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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能离开，因为它是野生的，而我们不是。它和我们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它的错误判断给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赤裸的青石板不是一个巢穴，游泳池也不是池塘。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一群小野鸭子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在它们母亲身后艰难地蹒跚而行，它们要躲避游泳池过滤器对水流形成的拉力，要挣扎着摆脱被剪下的水草和溺死的昆虫的缠绕，要躲避狗的骚扰。它必须离开！
我紧紧地拉住两只狗，沿着池边走了过去。以前我从未见过野鸭蛋，我蹲下身来仔细端详，它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在质地粗糙的大青石的衬托下，它那卵圆形的表面有一种梦幻般的光滑感。虽然静卧不动但它却显得那么生机勃勃，虽然寂静无声却似乎充满感情。它看上去比鸡蛋要大一些，也更丰满、更钝一些，但比鸡蛋的锥度小。它的颜色有些奇特，有些神秘，是一种青灰色，就像黎明前的天空的颜色。我摸了摸，上面有些潮乎乎的，还带有一种奇异的温暖。那只野鸭子在那里镇定地观察着我，在池子中央一小圈一小圈地游着。它那暗色调的轮廓与波光粼粼的蓝色池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不能呆在这儿，”我告诉它，“这里不安全。”我拾起了蛋。
野鸭子的头抬得高高的，它一边划水，一边看着我，眼睛又黑又亮。
“对不起。”我说。
拉着狗，我一边观察着它，一边后退着穿过草地，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罪犯。它浮在水的中央，一直看着我离去。
我把蛋放在厨房的操作台上，长圆形的蛋在台上面轻轻地滚动着，然后停下了。我心里一直在想着当我拾起这只蛋时，那只野鸭子静静地看着我的样子。在那个游泳池边，在高大的灰树的枝丫下，我对自己说我这样做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我没有感情用事。大自然是残忍的，我知道这一点。就在那里，我开始真正明白大自然的弱肉强食法则，我觉得自己是那样残酷。现在，在这个四壁洁白的厨房里，我只感到一种残酷。怎样来处置这只放在厨房操作台上的、依旧带着它母亲体温的野鸭蛋呢？
但如果不这样做，我还能怎么做呢？如果我把野鸭子从游泳池里轰走，它会抛下它的蛋，它没办法带走它，而狗也会一口吞下这只蛋，只在草地上留下破碎的蛋壳，使草地一片狼藉。我应该将蛋从狗的附近拿开，然后把它放到垃圾堆里吗？放在浣熊的粪堆上？这些对它似乎都是一种侮辱，而我将这只蛋拿到厨房里对它来说至少是一种尊敬，是对它生命存在的一种颂扬。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食人肉的野蛮人似的。
蛋壳很硬，很不容易打碎。终于我将它打碎了，蛋壳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蛋黄，蛋黄的颜色是一种很生动的深橘黄色；它缓慢地、带着一种黏滞流进碗里。我用叉子将它搅碎，将半透明的蛋搅成发白的泡沫状的液体，然后将它倒进一个烧热的长柄铁锅里。锅里液体的边缘马上泛起了皱褶，透明的混合物变得一片混浊和呆滞，泡沫状的液体变成不透明物，然后成了厚重的块状固体。心中带着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我将它盛到一只盘子里，然后站着将它吃了。它的味道有些甜腻腻的，很奇特，微微带有一种野生味。但由于内疚，我的心有些沉重。我是在怀着一种敬意赞美它呢，还是在贪婪地享受我的战利品呢？每吃一口，我都在默默地向野鸭子道一次歉——那只在苍茫大地上唯独选择了我家花园的野鸭子，那只携带着它宝贵的蛋的、信赖我的野鸭子。
过了不久，我决定重返游泳池。此刻，太阳在灰树上面高高地照耀着，阳光如往常一样苍白而弥散，脚下的草是干枯的。在山脚下，两只狗在我身后跟着。打开花园的门，我悄悄地走了进去。希望看到什么呢？希望再见到它吗？当然，希望还能看到它安静、端庄的样子——敏捷而生动——呆在我家碧波荡漾的小游泳池里。
但是那只野鸭子，那只有着圆滑、简约的外形和那庄重的黑眼睛的野鸭子，不见了。游泳池里的水面在阳光下静静地泛着波光，显得空空旷旷的。我的计划成功了，我已经让它领教了我们人类是什么样子！
奥尔罕·帕慕克和土耳其悖论
邓中良成志珍
在荣膺诺贝尔文学桂冠之前，在过去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尔罕？帕慕克已获得大大小小10个文学奖项。在2005年的法兰克福书市上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theGermanBookTradePeacePrize）之后，帕慕克接受了德国《德尔？施皮格尔》杂志的专访。访谈中，帕慕克讲述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他个人安全所受到的威胁、采取一种政治立场的迫切愿望、土耳其在欧洲的身份以及他的最新一部小说《雪》。
帕慕克先生，您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这是对你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活动的认同。哪一个更能取悦你呢？
帕慕克：我觉得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都如此强调该奖项的政治性一面。似乎就好像他们在说，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我最近大多数作品都是蓄意接近政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雪》成为一部独树一帜的政治性小说？
帕慕克：哦，现在我一直在表达我的政治观点，但是只在报纸和杂志中，而不是在小说中。这种事情让你在国内声名狼藉。你一回击，整个事情就开始激化。有时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政治观点摆到书里，将其从胸中发泄出来？
不同于你其他的往往都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作品，这部小说发生在土耳其一个外省的卡斯城。为什么以那个乡村作为背景？
帕慕克：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想了解乡村，所以和一个朋友游遍了土耳其。当我们来到卡斯时，乡野的辽阔和美景让我着迷不已，同时我也被它那部分由俄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异域性所吸引，所以它不同于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它一直在我脑海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我开始写《雪》的时候，显然卡斯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背景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城市冬天会下很多雪。
卡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叙述者叫奥尔罕，他在卡去世后去调查他的故事。奥尔罕？帕慕克的性格有多少反映到奥尔罕的身上了呢？
帕慕克：虽然我的书比读者觉察到的还要更富自传性，他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我。了解我的朋友以及家人们觉得这是有趣的。在小说中，私人的东西转变成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东西。
直到如今伊斯坦布尔仍是你生活的城市。在你创作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美妙的景观，你脚下是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该桥把欧洲和亚洲连接了起来。在那儿工作，你感觉如何？
帕慕克：我感到高兴。有时我开玩笑说我是第一位可以从自己的窗户中指向自己小说里的事物的历史小说家。我可以观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处、古城区、哈吉亚？索菲亚博物馆以及蓝色清真寺。事实上我可以看见所有的清真寺。我知道这是一道特有的景观，并且喜欢说，作为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讲述者，这是我应得的。
如今许多人认为你是土耳其的先锋知识分子。你从来都不想成为那个文化组织中的一分子，却又成为了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不是荒谬吗？
帕慕克：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并不为此而感到后悔。在我的祖国遭受政治蹂躏和我享有国际声誉后，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开始就我祖国的问题来议论我。这是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人不可逃避的事。
你公开宣布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你是否认为你那具有高度批判性的小说《雪》对此帮了很大的忙？
帕慕克：我确切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在荷兰，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我以前是赞成土耳其加入的，但是现在读了你的小说后，我害怕了。你的祖国真的是那么凄凉不堪吗？”我给他的回答是：那是一部历史小说。
但是里面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帕慕克：的确如此。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是某一天有望加入欧盟的希望改变了土耳其国内的法律形势。在我的想象中，小说中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那时候人们特别关注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可能掌握政权。那就是我为何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你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其中缺乏宽容，充满种族和宗教敌对，暴力和谋杀。
帕慕克：那不应把人们吓跑。确实《雪》展现了整个土耳其狭隘的、缺乏容忍的政治文明，在这个文明里居住着原教旨主义者、热衷政治的伊斯兰分子、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其他少数民族、军队、非宗教主义者和无情的杀手。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一个熟悉更多自由环境的欧洲人构成威胁。但是难道去刻画这些人的人性的一面以及他们与我们的相同点不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工作吗？
您真正相信在过去的八到十年里土耳其已经彻底改变了吗？
帕慕克：是的，我这样认为。很多东西还在转型时期。加入欧盟的希望让整个国家放松下来。无论何时我被问到土耳其是否已经准备好加入欧盟，我会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协商刚刚开始。土耳其不会明天就加入欧盟。他们希望在十年内成为其中一员，到那时整个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已经得到发展。
但是，正如您小说里刻画的，仍然有好战的伊斯兰分子、顽固的基马儿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
帕慕克：在欧洲其他国家，你也会发现他们很多。土耳其的历史也是欧洲的历史，可能有二十到三十年时间上的滞后。但是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欧洲和土耳其的最重要的不同在哪里？
帕慕克：欧洲历史上血腥的战争岁月和所有暴行给欧洲人留下的教训是：摆脱了宗教仇恨的世俗政治，主要是个和平问题。土耳其人并不是持有相同的观念，这与长期以来世俗政治是由军队来维持的事实有关。但是那种态度从此改变了。
您小说中的主角卡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你会认为自己也是无神论者吗？
帕慕克：我跟这一说法间存在的问题起源于这一事实：在过去，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就这个说法搞出过颇为戏剧性的场面。我的信仰是复杂的。文学是我真正的信仰。毕竟我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
您认为自己是个穆斯林教徒吗？
帕慕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于穆斯林文化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是个把历史和文化身份同该宗教联系起来的穆斯林。我不信仰能与上帝亲自接触，在那儿就是变得超出人类经验的。我认同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很高兴能生活在一个思维活跃、富于包容的岛上，在这儿我可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的作品，这两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你经常写日记吗？
帕慕克：我非常喜欢读其他作家的日记，主要是因为日记使得我问自己：他们像你吗？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从来不喜欢一个作家在世时发表的日记。我自己的日记是一种记忆形式，但是只为我自己所用。我需要这些记载；它就像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每天，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就像一个孩子要玩耍一样。当我旅行时，我时常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日记本，写一些东西进去。它有一种自身神奇的力量，给我某种成就感。若是某些天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会感觉不自在。认真写完一页后，无论是今天或在五十年后发表，我有一种自己是个乖男孩的感觉。
为什么三年前土耳其的出版商迟迟不愿出版最初版的《雪》？
帕慕克：那时候的法制环境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认为最好是把书给某个律师看一下。我们不确定公众检举办公室是否会反对书中的描写。认为批判军队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为它涉及到非宗教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表对土耳其问题和美国问题的看法，你没有感到犹豫吗？
帕慕克：在我的书外，我已经谈论过这些话题，在土耳其，这些话题很容易让你卷入麻烦之中。让我这样来说：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19世纪伟大的作家都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写作的。小说和写小说的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写任何事情。你需要解释的全部就是它是虚构的。那就是《雪》的情形。没有人以他们所担心的方式作出反应。
但是在土耳其你一直以来并会继续成为人身攻击的对象。
帕慕克：当土耳其开始靠拢欧盟，我并不是唯一担心土耳其历史上黑暗面——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某天会成为一个问题的人。换句话说，在一战中亚美尼亚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那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不能置之不理。我暗指这样一个事实（当然并不是故意摆出一个博学的论点）：谈论土耳其是件很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如今叫做土耳其的土地上被杀害？
帕慕克：我的这句话导致了一场强大的爆炸性震动。当一些颇具爆炸性的东西隐藏起来时，其内部积聚的张力最终定会被释放出来的。
你一直避免直接将它说成蓄意屠杀。其实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
帕慕克：因为我不想用。事实上，蓄意屠杀这个词最先用在土耳其报纸上是来攻击我的，即使我甚至没有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后来被欧洲人引用了。当人们突然谈论起一些此前是禁忌的事情，并发起一场真正的对我的憎恨运动，我能做什么呢？我无法站起来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
就在那时你暂时移居到美国。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在逃避吗？
帕慕克：你倾向于过分夸大事情了。是你工作需要。我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我曾经申请奖学金，在那求学。所以在那呆了一阵，这就是全部。
因“公开贬低土耳其国格”，将在12月面对审讯，对此你感到担心吗？
帕慕克：我必须遵守法律和我国的法制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确实对此很认真。然而，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对我会有重大法律后果。我不是十分担心。
所以你不认为会被送进监狱？
帕慕克：当然不会。
对一个土耳其作家来说，进监狱是不是至少曾经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帕慕克：做土耳其第一个进过监狱的作家，是否是一个更大的荣誉呢？那样是不是更好？对土耳其和作家都更好？
你认为土耳其的总理雷赛普？塔伊普？埃尔多甘十分地支持你吗？
帕慕克：当我惹上大麻烦的时候，埃尔多甘不支持我。
他对指控表示了遗憾。
帕慕克：是的，当这件事达到国际层面时。他希望看欧盟中的土耳其。除此之外，你不能忘记的是：这个人也遭受过监禁的，仅仅是因为引用了几首诗。
你认为埃尔多甘是一个专注的改革者，还是一个很好地掩藏了其真正意图的伊斯兰教徒？
帕慕克：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组织者，一个优秀的组织者，他是一个强硬的家伙。他所采取的伊斯兰教形式——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的、中东式的语言风格——在十年前的土耳其是十分平常的。自那开始，他转移至一个高度显著的立场，也就是说将土耳其朝着欧洲方向推进的愿望，受到伊斯兰教徒，前伊斯兰教徒，一些非宗教主义者和七成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如果你问我那是否是矛盾的，我说：不是的，朝着和平方向的伟大变化，往往是来自于人民，开始他们并不是伟大的和平鼓吹者。
在土耳其欧洲观念有多强烈啊？
帕慕克：只要想一想最近听到与欧盟的谈判开始了这样一则消息，整个国家是多么兴高采烈。这个国家，如我对它的描述，尽管带有政治褊狭，如今已准备好向前迈进，打破关于美国的禁忌，并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大步向前迈进，以便能够加入欧盟。仅仅这个就可以显示欧洲观念是多么强烈。
如果某天土耳其真正成为欧盟的一员，其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
帕慕克：当然我们土耳其人会失去其一部分特征，就像欧洲也要失去自己一部分特征一样。那时候也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欧洲。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雄心勃勃的、艰巨的政治尝试。欧洲将变成一个强大的、多宗教的整体。它将新增七千万土耳其人的力量，他们恰好也是穆斯林教徒。这不会有丝毫的危险，因为土耳其人也向往和平。他们准备好成为真正的欧洲人。
身为一个土耳其人，你感到自豪吗？
帕慕克：当然。我为土耳其人而感到自豪，为用土耳其语写土耳其而自豪，并为我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而自豪。但是我不希望使它们戏剧化，从而使事情政治化。你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当你接受该项和平奖时，将打算说些什么？
帕慕克：我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小说这一伟大艺术形式来界定欧洲。
父亲的书箱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刘钊译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交给我一个小书箱，里面装满了手稿和本子。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告诉我在他过去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我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回头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我的书房，书丛中间，父亲话中带着几分腼腆，“我过去以后呢，你挑一挑，兴许有的能出版。”父亲仿佛是要摆脱一种特殊的、让他感到痛苦的拖累，在我的书房东找西找，不知哪里合适，最后轻轻地把书箱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一个让父子都感到尴尬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之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又回到往日的角色，恢复了轻松、风趣的本性。和平常一样，我们开始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说到土耳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问题，说到父亲那些往往虎头蛇尾的工作，语气温和、轻松。
记得父亲走后，我有好几天在箱子周围转来转去，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它。那是个黑色的小皮箱，一把小锁，柔滑的棱角，这些都是我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