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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阿登纳认为再在这里呆下去也是无益，一回到饭店，他立即吩咐命令他
的座机即刻从汉堡起飞到莫斯科机场待命。预定的回程本是后天，9 月14 日，
他命令座机准备第二天一早提前飞离莫斯科。
傍晚，布尔加宁邀请德国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出席专为他们举行的盛大
宴会。阿登纳认为提前飞走就足以使俄国人感到震怒了，没必要拒绝赴宴，
引起更强烈的反应，于是欣然赴会。
像往常的宴会一样，阿登纳坐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之间。克里姆林宫
的巨型镀金吊灯把宴会大厅照得如同白昼，除了德国代表团外，苏联几乎所
有重要的政治家、当权者都来了，大厅容纳了近一千人。也像往常的宴会一
样，人们在自由交谈，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一切，谁也没有想到转机会在这时
候出现。
晚宴开始的时候，布尔加宁忽然把阿登纳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现在
我们打算怎样结束谈判呢？”东道主显然知道了阿登纳所发出的提前离开莫
斯科的消息。
阿登纳表示了和前几次谈判中同样的立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
几天的谈判已经表示我的政府和您的政府在很多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有共识
的。”
布尔加宁答道，这几天来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
使阿登纳总理拒绝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一致协议。他小声试探道：“您向其
他国家承担了什么义务吧？”
阿登纳断然否定。“我向您保证，您也可以相信我，我没有承担任何义
务！”
“也许是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布尔加宁追问道。
“这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作一个保留。”阿登纳听出布尔加宁话
中有话，所以这样说道。
布尔加宁点了点头，喃喃地道：“嗯，对，正是。。”然后又重复了他
的第一个问题：阿登纳拒绝苏联立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阿登纳极坦率地告诉他，由于德国人民经历了种种磨难，战俘问题和被
拘留在苏联的德国人问题有极端重大的心理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德苏关
系正常化就无法得到德国公众的同意认可。阿登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事实：
在最近两年中，西德方面收到了约有十三万封德国人的来信，申诉他们想离
开苏联而受阻。而他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材料摆上谈判桌面，是不愿因此破坏
谈判的气氛。
布尔加宁又点点头，说：“这些人是否还活着，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有可能他们早就被埋葬了，比如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些被判了刑的人。”
阿登纳回答说，他当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
布尔加宁似乎在沉思。停顿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望着阿登纳令人吃惊他
讲出一席话。他说：“让我们来取得一致吧！您写一封信给我，我指同意建
立外交关系的照会，而我们将把他们全部交给您。全部！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向您庄严保证！”
由于冲动，布尔加宁的话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
阿登纳有些迷惑，他不敢确认俄国人态度真正转变了。他立刻追问道：
这里是否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不仅仅是判刑的。布尔加宁点点头说，“是
的，全部！全部！”
阿登纳想进一步确认：“布尔加宁先生，您的话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
是——”
布尔加宁打断他，说：“苏联政府说了话是算数的。我将把我们达成协
议的消息立即通知赫鲁晓夫。”
转过头去，赫鲁晓夫表示他也正在同州总理阿诺德谈同样的问题。赫鲁
晓夫又进一步补充道：“联邦总理先生，您知道我们不能作出担保或保证，
不管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但我们向您庄严保证，我们讲的话是作数的。”
赫鲁晓夫也这样讲，真使阿登纳感到意外的惊喜。转折点就这样出现了，
似乎丝毫不费周折。
阿登纳很清醒，他判断俄国人并没有对他说谎话或者有什么理由会不履
行承诺，这种清醒度在他和俄国领导人喝酒碰杯时也表现出来。当时，精明
的阿登纳竟然当场抓住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以水代酒在作假。
宴会一结束，阿登纳立即通知代表团所有人到专列上开会，向他们宣告
这件事。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不少人怀疑俄国人的诚意，不相信俄国人的口
头承诺。外长部长勃伦塔诺和国务秘书哈尔斯坦鉴于经常发生俄国人违反协
定的事，都坚决反对与苏联建交，只是为了一句关于战俘释放的口头诺言吗？
怎么能根据这么一句微不足道的诺言就接受俄国人的一切呢？这只是口头上
的“君子协定”，可俄国人是君子吗？并且重新统一问题也还没有取得进展。
联邦政府承受这个诺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劝阿登纳千
万不要理会布尔加宁的口头诺言，他们提醒他如果得不到一份书面承诺，他
联邦总理阿登纳作出的决定就根本得不到内阁同意，也根本得不到联邦议院
多数的批准。但阿登纳说他决心试一试，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努力想说
服众人。
第二天，9 月13 日，星期二，按原订计划进入了第四个谈判日。
在会谈开始之时，阿登纳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获得了一份艾森豪
威尔总统的私人通知。通知中说，艾森豪威尔理解并尊重导致阿登纳作出任
何决定的原因。不管作出什么决断，他都将支持他。
阿登纳十分感激艾森豪威尔对他的信任，尤其在需要作出这样困难的决
断之时。这份通知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阿登纳主持了第四个谈判日的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讲，关于昨天晚
上的谈话，他有三个问题还需说明：第一，联邦政府要起草一个关于同苏联
建立外交关系的信件；第二，双方交换同昨晚谈话主题有关的文件；第三，
起草一个关于谈判的最后公报。
果不出所料，苏联人对第二点提出非议，苏联人坚持，他们的君子诺言
应当是足够了，要求提供文件依据是对苏联领导人不信任的表示，并且是带
有侮辱性的。最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说按这种做法就使建立外交关系附有
先决条件，而这些早已被苏联政府在互换照会中明确加以拒绝了。
“我的先生们，”阿登纳很严肃地说，“至于说不信任，那是确实谈不
上的！在我个人来说，有了你们的诺言就完全可以了。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就
能作决定的，还有联邦内阁和联邦议院。我请求你们考虑了下我的年龄。人
们不可能知道我还会活多久，如果对这样的问题只有诺言的话，你们可以想
象到其中的困难。”
无论阿登纳怎样要求，苏联方面仍然毫不让步。赫鲁晓夫居然断言联邦
德国也拘留了二十万以上的苏联公民。莫洛托夫紧随其后，责难说美国一些
反苏组织通过联邦德国的帮助放出带有反苏东宣传资料的大气球。
反复激辩之后，苏联方面在阿登纳坚持的国际法保留权问题上作出了些
让步。阿登纳要求毫不含糊地明确：无论如何不能由于德苏建交而承认所谓
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是承认奥得一尼斯河边界。苏联人最后认为，既然
联邦德国方面要考虑国际法后果，他们也不反对联邦政府持有这些保留，并
且，保留权的声明形式可以由联邦政府决定，可以以信件形式，也可以向新
闻界发表有关声明。
阿登纳选择了书信形式。国际法上，只需把这单方面的声明传达到另一
方，保留权就有了法律效力。在飞离莫斯科的那天，阿登纳给布尔加宁发了
一封信，信中写道：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趁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机
会，我声明：
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政府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是承认现时双方领土的占有
状态。德国疆界的最终确定留待和约来解决。
2．和苏联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联邦政府改
变了关于在国际事务中有权代表德国人民以及关于在那
些目前尚处于联邦政府的有效统治权之外的德国地区政
治状况的法律观点。”
在关于释放战俘和其他被拘留在苏联的德国人问题上，阿登纳尽管没有
获得有关书面保证，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却当着德国全体代表团成员的面，
一再重复作过了的保证，并放宽了获释德国人的范围。赫鲁晓夫表示，“我
们向你们保证，按照你们提供的清单找到的人，只要他们是德国籍公民，我
们就会交给你们。请相信我们的诺言。”阿登纳和布尔加宁一起把释放人员
的时间订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一周。
1955 年10 月7 日，苏联人履行了他们的诺言。第一批遣返回国的德国
士兵到达弗里德兰军营，数目将近一万。以后大约有两万多被拘留在苏联的
平民又陆续回到了联邦德国。
9 月13 日，阿登纳与布尔加宁代表德苏两国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建交的
换文。西德在给苏联的换文中指出：“两国人民的建交将促进整个德国问题
的解决，从而有助于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主要问题——恢复德意志民主国
家的统一。”
第二天，阿登纳带着苏联人答应释放战俘的口头承诺——他与布尔加宁
的君子协定——以及德苏建交换文，飞回了波恩。
后果
——“哈尔斯坦主义”
在整个莫斯科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方面只有一个意志和决策的中心—
—联邦总理阿登纳。尽管每一个重要决定的作出都是在代表团里详细讨论和
商量过的，在争论最激烈的讨论会中，阿登纳甚至要求每一名成员发言，讲
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事实上，是阿登纳在用他的观点说服每一个人接受。
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中，这一点都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了。
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由于双方意见观点的分歧，会议经常中断，以便
于给各代表团进行内部磋商的机会，直至那时，阿登纳的两个最亲密的顾问
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仍然极力劝阻阿登纳不要同意苏联的建议，并恳求阿登
纳至少在莫斯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他们一来担心俄国人不会遵守诺言，再呢，担心与苏联建交会引起国际
法上的一些困难。打一个比方说，如果将来建交后在莫斯科出现两个德国大
使馆，那么如何体现联邦政府一向坚持的“单独代表权”呢？更进一步，联
邦政府是否也得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开罗和新德里容忍这种情况呢？
如果西方国家也向民主德国做出类似妥协，岂不意味着将两个德国分裂的现
状合法化地固定，那么，德国统一的长远目标又怎么办？
莫斯科的“君子协定”达成之后，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冒出来了，阿登纳
责成有关国际法专家立即去研究。
1955 年9 月14 日，阿登纳在莫斯科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强调了
西德的保留权。他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德国的
东部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
9 月16 日，苏联塔斯社也发表了一则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把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看作是德国的一部分，德国的另一部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
的边界已由波茨坦协定解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它主权范围领土上行使
自己的管辖权。
从这两则声明看，在建交问题上，德苏双方都作了保留。
阿登纳带着德苏建交的“君子协定”回国，引起了意料之中的联邦议院
的激烈争辩。社会民主党再次攻击这是以牺牲德国统一为代价。当时一名著
名的女评论家玛丽奥·格莱芬·多恩霍夫极其尖锐地评论道：
“建交换来了战俘的遣返。。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
为同莫斯科建交的代价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容忍了德国一分为
二。。因此，以建交换取遣返战俘的条约意味着。。一万人的自
由换得了一千七百万人的被奴役？”
阿登纳决定使联邦政府对这件事暂时保持沉默，让时间把这件事带来的
冲击冷却下去，但苏联人在阿登纳莫斯科之行的后一个礼拜，便做出了令联
邦政府处境更为尴尬的一个举动。9 月20 日，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
了重新安排它们间相互关系的“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给了
民主德国以主权地位。条约中称：“鉴于巴黎条约生效后产生的形势，根据
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自由决定他
们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包括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同其他国家发展
关系。”同时，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撤销苏联驻德高级专员一职，对德管制
的各种条例在民主德国停止生效。
这对阿登纳单独代表权原则是一次大冲击，联邦政府必须尽快作出反
应，不能让民主德国从此不受限制地进入国际社会中来。9 月22 日，阿登纳
在联邦议院作了一个关于莫斯科之行的报告。他说，“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
出，联邦政府今后也将把与它保持正式关系的第三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
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将会加深德国的分裂。”
于是，对德国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的“哈尔斯坦主义”便应时而生，这是
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和他的助手外交委员会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共同想出
来的，并且以哈尔斯坦的名字来命名。也有人将其称作“阿登纳主义”，它
可算是德苏建交后呵登纳政府单独代表权原则的一个延伸。阿登纳在9 月22
日的联邦议院发言中对它作了第一次表述。但是，当时它对很多问题没有作
出解答，最重要的是，联邦德国对这样一种行动（与它保持关系的第三国与
民主德国建交）将作出如何的反应，是否应继续拒绝同那些与民主德国持有
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关系，威廉·格雷韦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1955 年12 月7 日，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交到波恩举行的一次使节会议上
作详细讨论。
根据格雷韦的建议和使节会议的讨论，哈尔斯坦主义的内涵明确了，简
言之就是：为了在国际法上解释德苏建交后出现
了两个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情况，西德政府坚持联邦德国代表整个德
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同所有与
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只有苏联是例外。格雷韦表示，这是西
德政府自成立后一直坚持的“单独代表权”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它成为
西德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坚持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
从法律上来说，德国继续存在，因为战胜国并没有吞并德国，而只是出
于占领的目的，将1937 年12 月31 日以前确定的德国疆域，暂时划分成了四
个区分区占领，直到对德和约缔结生效时为止。因此，在对德和约缔结前，
德国虽然具有法律上的能力，但由于缺少一个整体国家权力而没有行动上的
能力。
从实践上来讲，联邦德国是德国整体中唯一具有行动能力的实体。作为
一个国家，它与原来的德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空间上暂时还没有与过去
的德国取得一致。必须强调联邦德国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利益的合法代表。
哈尔斯坦主义的核心，是联邦政府一直坚持的单独代表权。在阿登纳的
领导下，联邦德国政府从1949 年成立起就一直坚持强调这一点。阿登纳在每
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都要向盟国突出强调它。他要使所有国家都确认，
只有联邦政府才是全体人民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
阿登纳政府，强调单独代表权的第一个突出事例是在1953 年6 月17 日
发生东柏林起义事件时。当时斯大林逝世，苏联对德政策出现某些“松动”
迹象，苏联打算建立一个中立的芬兰式的德国，因为同中立的芬兰的关系要
比同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好处得多，这样牺牲民主德国也是值得的。克里姆
林宫以“全德派”著称的弗拉基米尔·S· 塞米扬诺夫被任命为驻民主德国
高级专员，准备开始实行新的路线。6 月9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根据
苏联的意见发表了一个公告，提出德国统一是最大目标，为此德国两个部分
要采取接近措施。但是不久爆发了因提高工人劳动标准而引起的罢工游行，
直至蔓延全国，酿成起义流血冲突，苏联不得不动用坦克才平息这一事件。
呵登纳在这次事件之后，发表了一则公告声明，借此突出强调民主德国政权
的非法性和联邦德国的合法性，以形成联邦德国“单独代表权”的影响力。
第二个突出事例是1954 年3 月25 日苏联政府就苏联和民主德国关系发
表声明之时。该声明宣布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阿登纳竭尽全力驳斥这
一观点，并且努力争取美、英、法对联邦德国“单独代表权”的支持。他一
边出面反驳那些认为德国问题从此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的猜想，一边又强调
指出：“苏联声明丝毫没有能够驳倒这一事实，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有
一个德意志国家，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今天仍然代表着这个从来没
有消亡过的国家”——更进一步，“只有联邦德国政府才有权代表另外一千
七百万德国人说话和行动。”
第三个突出事例是1955 年巴黎协定生效之时。阿登纳代表联邦政府宣布
自己获得主权。他强调：“长期以来，我们在不断赢得信任的基础上作出的
努力，今天已经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实”，联邦德国已经以平等的地位成
为西方自由大家庭中的一员，结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因此，只有联邦德国
拥有对整个德国的“单独代表权”。
“单独代表权”的问题成为整个阿登纳时代阿登纳与西方盟国交涉的重
要内容。他一再要求西方盟国确认这一点。
在1955 年12 月8 至10 日的波恩德国使节会上，威廉·格雷韦提出了
一个警告，即不要过分拘限于笼统的规则，而应在判断事实时保持灵活性。
但是，格雷韦的警告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由于存在这么一个原则，也由
于联邦德国基本法里关于联邦德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实际规定，联邦政府就
很难在东方政策上作出创造性的举动。正如在哈尔斯坦主义出台时外交部地
区司里有一批东方问题专家所担心的那样，东欧国家一生下来就带有同民主
德国保持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