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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了大批钢材。他把这批钢材用于修复莱茵河上那些被毁的桥梁，以便恢
复交通。
1945 年7 月，美国军管政府迅速对美占区内所有的工业设施进行了调
查。他们发现，在美占区大约一万二千个工厂中，只有10％的工厂还在进行
有限的生产，其他工厂均已被炸得无法开工。整个生产处于停滞状态。阿登
纳曾经试图组织人员清理废墟中的工厂，安排就业，但他很快发现这只是徒
劳。整个德国的生产和供应系统已经全部瘫痪，没有原料，燃料与能源奇缺。
更何况谁也不愿这么做，因为如果机器还可以开动，就要被拆卸下来充当战
争赔偿。
战争的破坏是全国性的。在停止轰炸和炮击之后，德国居民密集的中心
城市全都变成了一堆堆瓦砾场。高楼大厦的断壁残垣和碎砖乱石使过去繁华
成为令人伤感的回忆。鲁尔区尤其如此。在这个五十英里长、中间二十英里
宽的椭圆形地区，座落着许多人口密集的城镇，每个城镇均设有煤矿和钢铁
厂，曾号称欧洲的机器车间。战火之后的鲁尔上空，在人们记忆里第一次变
得蔚蓝而洁净。过去钢铁厂、煤矿、发电厂和有关工业设施鳞次栉比、烟囱
林立、烟雾弥漫的景象已经绝迹。空袭后只余下寥寥无几的烟囱孤然兀立，
几只鸦鹊飞过，更增满目凄然。
在四个占领国中，美国人对德国最为大度与宽容。阿登纳对此感受颇深。
美国人对阿登纳在做代理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表现了恰如其分的容忍。
在一次涉及科隆艺术品保护的事件中，阿登纳感到了这一点。作为古老
文化名城的科隆，拥有丰富的艺术珍藏，其中包括最有收藏价值的中世纪时
期“科隆学派”的绘画，堪称德国的国宝。为了使这些画不遭受破坏，战争
时期阿登纳曾派人将它们藏到了南德的霍亨佐伦城堡中一间具有防弹设施的
地下室里。战后，阿登纳感到担心，因为美国人已发出通令，“要交出德国
所占有的全部艺术品”，以审查德国人手里是否还有抢来的东西，他派人把
绘画从霍亨佐伦城堡取出，装在一辆灵枢车里运回了科隆，最后把它们藏在
了赫尔曼—普夫劳姆艾大街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这幢房子的主人当时是一
个天主教神父，他在房里设了一个小型的礼拜堂。阿登纳估计美国人会尊重
教会财产，希望那些画也因此保全。事情虽做得隐秘，但美国人最终还是知
道了。阿登纳坦白地向美国占领当局作出解释，美国人则表现出容忍与理解。
军事长官给了阿登纳一道命令：
“迫切要求阿登纳市长先生把科隆博物院所有的绘画交出来。军事长官
保证，如果证实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的财产，一定归还。”
美国人倒是言而有信，在证实了绘画确属科隆市藏品之后，随即如数归
还。这件事使阿登纳认定，美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对阿登纳的工作提供有效帮助。阿登纳后来才知道，
美国人之所以信任他，是由于他有幸在美国人开出来的全德白色名单中名列
榜首。这儿有一封陆军中校帕特森写给其上司吉尔里上校的信，可说明一切。
信中写道：
“亲爱的吉尔里上校：
我在这封信星，把科隆市长康纳德·阿登纳博士介绍
给你，阿登纳博士将向你提供有关你所希望从他那儿了解
的1945 年5 月10 日节日的任何消息和意见。
阿登纳博士是1919 年到1933 年的科隆市长。1933
年他被纳粹撤职并受到严重的迫害。阿登纳博士的声誉远
远超出科隆地区；他是全德白色名单中的第一号人物。
在阿登纳博士最近被任命恢复旧职以前，他是我的科
隆市和科隆行政区的民事特别顾问。我对阿登纳博士的正
直、他个人和工作中具有的无私的民主思想表示极大的尊
敬。
忠实的
陆军中校帕特森
1945 年5 月8 日
但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后不久，各国、军队都开始回撤到各自的占
领区。英美军队从7 月1 日起，撤离苏占区，苏军进驻莱比锡、魏玛、埃尔
富特等城市；同时，苏联也让出了半个柏林市，让美英法三国军队进驻西柏
林。美军于6 月25 日撤离了科隆，把科隆行政区的占领权移交给了英国当局。
英国人并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欣赏阿登纳。如果英国国内仍然是保守党的
丘吉尔执政，他也许会与同样保守固执的阿登纳关系亲近些。但在7 月的英
国大选中，厌恶战争的英国选民抛弃了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选择了打着改
革与建设旗号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艾德里工党，改由工党执政。工党政
府看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抱有明显好感，起用了一大批德国社民党人士。他
们似乎不想让像阿登纳这样一位保守派著名人士担任科隆市长这样的要职，
同时，阿登纳与美国当局过往甚密也使英国人心存芥蒂，在这种情况下双方
的合作自然不尽人意。英国方面常常指责阿登纳办事不力、提出过分要求等，
而阿登纳总是据理不让，这种态度令英国人更恼火。
1945 年9 月底，阿登纳与英占领当局之间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当
时冬天将至。在解决人们衣、食、住等重要问题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问题
——给居民供暖。随着天气的转凉，问题日益迫切。城市居民每人每天的配
给定量已经下降到六百到七百卡，饥饿再加之寒冷，很可能使许多人过不了
这个寒冷的冬天。
英国军事占领当局为了解决供暖问题，要求阿登纳把科隆市郊那条长20
公里，宽1 公里的绿化带和环城马路上的树木砍倒，供给居民作燃料。阿登
纳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这条绿化带是1917—1933 年阿登纳做科隆市长期间的
政绩之一，阿登纳认为它对居民的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向英国人解
释砍伐绿化带将使科隆市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也许几十年都难以恢复。他
还说在缺乏煤碳燃料的情况下，借砍伐树木来解决困难，只可能是杯水车薪、
于事无济。建议英国人着力恢复鲁尔的交通和发电厂运行，开放英军当局征
用的存煤，从鲁尔运煤来供给居民燃料之需。
英国人当然不可能会采纳阿登纳的要求。因为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寒冬的
威胁，英国人必须从鲁尔煤矿有限的开采量中分出一大部分供应欧洲的其它
国家，使英国人更为恼怒的是阿登纳还在报刊上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
1945 年10 月5 日，阿登纳在勒恩多夫的家中接见了《新闻记者报》和
美联社两位记者。他告诉他们：盟国若不打算供应德国居民用煤，将会造成
极坏的后果——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余下的人也将衰弱不堪，疾病丛生，瘟
疫流行。他还谈到了他对法国人想使德国分裂，成立一个莱茵——鲁尔国的
看法。英国人把阿登纳的行动看作是对占领者权威的一种挑衅，他们指责他
干扰了占领政策的推行，并把这件事说成是阿登纳不服从占领管制命令的一
大罪状。
也许这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戈林格尔给英国谍报机关的一份报告起到了火
上浇油作用。在这份报告中，戈林格尔把阿登纳和过去基督教中央党的关系
大加渲染，认为他在战后支持天主教教会人士，压制工会活动；认为他在学
校教育问题上支持教会，重新在教学中推行宗教教育课。这无疑是与不主张
把宗教课列入教学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人和部分进步市民的对立。无疑是有意
想使人们忘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十二年期间的遭遇和经历，有损于各阶层联
合合作的新精神。在报告的最后，戈林格尔谈到了阿登纳曾转呈给艾森豪威
尔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阿登纳要求当局考虑放宽有关清除纳粹分子的
严格规定。
有了这份报告，英国人对阿登纳“不服占领政策”事件迅速作出处理。
在他接见记者谈话后的第二天，10 月6 日，英国占领当局的北莱茵军事长官
巴勒克拉夫旅长便把阿登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阿登纳走进巴勒克拉夫办公室时，一群英国军官端坐不动，对阿登纳的
致意不子理睬。见没有人端椅子给他坐，阿登纳便自己拿过一张椅子，准备
就座。这时巴勒克拉夫以毫不客气的口吻对阿登纳说：“您站着！”阿登纳
不得不站在那里，听候英国人对他的裁决。
巴勒克拉夫毫无表情地宣读道：
“尊敬的阿登纳博士、首席市长先生：
我对于科隆市的修理、街道的清扫以及准备过冬的一
般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情况感到不满意。。。您未能使我满
意地履行这些职责。。。我认为，您对科隆居民没有尽到
您的责任。因此，从今天起，您被解除科隆市长的职务。
您必须尽快离开科隆，至迟不得超过10 月14 日。。。您
不得再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
如果您不遵守本信件中任何一项指示，您将受到军事
法庭的审判。。
北莱茵省军政府军事长官
旅长巴勒克拉夫
1945 年10 月6 日
宜读之后，巴勒克拉夫要求阿登纳在文件上签字，以证明已收到。签完
字后，英国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阿登纳板着面孔，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没有”。说罢告辞，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英国人的解职放逐令使阿登纳对英国占领当局从此抱有很深的成见，这
种成见影响到他后来做了联邦总理与彼得斯贝格山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英国人
打交道。英国人解职令中的要害是两点：一是将阿登纳逐出科隆，二是以军
法限令他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已经是阿登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逐出
科隆并禁止政治活动了。第一次他被纳粹驱逐，并剥夺了政治权利，而这一
次则是解放者英国占领军当局。
被逐出科隆让阿登纳在生活上感到十分烦恼。那时他的第二个妻子古丝
由于过去被关在盖世太保监狱里患了重病，正在科隆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阿登纳费了很大周折，才取得英国人的同意，每周两次回科隆探望妻子。英
国人对探望的时间和路线均作了精确规定。古丝的病一直未能好转。1948 年
她不幸去世，未能分享阿登纳出任联邦总理的荣誉。阿登纳对没有照料好古
丝一直深感遗憾，以后终生未再续弦。
当然，已经历经过纳粹时期磨砺的阿登纳不会就此甘于赋闲。他一边在
勒恩多夫养花，一边随时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变化与发展。“赋闲”使他有足
够的时间来关注新闻媒介，阅读各种报纸评论，收听各方广播新闻，然后仔
细思考与评析。当时瑞士驻德国代表、总领事冯·魏斯是阿登纳的好友，促
膝密谈的常客，他经常来向阿登纳通报盟国的最新消息，一起讨论局势的发
展。不管怎么说，英国人的驱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似乎并没有给阿登纳造成
多大的影响，或许科隆之所失恰是德国之所得。阿登纳此时得以将视线从科
隆一城扩大到全德范围，关注整个国家命运的沉浮，筹划着在基督教伦理道
德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党，由它来领导德国。
有一天，勒恩多夫来了一位英国客人。此人战前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阿
登纳的旧交。当时他正在英国占领当局宾德将军的司令部工作，军衔是上校。
他想从阿登纳那儿了解些德国的政治状况，并想听取后者的意见。阿登纳幽
默自嘲地告诉他，他不能和他在家里谈政治，但却可以同他一起驱车前往五
公里以外的法占区讨论政治问题。这位朋友开始时感到莫名其妙，他不知道
阿登纳已遭当局驱逐，但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因为勒恩多夫属科隆行
政区，在英国占区管辖范围内。他回去后把此事报告了宾德。过了两天，这
位朋友的转陈起了作用。阿登纳接到一纸通知，告知他政治活动的禁令只限
于在科隆行政区内。看来英国人也许只是不想让他做科隆市长。12 月份，阿
登纳甚至接到英国方面的邀请，让他出席在巴特格德斯贝格举行的一次基督
教民主联盟的重要大会。英国人给自己也留了些面子。
阿登纳政治活动的禁令被解除了。但在他被禁止活动的两个月里，形势
发展得很快，各地的政治活动已经兴起，阿登纳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运动的
洪流之中。等待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代表他政治理想的以基督
教民主为宗旨的政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
。。我们并不想绝望。我们要进行工作。我们前面是
一条艰辛而坎坷不平的道路。我们只看到这条道路口上堆
起的一片废墟，我们看不到它通向何处。我们要走这条
路，我们要以我们尚存的全部力量来走这条路。我们要用
无比坚强的耐心，对于我们人民和城市的无限热爱来走这
条路。。
——阿登纳在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在被纳粹驱逐的漫长日子里，在翁克尔的修道院，在布劳魏勒的盖世太
保监狱，在勒恩多夫的自己家中，阿登纳苦心思索德国的前途和出路。他曾
清楚地看到德国屈服于无神论独裁统治而招致的灾难，因而强烈期望在战争
结束之后，能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基础，重建德
国的政治生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能重新教育和引导德国人，
“使他们从把国家搞成偶像、供奉在祭坛上，把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当成这个
偶像牺牲品的错误观念中走出，确立起人、人的尊严和自由高于一切，也高
于国家权力的原则”；也希望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包括了社会各阶
层的、以基督教原则为该心的政党，为德国人确立出一个新的政治目标，开
始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1945 年春天，在纳粹帝国走向崩溃之际，一些在1933 年被取缔的政党
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也在着手建立战后德国政治生
活的原则。在8 月初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公布了战败德国政治生活的基本
原则、其中第2 条第9 款规定，允许在整个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党，准予并
鼓励各政党召集会议和进行公开讨论。苏占区在6 月10 日，美占区在8 月
13 日、英占区在9 月15 日、法占区在12 月，分别发布公告，允许了占领区
内的政党活动。
在此之前，前中央党人士建立的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在全德许多地区
恢复，在柏林、科隆—杜塞尔多夫、汉堡地区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颇有
影响的基督教党小组。科隆地区的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前中央党人士莱
奥·施威林几次前来邀请德高望重的老市长阿登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政局
未明，阿登纳婉言谢绝。这是阿登纳战前和战后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在
形势尚未明朗、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绝不轻举妄动。阿登纳在等待盟国
解除政党活动的禁令，同时也想弄清盟国允许的政党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
8 月初，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阿登纳感觉到时机已到。8 月31 日，杜
塞尔多夫地区两名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卡尔·阿诺尔德和瓦尔特·亨泽尔
对阿登纳再作邀请，阿登纳毫不迟疑地答应出山，因为盟国政党活动的禁令
已被解除，可以一展身手。他开始筹建基督教政党。
随着禁令的解除，其它政党的活动也复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先行动起来。作为他们传统支柱的工会，几乎是在
希特勒帝国刚一崩溃就马上被准许恢复活动，而当时其它政党则无此优遇。
社民党公认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精明强干，在战前坚定反对纳粹， 1933
年7 月，被纳粹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他在纳粹集中营里落下满身残疾，
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脚。这些经历使他为盟国所敬重，为他在战后政治舞
台的活动奠立了基础。舒马赫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坚强、百折不回的人，出狱
后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重建工作，任何人都为他的斗志折服而
肃然起敬。
共产党也同样很快恢复了组织，该党的领导人在纳粹时期也曾遭到严重
迫害。靠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快在全德展开活动，美英占领当局最初为了维
持盟国合作，也支持了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德。
此外，在德国西南部以及黑森等地区，一些自由思想者及老民族自由党
人也在聚集起来，准备筹建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在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
政治派别在活动，使得在战后初期德国出现了一派活跃的政治气氛，各党各
派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基督教活动小组也以蓬勃之势向全德发展。这些
小组在四个占领区内分别组织了起来，彼此间形成了某种联系。随着形势的
发展，各地基督教活动小组要求统一组织，由于许多前中央党人是小组的领
导核心，若要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政党，前中央党内的各种分歧，也将不可
避免地被带入党组织中。于是，各地基督教党小组陷入不停的争论。争论的
焦点即在于：是继续保留中央党的宗旨、纲领和组织原则，还是放弃中央党
的主张，重新以共同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基
督教政党。
中央党是在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建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抗普鲁士国家
对教会的压制。普鲁士是奉行新教的国家，而中央党则是信奉天主教的教会
少数派。党人大多处于社会上层，尽管它力图奉行社会平衡政策，企图把企
业主、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教义的分歧使中央党把新教徒
拒之门外。在进入20 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以后，中央党内部为了是否接纳
新教徒的问题几经激烈争论，党陷于政治上的分裂。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个新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使这个党变
得真正强有力并发挥自己的影响作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阿登纳坚
决主张同中央党在政治上决裂，建立起全新政党，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与旧中
央党内部的分歧一刀两断，扩大基督教的党的社会基础，也便于树立一个全
新的形象，在新形势、新基础、新观念上，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这种认识为
基督教政治组织内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所响应。
阿登纳希望新基督教党的大门向所有基督徒敞开。在阿登纳看来，基督
教的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