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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推进。德国的盟友土、奥、保军队开始崩溃。兵败如山倒，引发了国内固
有危机，9 月，保加利亚士兵起义，政府宣布投降；10 月，土尔其宣布投降，
奥匈帝国内南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代克人、匈牙利人纷纷宣布起义，奥
匈帝国土崩瓦解。11 月3 日，奥国投降。
同盟国土崩瓦解。德国国内也形势大乱。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
四点和平纲领”的呼声越来越高。奥国投降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
克团领导的11 月3 日基尔港水兵起义，起义像毒瘤一般，迅速引起整个海军
① 麦克洛伊：二次战后美国驻德首任高级专员。
的哗变。基尔、汉堡等城市爆发革命，政权迅速为工人、水兵代表组成的苏
维埃所控制。革命形势由北向南，向德国全境蔓延，不可抑制。在斯巴达克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动下，对战争愤怒的矛头都对准了威廉二世，一致要求
德皇下台。11 月10 日，威廉仓皇出逃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柏林，
宣告成立了共和国。
在基尔水兵事件发生后不久，科隆市长阿登纳得到报告：基尔的水兵正
向科隆和科不伦次方向开来，准备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水兵坐火车而来，
车次、开车时间、行经路线以及到达科隆的时间全都报告得很清楚。
科隆当时是要塞，驻防着军队。阿登纳不希望水兵们来到影响科隆市的
正常运转，这样不仅会引起一个城市的混乱，而且会加剧整个德国的混乱状
况。在得到消息后，阿登纳立即赶至科隆要塞司令处商讨对策。前方吃紧和
后方动荡已令要塞司令方寸大乱，只好求策于阿登纳：“市长先生，事已至
此，您有何见教？”
阿登纳正色回告：“这很清楚，您应派人半途拦截列车，命令一个连的
士兵去把水兵撵下车，然后一一逮捕。”——“这个主意不错”，要塞司令
说着就给铁路管理局长挂电话，向后者说明要求，但遭到了拒绝。
要塞司令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不行了，市长先生，铁路
局长说了，列车得按行车时刻表到达科隆总站，我无能为力了。”
阿登纳坚持道：“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您是科隆要塞司令官，对这里的
公理和秩序负有责任！事不宜迟，您应当尽快派人半路拦截列车！
要塞司令固执而胆小，他拒绝作进一步的努力。阿登纳为他的愚蠢感到
恼火，话不投机，便起身拿起帽子，说：“阁下，我在您这里再也无可指望。
告辞！”
市长阿登纳亲自赶到火车站，目睹了带着革命的红胸章标志的水兵们长
驱直入准点到达科隆总站的情形。他站在了火车站的出站口。要塞司令总算
听了点阿登纳的话，命人在站台出口处设置了岗哨。可这对于潮水般涌入的
水兵毫无用处。水兵们听从值勤军官的命令摘下了红布条，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即将在科隆进行的革命行动。等通过站台，行到大街上，水兵们又纷纷戴
上了红布条，开始在科隆的主要大街上游行。
天黑之后，水兵们开始行动，首先打开科隆军事监狱大门，放出了关押
的5000 多名囚犯、逃兵，接着又冲击要塞司令部，兵不血刃地解除了要塞司
令的武装。
在这个不平静的夜晚，阿登纳始终在市政府大楼里守候着。科隆当时是
前线与后方的枢纽，去往前线与开向后方的列车均以科隆为中转。列车一进
站，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与从后方准备上前线的士兵都涌入科隆城，国内政局
的变化使大量的士兵滞留在科隆城内等待观望。士兵们手中都有武器，阿登
纳最为担心的是革命之风蔓至科隆，引起科隆社会动乱，发生暴乱事件。因
此，阿登纳别出心裁地贴出一则布告：
“凡是交出武器的士兵都可以吃上一顿热饭热菜。”
布告贴出后，他在市政府前安置了战地炊事车，炊事车通宵达旦冒着热
气，吸引来了无数饥饿的士兵。这位深悉人之大欲的市长所发布的告示很快
传开。第二天一早，市政府的一间厅堂里堆满了士兵们交出的武器。阿登纳
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接下来，第三天，“工人士兵代表会议”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
员佐尔曼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接近晌午时分。佐尔曼来到市政府通知阿登
纳，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将接管科隆市全部政权。阿登纳毫无违抗之意，他担
心的只是这个城市的失控，他在一旁等待着新政府发布的命令。
佐尔曼是科隆市的议员，阿登纳早已熟知。他认为和这些人保持接触是
有好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施加影响。反抗是无谓的，而这些人本身也富
于人情味，彬彬有礼。他和他们友好相处，甚至尽力帮助他们稳定事态。
佐尔曼接管了政权，旋即打了一通的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科隆人
民报》的值班负责人。平日里颇为和气的佐尔曼对接话人劈头就是一句：“工
人士兵代表会议业已接管全部政权，报纸不得发表任何批评新政权的文章。
——完了！”放下电话。
阿登纳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情景，他问佐尔曼，接话人对他这项消息和
指示有何反应？“他问我”，佐尔曼老实地回答，“您还有别的命令吗？”
佐尔曼打了好一阵电话，等他打完电话，阿登纳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
“佐尔曼先生，干革命您少不了用打字机。您没有打字机，我倒有几台。我
建议您和您的班子都到市政府来，我来帮助您安排房子、打字机和必要的人
手。”
佐尔曼认为这主意不错，让阿登纳负责去办理。阿登纳又进一步建议道：
“工人士兵代表会议肯定不希望科隆市发生混乱。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很熟
悉，也有些经验，您把安全委员会交给我来主持，让我来负责城市的治安如
何？”
佐尔曼感到这个主意也不坏。于是，阿登纳成了“工人士兵代表会议”
的安全委员，他得到一个相应的袖章和一份盖有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大印的公
文证明书，凭此证明，任何人都得协助康拉德·阿登纳博士先生执行他的使
命——维持治安。
人们指望1918 年的革命会带来一些奇迹般的变化，但是，经过了11 月
的动荡之后，这一切又都像空中楼阁般幻灭了。1919 年2 月，以社会民主党
挑头，在象征德国古典主义和人道主义遗产的南部小城——魏玛召开了一届
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
央党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为总理的内阁，从而稳定了由于德国战败
和德皇退位以来动荡的政治局面。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科隆市的议会、政府又恢复了。工人士兵代表会
议自动解散，消声匿迹。阿登纳在经历了这次政治上颇有意思的小插曲之后，
继续当他的科隆市长。
这时，他已在科隆市小有威望。
科隆之王
由于阿登纳在1917 年水兵闹科隆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镇定，也由于他为维
护科隆社会稳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阿登纳的声誉鹊起。
接下来的日子阿登纳成了科隆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一大堆各种名目的
头衔在等着他：他先被选为莱茵省代表会议议员；从1918 年开始，他又担任
了莱茵省省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科隆市代表会议第二主席；接着1920
年，阿登纳开始担任普鲁士议长，后一职务是全国性的。他在科隆的政绩使
他饮誉国内政坛。
在阿登纳成为科隆市长的最初几年里，整个德国社会仍旧处于一遍动荡
与混乱之中。战争失败了，帝国崩溃了，人们民族自信心也被战争带走了。
战后的世界在德国人眼里完全变了样，凡尔赛条约给每一个德国人心里蒙上
了屈辱的阴影。为了让科隆振作起来，阿登纳尽了全力。为繁荣科隆经济，
阿登纳主持在莱茵河畔新建了一个大吨位的船舶码头，扩大科隆港的吞吐
量，加强科隆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接着，他否决了使城乡分离的议案，坚
持乡镇合并，以利于经济管理与发展。考虑到和平建设人才的需要，阿登纳
在科隆重新办起一所大学，培养工程建设人才。同时，他还制定了吸引外资
的计划，鼓励外资企业在科隆建厂。当美国福特公司在科隆设立德国分公司
之时，阿登纳亲自去主持了剪彩仪式。
1923 年的鲁尔危机使得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升至顶峰。德国马克的国际
外汇比价从1919 年的1 美元兑8．9 马克狂跌至1923 年11 月15 日的1：4．2
万亿。经济终于全面崩溃。
之后，在道威斯计划帮助下，斯特雷泽曼依靠抵押地产、商业、工业银
行以及黄金储备，发行了以32 亿马克为限的新币制，并得以暂缓战争赔款的
偿付，这才使得德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之后逐步恢复正常。
阿登纳领导科隆市在走过这段艰辛的日子之后，开始了两手计划。一方
面他着力于改善人们生活，尽可能多地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他全力展开了市政建设。他的目标是要把科隆建设成为德国和西欧之间新的
连接点。他要改变科隆的面貌，恢复科隆的古老文化和壮丽建筑，改变科隆
人的精神状态，他要在一切方面树立起人们对德意志，对科隆历史和文化的
信心。“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特别适合于干一番新的创造性事业”，阿登
纳作如是说。
第一件事是需争得对科隆周围碉堡的拆除权。在他看来，这些碉堡令人
想起战争的阴云，而科隆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人们不能总在
战争的阴影下生活。阿登纳经过与市代表会议代表们的艰苦舌战，终于获胜。
碉堡一一拆除后，他在城市周围建起了供人们休憩的绿化地带。他认为绿化
对人们健康至关重要，而人应该尽量与大自然结合，作大自然的朋友，这样
人的心灵才能得以净化，才会自然主出和谐感。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尽量为他
的人民创造这样的生活环境。
在那时候，为了取得同事们对他计划的支持，阿登纳开始学会使用一些
谈话的技巧，并讲究一些策略。科隆的同仁们对他的评价是既聪明又狡诈。
1926 年，阿登纳计划要建立一座跨莱茵河的大吊桥，因为预算的关系，市议
会中多数人主张建立一座拱桥，其中共产党议员反对最为激烈。他让讨论暂
停。然后，他把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们单独请来，告诉他们赋予列宁格勒以
罕有而特殊美丽的正是那座城市的吊桥。实际上，阿登纳从未去过列宁格勒，
也对那座城市及其桥梁一无所知，但他深谙人性，明白德国共产党人对革命
的俄罗斯满怀激情。他如愿了、尽管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为他谈话的内容打动，
还是为他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他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科隆市增添了
一座美丽的吊桥，而阿登纳也获得了精明实干政治家的名声。
另一件大事是修建展览馆区，举办“普雷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
型国际新闻报刊展览会，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参加了，来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政
治家。阿登纳作了周密的策划。展览馆区建筑的宏伟以及展览会的成功使得
科隆和阿登纳的影响陡然扩大。全世界的主要新闻机构都报道了这一盛事，
阿登纳出尽风头。
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纪念莱茵地区归属德国一千周年庆祝大会，搞了
古代德意志艺术和重要历史事实的展示会，他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确立
德国人对莱茵河地区的信念。在凡尔赛和约中德国被迫接受了协约国关于莱
茵地区的安排：莱茵河西岸划归法国，东岸50 公里以内不许设防。阿登纳意
欲加强莱茵河西岸是属于德国的这一认识。
在阿登纳当政的时期，科隆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它既成长为德国西部经
济文化的中心，莱茵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又以其宏伟的建筑和优美的自然
环境成为欧洲当时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即使以后不当联邦总理，阿登纳以他
做科隆市长的政绩，也足以自傲于世。他积累了政治声誉，也积累了许多宝
贵经验。在很多年后谈到这一时期时，阿登纳一直为他的作为感到满意，他
说：“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可以做许多事情，直接去做说服人的工作。好就好
在这里。那时的情况迫使我独立行动和单独作出决定。这对我今后极有好处。
我懂得了不能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责任，有时政敌也可能会有相当明智的见
解。我学会了这一点。”
通过在菜茵省委员会、省代表会议以及普鲁士议会的活动，阿登纳的政
治范围扩大了，他学会了从相对整体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与国
内外许多名人会晤，同中央政府的要人们建立直接联系，并跟大多数担任领
导的欧洲政治家私交甚厚。人们赏识他治理科隆的才华，也折服于他敏锐的
政治眼光。1926 年，中央党的领导人认为阿登纳也许有能力使魏
玛政府变得强有力些，于是两番邀请他到柏林组阁。
阿登纳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轻易下结论、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他
的心为之所动，但却不形于色。他倒不是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而是要权衡利
弊得失。多年的政治经验形成阿登纳的一惯作风：遇事总把周密的分析和明
察秋毫的政治本能结合起来。他先跑到柏林去探了探政治气候，感觉到成功
的机会不大：接着又同各党派都分别进行了接触，更确信他在国会中将可能
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拒绝了组阁，又回到了科隆准备继续做他的科
隆王。
因为有这么一个插曲，很多人设想如果这位才能出众的政治领导人在那
时当上了政府总理，历史该发生何等深刻之变化：也许希特勒在取得政权、
并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之前，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假设毕竟是假
设，阿登纳一直确信他当时决定的正确性，他十分肯定他说：“我没有机会，
看来我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状况吧！这样或许可以明白
阿登纳当时拒绝组阁的原因。
自1918 年诞生起，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便是多灾多难。它的宪法虽然赋予
了各政党以充分的民主，可长期处于帝国政治制度下，又经历了战后政治、
经济、社会动荡的各党派却不能有效地适应这种自由的新制度。在帝国时期，
它们没有尝试过协调政策；战后，它们又不能学会相互容忍和相互妥协，因
而，充分的民主反使它们不能力就探索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在这种憎
形下，政治上我们便看到魏玛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的一般构成，即清一色的少
数派组成政府，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依靠大多数的容忍来取得支持。这种结
构是不稳定的，执政党的议会联盟稍有分歧便会破裂。魏玛共和国一任总理
平均只能干7 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登纳拒绝组阁，自有其充分的道理。
在拒绝组阁的三年半之后，阿登纳在选举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第
二次当选了每届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长。科隆市组织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他
的连选连任。阿登纳泰然受之。当时他53 岁，他打算待这一届于满之后到
65 岁便退休回家伺弄他的花园，他十分热爱园艺。但始料未及，到1929 年，
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又开始了。
1929 年10 月24 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美国纽
约华尔街突然出现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国金融恐
慌立刻波及靠美国道威斯计划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体系，德国的财政状
况迅速恶化。经济萧条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英
国，以及依赖农产品出口和外贸的中欧、南美、大洋洲国家，最后是法国，
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国由于对英美
经济的依赖和它本身不能以关税壁垒自保的情形，处境十分不利。从1931
年5 月到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42％， 1932 年的工业生产
比1929 年危机前几乎下降了一半，破产的银行和工商企业达一万多家，失业
工人高达700 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
经济的岌岌可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魏玛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
迭，可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的缪勒、天主教中央党的布鲁林，还是冯·巴
本和施莱彻尔将军组阁的政府，都无法克服尖锐的财政困难。魏玛共和国诞
生之初就背着重重的历史负担：虽然它对于帝国的灭亡毫无责任，却因继承
了威廉帝国的遗产而不得不承受履行帝国覆灭所留下来的凡尔赛条约的义
务，后者的许多强加性条款令德国人感到内心不服。于是，在这个经济、社
会的困难时期，民族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惯于煽动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签定
令德国人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加在了魏玛共和国的身上。
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阿登纳开始时不相信纳粹真的能够上得了台。作
为普鲁士议会的议长，他经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动荡时期他看到
纳粹分子经常“大打出手”，他也看到当时身居要职、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
家们不去制止这些暴行。他很震惊地和柏林许多有影响的人谈过纳粹问题，
希望敲起警钟，但毫无作用。危机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只一动
不动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样，等着成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无抵抗和麻
木不仁地看着悲剧演下去。”他建议魏玛政府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比如有
效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制止纳粹分子的野蛮行径，但没人响
应。他眼见魏玛政府的领导者拥有国家权力手段而不去使用，任由共和国被
纳粹侵蚀，民主被纳粹践踏。当他以旁观者眼睁睁看到魏玛共和国最终覆亡
在希特勒手中时，阿登纳深深地被刺痛了，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家的无能与庸
碌、民主的软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的危险作用。他一生都谨记着这个教训。
1933 年1 月30 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组阁。当时阿登纳还担任着
普鲁士议会议长，普鲁士代表会议所拥有的某些权限令纳粹感到碍眼，纳粹
在此时已是为所欲为，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作出这种决
议的权力，掌握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