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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我归纳了“三大罪状”：
第一个是，盲目创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自不量力，好大喜功；
第二个是，去北京接受江泽民主席接见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第三个是，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没有正式批文就开始办理海外培训和移民业务了。
这当然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更遭的是，还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方面要封闭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电视台要公开曝光等等。
听到这些之后，我流了许多的冷汗。我与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都有合作项目，比如教育培训计划、房地产开发计划等等。上海办事处一封，我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后来，我的上海办事处倒是没有封，不过，很多合作项目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与浙江一个地区的教育合作就是那个时候告吹的。
还有些朋友告诉我说，最近关于我的匿名信满天飞。
而这些匿名信最后导致有关部门发出正式公函对我进行“封杀”。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躲着我，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不和我做生意了。
影响最大的是，平时和我打交道最多的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对我不信任了。
我当时正在上海搞《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忽然有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图片展上我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主席）的合影易经被撤下来了。而且他还说，有关部门甚至认为这个展览本身也有问题，说不定还会终止合作，不准展出呢！！而且，今后国内的其它一些部门也可能不会和我一起搞活动了。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我直到，我这是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了！
经过多方了解，总算是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了。由于我这几年事业太顺，太出风头，所以遭到一些人的妒嫉。于是可是设计陷害我。陷害我的主要方式和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是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一脉相承，就是以“群众来信”的名义，诬告我三大罪状（如上所述），有关部门未经核实在全国一些省市转发此信。
…
33误解与挫折（2）
…
就是一封简单的匿名信，竟然使我身陷困笼。
当我易经被“封杀”了的时候，我却浑然不觉！我象往常一样，去中国，去各个城市，去各个我曾联系过甚至合作过的部门和公司，可是，所有新朋老友都象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所有这些事加在一起，使我的事业发展突然变得有些被动，仿佛有一团阴云，密布在我的头顶，使我面临着极大的误解与考验。
我被流言、匿名信和误解所包围，然后陷入了一种困顿。
我一度有些灰心丧气了。
但我很快便开始闭门思过，我想自己到底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采取过任何非法的行为，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于是，我决定把误解化为动力，重新振作，改变现在被动的局面。
我坚持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将你打倒的，只有自己才会将自己打倒！
我想，无论如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我要扩大自己的实力，认真打好事业的基础。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还有中央统战部一些领导，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过去，他们请我去北京，是锦上添花；现在，他们安慰我，鼓励我，是雪中送炭。
我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疑问来到了北京，我直接去找国务院侨办。
一位司长代表国务院侨办告诉我：
一，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问题，我们会去调查；
二，江主席接见的问题，你没有任何责任；
三，上海办事处办理移民业务问题，因为国内没有专门的法律和条例规定，因此说你们违法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我们侨办认为，你的澳中集团公司为澳中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充分值得信赖的。
后来，国务院侨办果真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江苏，对我在吴江市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活动进行调查。吴江市政府的官员对我在吴江市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调查组回到北京后，立刻以国务院侨办名义给有关部门，肯定了我在澳中关系发展上所做的贡献。
我回到了澳洲，可以说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澳洲。
我依然有些生气。我想，不跟国内搞了，还是呆在澳洲老老实实干自己的事吧。
《易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做“否极泰来”，这句话刚好和“泰极否来”相反，意思是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跌进谷底了之后，就该有好日子过了。
1997年是我的谷底，我花了大量时间去解决封杀问题。
逆境是成功者的试金石，逆境对我是一种锻炼，是一幅良药。
1998年，我暂时把所有的误解和挫折放在一边，努力在澳洲拼搏。
我象赌气似的一口气买了好几个商业楼，还有一块10000平方米的地，每一次都英明正确，令同行既羡慕又无可奈何。而且，我还开始了花园洋房的开发，也是风调雨顺。
又是一个丰收年。
可是，我的心底那块阴影还是抹不去，我觉得国内一些人依然在误解我，甚至明里暗里地拒绝我、排斥我，我的名誉依然在遭受创伤。
名誉这个东西，一旦损坏了，很难修补。
而且我也知道，人们一向是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澳中集团公司与上海侨联合作举办的《上海人在澳洲》摄影展在上海如期举行。
由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展出活动的规格降低了很多，无论是出席的嘉宾还是宣传基调都低了一个档次。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派来一个文化领事，市政府只来一个处长。我知道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依然存在，我感到很难过。市侨联主席不仅出席了开幕式，而且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我非常的感谢他。
我还是在开幕式上激情澎湃地发了言：《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是反映中国新移民在澳洲生活和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写照，也是澳中之间交流的写真。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属于一个民族！
记者炸开了。可是，整个活动在上海只发了一条短消息。仍然有人在“封杀”我！
只有《人民日报》在四天后发了一篇详细的报道，称赞我是澳中交流的使者。
1997年的大事件是香港回归。
香港的回归，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再上快车道。可是我在国内的事业和遭遇，却一直布满荆棘。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其它别的什么原因。
都说是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关于我的谣言还没终止呢？是智者太少了吗？没有人愿意伴着谣言过一辈字，我虽然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我还是希望国内一些机构能早日给我恢复名誉。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的领导一向信任我、了解我，而且对我十分关心，十分希望我能够再度在大陆投资。我相信侨办和侨联会帮助我。
…
33误解与挫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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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名誉的机会终于来了。全国政协邀请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12位华人代表，作为海外杰出的华人华侨访问中国。
澳洲有两个名额，我是其中的一个。
收到邀请信后，我就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一个级别和层次很高的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我的信任和名誉的恢复。我很感动。
“澳大利亚工业园区”项目失败之后，我被一些人在背后恶毒攻击成骗子，并且在中国的活动确实受到影响。我因一时伤心，曾发誓再也不去大陆投资了。可是现在，由国家政协出面邀请我访问中国，就是在还我清白，说明我是一个爱国的、正直的、清白的海外企业家；也说明中国有关来到仍旧很关心我，希望我继续为中国做贡献。
通过这次层级很高的访问，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金凯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杰出的海外华商，他在澳洲仍旧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信息叫那些曾经观望过的、甚至幸灾乐祸过的以及惟恐避之不及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判断错了。
我参加的这个海外华侨华商代表团前后访问了北京、辽宁和天津这几个非常有活力的省市。我看到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又有些跃跃欲试了。
在大连，我还接受了一份很好的礼物——我被聘为大连市政协顾问。
我在大连见到了民望很好的薄熙来市长，2004年他就上调中央出任商务部长了。我亲眼目睹、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外表潇洒、内心深沉的一市之长的工作效率。比如说，代表团中的一个美籍华商有一个项目要谈，薄熙来立即叫主管副市长带着相关的一些局长，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还到华商的宾馆客房里现场办公，并立即决策。这样的效率和魄力，真的是具有现代风格的。
从中国回到澳洲后，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封杀”对我造成的心理影响也开始弥合。
其实，1997年在我的日历上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我的第二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男孩。
上帝很公平，虽然这一年我在生意上失败了，可是他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家庭──我有一个漂亮、聪慧而又很爱家的妻子，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女儿，她今年四岁，已经可以和我下围棋了；现在，又给了我一个儿子！
我好象还一直没有抽出空来讲讲我的家庭生活。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是拿读英语的学生签证来澳洲的。可是那间英语学校我只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去报到；当中去过一次；第三次是去取毕业证书。我就是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间英语学校时见到后来成了我太太的那个女孩的。是她那双聪慧的眼睛吸引了我。对了，她叫Jenny。
1989年，我在墨尔本东南区CarrumDowns买下我的第一幢住房后，11月我就和Jenny结婚了。
Jenny喜欢读书，读完了英语又去读医学。还在一家很大的澳洲公司做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员。在她完成了医学学位后，1998年她开始增加了回中国的次数。一开始，她担任了澳中集团在中国的项目经理。她非常勤奋，逐渐了挖掘了经商管理和领导的才能，使项目做得很成功。2000年开始，她被任命为澳中集团中国地区总经理。她在中国的商场上发挥得很好，做得很出色。
接下来，我继续在外面忙，她呢？公司家里一起忙。
1991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她更忙了。
都说爸爸喜欢女儿，妈妈喜欢儿子，是天经地义的，连弗洛伊德都这么说！而我是都喜欢。
女儿满月的时候，Jenny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弄一些算盘、钢笔、画片、糖和钱什么的混在一起，堆在哪儿面前，让她抓。Jenny说，算盘代表喜欢做生意，钢笔代表喜欢读书，画片代表喜欢艺术，糖代表好吃懒做，钱代表……Jenny也忘了钱到底代表什么了。我就给她一个解释，钱代表……她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享受父母的遗产就行了……Jenny说这样活着没意思，最好别抓钱。
可是女儿什么也不抓！
Jenny急了，Jenny自己喜欢读书，希望女儿长大也象她一样喜欢读书，就把钢笔往女儿手里塞。可是女儿就是不要！
最后，女儿抓起那个小小的玩具算盘，放到嘴里啃……
女儿象我！
后来她长到九岁时，对做生意就有了那么一点点兴趣，逐渐开始看企业界的名人传记，例如像李嘉诚、包玉刚、比尔。盖茨、麦当劳老板经商的传奇故事等。到12岁时，她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李嘉诚。她在电脑上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如何在电脑上模拟赚钱。
现在又有了一个儿子！这是我整个1997年最开心的事。
儿子满月的时候，让他跟姐姐一样“抓”。儿子什么都不抓！只是抓了一个围棋子，后来，在他6岁时开始跟着老师学围棋，根据专家测定，他的围棋水评已经达到了业余一段。8岁生日的那一天，他问我，你开中医诊所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听了挺高兴的，并且逐一回答了他的问题。以后，此类的问题他就问得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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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约九八，我与地产开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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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讲讲1998年的故事。
我在中国遭受了不公平待遇，我很伤心，于是回到澳洲，决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一年，我再一次获得命运之神的垂青。我在地产投资上连连得手，眼看着澳中房地产公司已经成为澳中集团的支柱产业。
由于“霍克大楼”的成功收购，使得我对进军地产市场更加有信心了。我开始在墨尔本大规模收购地皮。根据我在澳洲居住近10年的观察，我发现澳洲地产的增值是显而易见的，平均每年都在10％以上。而地产增值的关键因素是地皮的增值，因为澳洲的房子是和房子下面的地皮一起出售的。在澳洲，每个大城市的市中心地皮都是比黄金还贵的，因为市中心区现有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从中国回来后，我就一直把目光放在地产投资上，天天研究怎样购买地皮以及购买哪里的地皮。经过一翻调查研究后，我选了墨尔本市中心的两块商业地皮。
我为什么选中墨尔本市中心的商业地皮呢？因为我发现墨尔本市中心的商业地皮被普遍低估了。那时，墨尔本住宅楼的投资回报率是3－4％，但商业楼的投资回报率却高达6－8％！这就是说墨尔本的商业楼价被低估了。而且，由于回报率高，很快便会吸引大量投资者进入，楼价很快就会被抬高。如果我们再考察别的大城市，比如香港，香港商业楼的投资回报率只有2％左右。这说明，墨尔本的商业楼价要提高3－5倍，才能追上香港。所以我要大量收购商业楼宇。
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力量还是有些薄弱，不充裕的资金令我难以施展拳脚。
于是，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我想利用澳中集团联系广泛的优势去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伙伴，在澳洲共同发展房地产。刚好，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地产业发展很快，很多人赚了大钱，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
我和他们一拍即合。很快，我就和中国的几家企业确立了一些合作投资项目。
我和上海的一家企业联合投资，在墨尔本市中心买下一个商业大楼。这幢大楼离我去年买下的“霍克大楼”很近，位置稍差一些，而且也小一些，占地面积只有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也小了许多；但是价钱便宜，只有120万澳元。
房主也是犹太人。
为什么要卖呢？因为两兄弟对怎样管理这幢大楼意见不一致，吵了起来，只好卖掉。
犹太人卖地是很丢脸的事，所以他们不敢登报上市，只是叫地产代理悄悄地寻找买主。
我一看，又是个好机会，就收了。
六年后，也就是到了2003年，这幢大楼就涨到327万澳元了。上海方面一看有钱赚了，便坚决要求出手卖掉。这样，我们净赚200多万澳元！
要依我，就应该象犹太人那样，买一个留一个，一个都不卖，那样才能赚大钱。
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墨尔本的唐人街买了个商业楼。
说来也巧，房主又是个犹太人！而且也还是因为家庭矛盾，无人管理物业，租户非常不稳定，租金收入很低，楼上暂时有一间公司租用着，楼下竟然是空着的！这种楼谁敢买啊？
我为什么买？便宜！只有150万澳元。
买进后，我在楼下开了很多窗户（原来几乎没有窗户，象是个大长裤仓库），分成两个店铺，一个租给旅行社，一个租给一家做餐馆。
租户进来后说空调不工作，天天大电话给我。我过去一看，果然是，于是马上换了空调。
于是，租户稳定了。
现在值多少？420万澳元。
这次是我独资，任凭地产代理天天打电话，问我卖不卖，我坚持不肯出手。我要象犹太人一样，买一个留一个，一个都不卖。
还是在这一年，我和山东的一个公司合作买了一个商业楼。
这个楼稍贵一些，350万澳元。
之所以买这个楼，也是看好了地段。这个楼在西墨尔本（墨尔本的一个区），当然，在墨尔本的西面，刚刚好出了墨尔本市中心。为什么出了墨尔本市中心还说地段好呢？因为它靠近Dockland。Dockland原来是一个码头，现在正规划成墨尔本新区（就象上海的埔东一样），所以地价看涨。
我一连买了好几块地皮，而且刚刚还完“霍克大楼”的欠款，手头有点紧；在加上350万澳元也是价格不菲，所以就找了山东一个公司合作。
山东方面合作的条件很严格：
一，双方各投一半，以表合作诚意；
二，如果市道不好，他们就退出，但我必须按不低于买进的价位收购；
三，要求回报，即使是市道不好，也要至少保证他们6。5％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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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约九八，我与地产开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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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条件完全是太严格了，估计他们可能是以往和海外合作吃了亏，所以害怕再度上当受骗，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来保护自己。
可我心里有把握，这幢楼肯定没有问题，就答应了他们。
没想到真的出了问题！
原以为Dockland新区会五年内初成规模，同时抬高地价，没想到计划放缓，要十五年才能成气候，所以地价依然维持原来的价位。
2002年的时候，山东方面的领导要退休，决定退出合作。我按协议，出了175万澳元，同时还多支付了10万澳元，收购了他们那半股份。他们很高兴，因为2002年的澳元汇率比较高，算来算去，他们竟然赚了一笔可观的外汇！再加上每年分红（他们要求至少6％的回报）也有相当多的钱。这是他们公司第一次在海外投资成功，不仅没损失钱，而且赚了钱。
山东退出我并不介意。在与人合作时，如果中间数是10，我会给人11，而不是给9，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我合作。
在接连买了几个商业大楼之后，我又准备进入民用住宅市场。
商业用楼和民用住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做法也不同。民用住宅市场有两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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