进老头儿的衣兜。
他们出发时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现在，在飞机场却无所事事地待了将近三个小时。让他们在离反特处不远的地方休息，办公楼两侧有人在睡觉，有人躺在草地上，保卫方面军后方部队的军官们成群结伙地坐在那里抽烟。
这一切搞得实在令人气愤和荒唐。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间里，他不仅可以换上次衣服，可以把上衣戴勋章的小孔做好，甚至他还可以亲自去选几朵鲜花……但是，如何脱身呢？……“行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说不清你这是在干什么，甚至谁也不可能具体地了解，为什么要把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
看来，少校警备司令的病又犯了，是从半夜里犯的病，胃疼的很厉害，因而他更显得烦躁而又凶狠；他脸色发青，十分难受地一个人躺在地上，身上裹着件军大衣，双手捧着肚子，轻声地呻吟着。大尉怕青草弄脏衣服，连一分钟也没坐，一直在自己的小组附近踱来踱去，最后，他忍不住了，便走的少校跟前，伏下身子问道，他是否需要他的帮助。
“别管我！”少校皱着眉，用几乎要哭出来的怪声回答道。
差一刻十二点钟的时候，下达了所有人列队待命的命令，随即从反特处的办公室里走出一群军官。为首的是一位高额头的矮个子中校，他穿着一件肥大的军便服，站在队列前面，显然是在作最后一次指示。
他说话时有点口齿不清，声音不大，但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听着。他的话讲得条理清楚、朴实、扼要，重复着那位警备部队的反特局军官和警备司令今天讲过的话：这次措非常重要，敌人极其狡猾，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每一个参加者都要负个人责任等等。大尉深信，在部队中，一切命令都应立即理解并立即执行，没有必要一再重复地讲一件事，烦琐地讲个没完，当然，他也不喜欢听这位中校的讲话。
大尉不爱听训话，也不爱听“警惕性”这个词。而且，正象多数人一样，他完全相信，一旦他遇上特务，他就能立即认出来。
何况这位中校不仅外表上缺乏军人应有的风度，讲话时也几乎不用命令式，还常常用“我请求”、“劳驾”一类字眼，这暴露了他的出身，不过是一个文职人员，一个天生的知识分子。
中校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对反特局军官们的命令，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人都必须准确无误、毫不迟疑地执行。他最后说道：“我要告诉大家，每一位直接间接以实际行动帮助捕获敌特到人，将立即列入荣获政府嘉奖者的名单。”
这几句话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引起了大尉的反感。他参加过多次恶战，同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作过战，所以，他深知奖赏的真正价值。而在这里呢，却有一种侮辱人和庸俗化的味道，这是对崇高而又神圣的感情的亵渎，因为，为了抓三个人或四个人，竟动员了几百个人，而且还事先许愿说，将发给他们军功章。
后来，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们被单独分出来，又另一位中校（也是反特局的，但很有军人风度）同仍然被病魔缠身的少校一起，给他们分配了任务。
当叫到警备司令助手的姓名时，中校看了一下花名册之后说：“阿廖辛大尉小组。”
但是，谁也没来找警备司令助手，谁也没回答他的询问，于是，中校对站在旁边的一位军官说：“阿廖辛小组的一位中尉就在附近。您快去把他找来！”
这位军官把大尉带到反特处办公楼前，命令他等着，他自己则找人去了。
过了五分钟，从墙角那边跑来了一位年青的中尉，他那红红的脸上流着汗，行了个举手礼，边嚼着食物边结结巴巴地说道：“大……大尉同……同志，您是警……警备司令部的？请跟……跟我来……”
在中尉的下嘴唇角上沾着一片白菜，大尉差一点没发火，因为即使在战争条件下，大尉也不能容忍那种衣冠不整的人。
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来到了广场。这里停有二十多辆汽车，基本上是“维利斯”牌和“道奇”牌汽车。汽车都已被刷洗一新，好象要去参加阅兵式似的，甚至有点刺眼。有几辆汽车的前玻璃板上贴着只有高级将领和反特局才有的“通行无阻！”通行证。那位中尉绕过这些漂亮、干净的汽车，走的一辆满身泥垢的旧卡车跟前，这辆卡车的车斗上的油漆已经磨得褪色了。中尉站在踏板上，把头探进驾驶室，对司机小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司机就破口大骂了一声。
警备司令助手不能不感到屈辱，他们对一个军士司机可以说的话，竟然对他这个大尉，而且是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