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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
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
地位的提升；而将法国纳入欧洲则意味着法兰西伟大的被抹杀以及法国从原
来超越欧洲地位的下降。有鉴于此，阿登纳呼吁超国家的联合——“欧洲合
众国”；而戴高乐则只主张”多祖国的欧洲”或“各国家的欧洲”。
联邦总理与法兰西总统之间的分歧曾以两人含蓄的对话表现出来。
阿登纳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以宏亮的声音说话，却没有躯体。”
戴高乐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有躯体，却容许它装上美国灵魂。”
尽管如此，戴高乐那“富有使命般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使阿登纳惶惑
不安，戴高乐那种“对欧洲近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又令阿登纳着迷。人们
对阿登纳在这时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分歧重重的法德关系上感到非常不
解，许多人认为处于如此危险国际关系中的联邦德国应更注重于修复它同美
国的关系。这时候在联邦政府内部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派”和“大
西洋派”外交政策的辩论。“大西洋派”着眼于西德的安全利益，倾向于对
美而不是对法作出让步、改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以
及后来的外交部长盖尔哈特·施罗德等人。但欧洲派的阿登纳则认为法德关
系是德国立足欧洲最重要的保证，他下决心要与戴高乐走在一起。年事已高
的阿登纳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法德和解以一种持久的、不因人而异
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即使在他下台之后，法德友好政策仍能一如既往得
到贯彻。
促进法德关系走向密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欧洲政
治联盟”的倡议。这符合阿登纳长期以来的梦想。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成立
之时，阿登纳一直坚持要把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1960 年
5 月，美苏首脑会谈由于美国“U 一2 飞机事件”而宣告破产后，夏天，戴高
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阿登纳积极响应了这一建议。7
月初，戴高乐致信阿登纳，建议举行法德首脑会晤。
1960 年7 月底，阿登纳与戴高乐的会晤在朗布依埃举行，为期两天，戴
高乐提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政治组织的计划。阿登纳颇为兴奋。戴高乐
特别提出应建立法德之间有组织的合作，在这一点上阿登纳也深有同感。两
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法德两国应进一步协调政策。双方确
定：法德首脑会晤应当三个月举行一次，部长们也应经常会晤接触，以便在
有关两国的一切重大议题上确定共同的态度。
朗布依埃会晤推动了六国共建欧洲政治联盟的决心。在法德共同倡议之
下，1961 年2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与会六
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进行讨论。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六国
政府代表组成的研究委员会，为下届首脑会议拟订出一个有关建立政治合作
组织的具体建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法国大使富歇担任，这个委员会而
因此被称为”富歇委员会”。
同年7 月18 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及政府首脑再次聚会波恩，商议有
关发展欧洲政治合作问题。六国一致决定举行定期的政治协商，“以便交流
观点、协调政策、统一认识，从而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及加强大西洋联盟”。
六国发表了“波恩声明”，并委托富歇委员会为欧洲政治联盟拟定法规草案。
富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由于各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并不顺利。波恩声明
的发表也并不意味六国之间分歧的弥合。戴高乐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
的“一体化”并非一码事。法国希望的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联合的原则，比
利时、荷兰等国却希望借此推动较大进度的“一体化”。在1961 年2 月的巴
黎首脑会议上，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夫·伦斯就已提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
质、有英国参加的欧洲。而在1962 年11 月，富歇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
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即第一个“富歇计划”，却基本上反映出
戴高乐主权国联合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阿登纳站在四国一边，认为这一
草案反映出戴高乐民族国家的观点，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背离了“波恩声明”。
五国一起反对法国削弱“超国家”原则。富歇委员会只好继续工作修改草案。
1962 年1 月，第二个富歇计划提出。这只是第一个富歇计划的改稿，基
本精神不变。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原来的草案，因为法国想用欧洲政治联盟
来削弱北约组织和现有共同体机构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第二个富歇计划遭
到五国的一致反对。富歇委员会的谈判工作陷入死胡同。
为扭转这种僵持局面，1962 年2 月15 日阿登纳和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
会晤。戴高乐同意要维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作用。阿登纳也同意了戴高乐
认为法德两国应该协调一致的要求。这样由于法德率先协调立场，六国之间
频繁的会晤和磋商又开始了。
新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加入共同体。荷兰、比利时等国提出这个要求时
本身也是矛盾的：它们要求欧洲是“超国家”的，因而反对戴高乐，而在此
时，它们却希望把抵制“超国家”原则的英国拉进来以对抗法德联合。从根
本上来说，荷兰、比利时担心的是法德联合将会支配未来的欧洲政治联盟。
强调超国家性和拉英国成了荷比反对“戴高乐欧洲”的手段。戴高乐的确设
想法德共同支配的欧洲，而荷比正是担心这种局面，他们想要以英国加入来
平衡法德可能产生的霸权。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阿登纳的表态是既
要支持法国，又要设法冲淡富歇计划中排斥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色彩，因为法
英两国对联邦德国来说都很重要，联邦德国只能在法国、美英和共同体其他
成员之间协调立场。因此，当后来荷比等国把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作为继
续进行谈判和准备放弃欧洲政治联盟超国家成份的先决条件时，各方矛盾尖
锐爆发，直至不可调和的地步。1962 年4 月17 日，六国外长谈判失败，各
自回家，欧洲政治共同体成了共同的失望。戴高乐与阿登纳建立欧洲政治联
盟的尝试也终于告吹。
欧洲政治联盟尝试的失败反而成为法德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契机。为
了挽回这种失败的不利影响，阿登纳与戴高乐开始了频繁的互访和双方会
谈，1962 年7 月2 日至8 日，阿登纳到法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此行受到
法国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戴高乐的高度重视。两人再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和进一步密切法德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都希望在欧洲政治联盟失败的情况
下，以密切法德关系来作些弥补。阿登纳邀请戴高乐回访联邦德国。
这年秋天，戴高乐将军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轰动一时的访问。德国人用了
高度的热情来欢迎这位在二战时期同德国打过仗、现在又全力推动法德友好
的法国总统。这两次访问给公众一个印象，那就是法德间的友好已经是个完
美的事实。阿登纳在法国和戴高乐在德国受到的接待都是空前的。戴高乐乘
着“德国号”汽艇从波恩出发沿莱茵河到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阿登纳
陪着他，两人的亲密与德国人的欢呼使报界对这次访问大加赞美。不尽人意
的国际关系使阿登纳和戴高乐越发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一切。在为期6 天的会
谈中，阿登纳进一步向戴高乐明确表示德法关系是“欧洲一切发展的支柱”，
尤其在计划建立的欧洲政治联盟失败以后，深化德法关系对维护“自由欧洲”
有重大意义。阿登纳恳切地向戴高乐提出了签定友好条约而使法德友好关系
固定下来的建议。
阿登纳告诉戴高乐，他一直在考虑调整法德关系。来自东方的威胁越大，
法德寻求一项共同的政策就越加必要。从眼前欧洲来看，意大利政治局势十
分严重，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程度的左倾。意大利不稳定；比利时倾向中立；
荷兰无所适从。欧洲面临政治分裂的危险。而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在欧洲
政治联盟建立处于这样风雨摇摆之中的时候，法德的职责就应是继续前进，
这样别的国家才会跟上来。至于英国，则只能安心等待。
戴高乐问阿登纳，在不放弃六国观点和不排斥英国加入的条件下，他是
怎样来设想这个法德之间的友好协定的呢？
阿登纳说，这项协定签定的主要目的是法德两国能够一起办一些别的国
家办不到的实际工作。他接着举出一些例子，如在柏林问题、东西方关系问
题、防务问题、非洲问题及发展政策等等问题上法德可以有更好的外交合作，
从而使两国的政策有较有份量的表决权。阿登纳重点指出了防务问题。他说，
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无疑地有一种独特的、双方共同需要的防务，因为两国
直接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远比英国或美国更为直接。虽然两国应该依靠大
西洋联盟，但是由于这样特殊的防务地位，两国在联盟内部关于军备计划和
武装力量的合作方面，有着自己的要求。这种合作应该组织起来。
戴高乐完全赞同阿登纳的这一观点。
阿登纳接着说，这个协定可以保证法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真正协调一致。如果愿意的话，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可以发展得更
好。例如组织青年人大会师，让法国青年到德国，德国青年到法国，促进他
们的融合，加深他们问的了解。两国教育系统也可以互为沟通，大学间彼止
承认学位等等。
阿登纳向戴高乐强调，德国打算在各个方面同法国真正统一协调起来。
戴高乐补充说，加强两国的政治合作才应是首要问题。这一点阿登纳当然有
同感，他一向把政治联盟作为最高目标。而最关键还应该是行动，分手之前，
戴高乐再次提起这个问题，他说他回国之后将尽快把两人之间口头协定的草
案寄送给阿登纳。然后就可以委托外长们综合拟定有关合作条款。
这时，阿登纳已八十六岁，他对法德两国关系以条约固定有一种十分急
迫的心情。联邦德国内部对他与美国的疏远而与桀骛不驯、颇有独立精神的
戴高乐关系密切颇有微词。同时，对阿登纳以“总理民主”独揽大权不满的
人也越来越多。阿登纳政策在国内也面临很大的阻力。过去，阿登纳曾悄悄
地对他的亲朋好友说：“我控制着这个政府的70％。”现在，他甚至难以挑
选一个中意的人做他的继承人。基民盟议会党团推举了具有浓厚“大西洋色
彩”政治观点的经济部长艾哈德。阿登纳对艾哈德的评价是：管经济行，政
治上十分幼稚。他不能设想在没有作好具体规划之前，将联邦政府总理重任
交给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阿登纳怀着急切心情争取以条约形式固定法德
关系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要保证在他去职后，欧洲联合政策能得以
继续推进，因为他认为这是使联邦德国在未来欧洲，自由欧洲在未来世界的
发展中取得它们政治上和军事上应有地位的唯一的、并且是最有效的途径；
再是，也可以借助于此，使联邦德国保证它的实力地位，以法德联合的形式
在美国面前强调德国利益，从而可避免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而使联邦
德国利益蒙受损失。阿登纳将它看成了欧洲政策继续下去的最后保证。
1963 年1 月22 日，阿登纳终于和戴高乐一起在巴黎签署了法德友好合
作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法德两国政府首脑一年定期会晤两次，部长们每三个
月会晤一次，以便在外交、防务和文化等方面合作发展。条约还提到法德准
备成立一个委员会，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交往。同时，条约还规定两国政府
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上的重要决定之外，都应该相互磋商等等。
1 月23 日，阿登纳在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之后，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
他对这个条约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他说：
“。。法国外交部和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对这项条约进行了
长达数月的、极其细致的准备工作。我相信，这项条约的形式在
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因为它考虑到维护两国人民世世代代
的友好关系。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应该维护这种友谊。
“法国总统戴高乐把签订这项条约称为载入史册的一项事
件，我认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在看到这项条约时，必须清
醒地回忆到以往的岁月。四百多年以来，德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
经常流血战争的紧张局面和争执。请允许我回忆一下，同法国最
近的一次战争还过去不久，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是失败者。请允许
我也回忆一下，当时德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险，也就是德国被
分裂和肢解的危险。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相互统一起来。因而这项
条约和过去同其他国家订立的条约一样，也列入了有关柏林的条
款。
“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眼前的变迁，这种变迁的一部分
已经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中实现，一部分将通过这项条约来进一步
促其实现，事实上，我必须说，这两个民族历史上的进步是多么
巨大啊！这两个民族位于欧洲的中心，他们是近邻，他们共同面
临着危险的威胁，过去他们的命运也跟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将
来，他们的命运也跟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现在这两个民族经过
探索接近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
“。。要是没有法国和德国的真正和解作为先导，就不会有
欧洲；要是没有法国和德国的合作，而能出现我们迄今已经创建
的所有这些欧洲的机构，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十分郑重他说，如
果现在同法国还存在着战争结束时的那种紧张状态，那么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将来就不可能享有现在所享有的地位。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
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
平！”
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正如阿登纳在讲话中所说的，在法德两国关
系史上是划时代的。但是，它并没有带来此后德法关系令人鼓舞的发展。在
西德国内，很多人不能理解阿登纳签定它的真实意义，条约在联邦共和国内
引起很大争议。1963 年5 月联邦议院在批准条约时给它加上了由社会民主党
人、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提出的解释性的序言，序言着重强调大西洋联
盟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合作、尊重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接纳英国的必要
性。戴高乐本来打算将两国条约作为在美苏间制衡的武器，但附加的序言却
抵销了条约在政治上的大半意义。戴高乐对它也不尽满意。在国际上，法德
条约还招致各种非议：苏联指责戴高乐是打开了禁锢“德国复仇之神”的瓶
塞；欧共体伙伴国批评条约违反了“罗马条约”的精神，在共同体内建立法
德特殊关系；美国干脆粗暴地让波恩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有人说，
阿登纳想踩上法、美两支船却不能踏实：有人认为阿登纳成了戴高乐政策的
附和者，将联邦德国变成了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各方的责难一齐涌来，
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些问题，阿登纳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他只是把这个政
策给固定了下来。
他已经是八十七岁了。
第十章
危机
柏林墙筑起来了
柏林墙，淋漓尽致地把康纳德·阿登纳的德国政策的界限，
但也把西方国家德国政策的界限勾划出来了。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
1957 年初，萨尔终于回归联邦德国。春天，阿登纳又同西欧五国一起签
定了罗马条约。这一切使得阿登纳的执政生涯达到辉煌顶峰。回顾联邦德国
建国以来的历程，每一时期都留下了阿登纳历史足迹：政治上，西德这时已
经不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且有了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和国际地位；军
事上，西德取得了防务主权，并在此范围内建立起了联邦国防军，成了大西
洋联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济上，西德的发展被人们称为“经济奇迹”，
它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并且越来越成为西方最稳定的国家之一。1957 年秋
天的联邦议院第三次大选是这一切成就最有力的说明。阿登纳所在的基督教
联盟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赢得绝对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组成了
一党执掌的政府。阿登纳的个人威望也达到空前。西方各大报纸竟相报道，
盛赞阿登纳缔造了一个新德国。
但这样一个“鼎盛时期”却危机四伏。1958 年下半年，国际形势突变，
一直伴随阿登纳成功的幸运星辰开始陨落。
1958 年7 月，首先是伊拉克政变引发了又一次的近东危机。两个月之后，
远东的金门、马祖危机使东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卷入了台湾与中国的冲
突。莫斯科的语调也变得强硬，东西双方都加强了戒备。在德国，由于东德
关闭了与西德之间的私人旅行通道，事态也引人注目。东德在这一年所发的
旅行签证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