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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统治全世界的抱负，特别是对几百万波罗的海人及斯拉夫人的征服和压
迫，已经使得德意志人自视为统治民族；自从路德以来，神秘主义已使德意
志人的灵魂如醉似狂，而今费希特的《演讲》既以神秘主义为德意志人民族
自豪感的依据，便必然成为大日耳曼主义的福音书之一。就对国家的观念而
言，亚当·米勒没有费希特那么激动人心，然而或许更为新颖。事实上，费
希特继续把国家看作是有利于保障个人进步的一种工具，而一旦把法国人赶
走，他保留给予他本国人民以一种如同法国人那样进行民主和共和革命的权
利。相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米勒却把国家视为一个自在的，追求它特定目
标的物体，而个人必须使其命运从属于这些特定目标，因此，当他在一群贵
族听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在捍卫德意志独立的同时，也捍卫着反对新思想
的封建社会。
这些通过口头来表达的学说，最初只能够产生一种相当有限的影响，即
使印成书似乎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将其传播出去。然而，这些学说可
能促进了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活动，因而传播得会比人们起初想象的更为迅
速。不管怎样，人们夸大了这些学说的直接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法国征服所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直接激起了各阶级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一定
需要借助于这些学说的影响。在作家本身中间，担心法语将会重新推翻德语
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削弱德意志的文化遗产，这种恐惧心理在不断地产
生着影响。克莱斯特写道：“有谁会知道，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国度里，是
否还会有人讲德语呢？”
除东普鲁士外，战争的破坏并不很大；但是，军税和征用似乎过于繁重，
而军事占领带来暴行和流弊以及各种负担，如占住民宅、运输、防务劳役等，
则更激起人们的愤恨；从战事象1807 年时那样连绵不断之日起，拿破仑的战
争方式就在这里得到了意外的反响。可是，拿破仑的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大
变动似乎产生了更重大的后果。在他控制的国家里，拿破仑象对敌国一样征
收军税，连缪拉和热罗姆统治的国家也不放过；同时，为了使这些国家能够
供养军队，拿破仑通过勾销国债、中止年金和津贴的支付，以及毫无补偿地
解雇大批政府官员和军官等方式，重新稳定了它们的财政。尽管普鲁士已陷
于破产，它也不得不照此办理，由于裁减军队以及丢掉那么多的省份，至少
就普鲁士来说前景暗淡。民族的苦难引起了1806 年12 月黑森的起义，促成
了在波美拉尼亚与普鲁士发生个别袭击法国军队的事件；但是，贵族和资产
阶级的变穷、被革职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忿怒，以及就业困难的青年大学生
的忧虑不安情绪，这些情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痛苦和激情在民族感情中
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会成分中间，才能找
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
织。1808 年4 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斯贝克建立，到1809 年计有二十五个分
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并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米勒
使来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
性质的组织：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
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批准，然
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全民抗
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激发；导源于歌颂原始的日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②
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
于通过席勒于1805 年写的关于威廉·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
作品，《威廉·特尔》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
法国最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另
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是西班牙的起
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 年7 月开始，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
在描述这一起义，争先恐后地加以称赞，并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
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的赞同：贵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
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
赶来援助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唤
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要求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
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象征出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
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并且借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
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
于拒绝公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出
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者按照他们各人
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
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剥夺
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
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
① “帝国秘密法庭”（Sainte Vehme）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
纪造成很大恐怖。西班牙的查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法庭。——译者
② 赫尔曼（德语Hermann）即阿尔明（Armin，Arminius），约公元前17 年——公元21 年，后称阿尔明为
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 年条陀堡森林
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
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
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 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
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
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 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
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
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
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
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
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
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
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
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
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 月10 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
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
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 月30 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
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
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
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
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
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
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
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
被1806 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
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
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
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
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
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
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
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
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
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
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
① 杜尔果（1721—1781 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
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
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 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
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
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
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
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
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
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
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
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 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
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
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
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
级来代替等级制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并于1807 年8 月原则上决定
在该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没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建议将
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仑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里按照法
国原则改组社会；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
木尔（1739—1817 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 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译者
②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 年间生，362 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
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译者
① “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
和1739 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要保护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
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 月30 日才抵达，因此，他并不是改革的创始人。此外，
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没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义，至于他对农民问
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往意到他并没有解放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
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并在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
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到以后再解决。1807 年10 月9 日，国王签署了改
革敕令。至于“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
而代之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 年到1810 年间先后公布，事实上都
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法：“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形从1752
年或1774 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佃权；“旧的”租佃地，只能在
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起来：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
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
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面；1807 年10 月29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
己的领地上取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要性；
1808 年7 月27 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这些
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税的佃户，便可以取得土地所有
权：可以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
1807 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同声的称
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
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
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脱
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
的森林的使用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
主要是法律上的；从1810 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没
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自由结婚，
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对
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
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
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就真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
多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
赎买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甚至，
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级。至于贵族的特
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未动。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了农村公社
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
些这样的改革：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告城乡平
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
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
兆。事实上，施泰因表示他赞同征收所得税；由于东普鲁士为支付战争赔款
而发行了公债，施泰因促使省议会表决要征收所得税，这是第一次要征收这
种税；但是，所得税没有推广到全王国，它仍然是一个例外。
施泰因的个人努力主要是在官僚机构的改组方面，他企图吸收全国的代
表人物充任官吏，从而削减官僚包办一切的强大权力。专权、急躁，甚至脾
气很坏的施泰因，曾强烈要求国王撤换两个宠臣——洛姆巴德和拜姆，要求
任命沙恩霍斯特领导于1809 年并入陆军部的军事内阁，他也曾准备把中央政
府重新组成为五个完全专业化的部，并且成立各部大臣会议。事实上，在处
置国王的心腹顾问方面却未能成功：普鲁士国王的文官内阁和军事内阁，在
这以后和以前一样，仍在掌握实权。施泰因还计划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咨询议
会；当他不得不在东普鲁士要求批准成立征税机构和发行要付给拿破仑的抵
押债券的时候，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