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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我认为，只要是算得上杰出、优秀的诗人，他就应该是“当代诗人”。一个对当代生活不仅隔膜，而且冷若冰霜，却又宣称是为“永恒”而写作的人，是非常可疑的。他与他所处身其中的“当时”尚且缺乏热情，他又如何能够感知并把握“永久”？我们读前人的诗，总是从他的“当代”读出了“永恒”。我们考量一位诗人的业绩和贡献，也是以此为出发点，从他对现世的投入和关注，进而论定他的诗意空间的恒久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邵燕祥是真正的“绕不过”的诗人。
邵燕祥写作的前期，诗的颂歌时代已经形成。为新开始的时间以及为蕴涵其中的时代精神歌唱，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诗人们的共同承担。邵燕祥行进在这样的队伍中，他是那样的单纯、天真而热情，他是共和国最年轻的诗人。他满心欢喜地迎接了新时代新生活，他为此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诚的颂歌。“颂歌”，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曾写颂歌的诗人不是“当代诗人”。但是，写了颂歌而不曾超越的诗人，不是优秀的诗人。因为太珍惜这生活，邵燕祥不能容忍那阳光下的阴影和黑暗。直到有一天，诗人以悲伤和愤怒的声音喊出：“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的时候，邵燕祥完成了对颂歌时代的超越。他以全面而充满锐气的诗歌写作，回答了人们对他的期待。所以，他是一位重要而优秀的诗人。
另外，我请大家注意邵燕祥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语言的实践。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多。这里，我所指的不是《歌唱北京城》，《歌唱北京城》所具有的对形式、对语言、对节奏的把握，是一种很好的政治话语研究的问题。我指的是《走敦煌》和《谒太行》这两首诗。我曾被它们的节奏感、韵律感所迷住，它们的形式给人以启示。作为一位在北京诞生的诗人，邵燕祥是如何将北京地区的大鼓书等传统曲艺和古典文学修养运用到新诗中去的，这是值得研究的。
尔碑八十诗六十
刘 强
诗人王尔碑鹤发苍颜，满目慈祥，宽厚随和，待人亲切，人称她“王婆婆”。她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开始写诗，备受诗坛称颂。她生于1926年12月27日（农历丙寅年十一月二十三），已度八十大寿，是诗坛老祖母了。春天的时候，一家老年文学杂志作了一件美事，为王尔碑先生编了一期诗文专辑，并于封面刊出诗人近照，推出“庆祝著名女诗人王尔碑从事文学创作60年”横幅，发表成都及各地文朋诗友数十篇诗文，齐声诵读王尔碑。
以诸多诗文，庆祝一位诗人的创作之寿，此乃创举！
我写过尔碑先生的诗评，并见过她的玉照，比较含蓄，不动声容。她少女时代，在女中的两枚小照，一稳重，两手操胸前若抱成竹；一坐明月桥的石栏，倚柱望天耽于幻想。而我觉得，她是很可亲近的，她的胸怀冰清玉洁，不受世俗干扰。
尔碑在1947年写的《窗》，就不同凡响：
我喜欢打开窗子／夜晚也不曾把它关闭／任黑暗走进来／在我白热的心光之下忏悔
诗人那时是一位少女，她不惧怕黑暗，竟然亮出自己“白热的心光”，敢于叫黑暗忏悔！
面对黑暗，诗人有一颗光明磊落之心。
那时候，就可以见出尔碑诗创造的独立自我和纯粹的精神。
而她的诗的纯粹，一直保留到世俗的现今。依我看，世俗权势、世俗功利等，也无异于黑暗入侵，也当在磊落光明的心怀前忏悔。
人的“白热的心光”，是可以给混沌世俗开“窗”的。
就这样，尔碑的诗超越时空，超越于世俗社会之上。
尔碑诗文六十年，“从文学少女走进文学祖母行列”，对黑暗社会的残酷与险恶，对世俗功利社会的复杂与坎坷，有了更深层次的洞察与体认，她的人格卓然独立，宇宙内化自我，她的诗创造才与人类精神生活发生深刻关联，才与历史融为一体。“文革”结束的时候，她写了一首《镜子》，对这段历史作了总结与告别，并开启了人类内心生活的光明。
珍贵的镜子被打碎了／别伤心／有多少碎片／就有多少诚实的眼睛
历史就是回头路，螺旋形上升。两首诗，是两个时代的星光折射——人类灵魂之光的折射。
尔碑对历史“碎片”有独特的视觉。
《镜子》这首诗告诉人们，历史的梦想虽然被打碎，人类最内在的情感却已经表现出来，人类的眼睛更明亮了。
尔碑在她年老的时候，写了一首《观我》的诗，观人生，也观宇宙：
人生五分钟／一分钟看月亮／三分钟看雾／最后一分钟，夕阳来了
诗人把“栏杆拍遍”，人生、宇宙看透，超越现实，超越世俗人生，进入“第三层次”。
三分钟看雾，是和上帝对话，不是和人类自己竞争。
《观我》就是和上帝对话，是一种精神超越，对世俗人生的精神超越。
人生从坠月走向夕阳，向死而生，中间隔着茫茫的“雾”。
雾所笼罩的现实世界，我们无法准确地定义，只能是某种悲怆感受。
现实中有太多的苦难，太深重的压抑，也太匪夷所思，必须用“雾”笼罩。或许，雾对现实是一种笼罩，更是一种探秘和追问。
人生是一个梦，一个神话，一种虚构。当然，也是一种清醒。
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需要探索与突破。
尔碑的所有诗篇，都是很具象的，却又蕴蓄着更抽象的历史含量。
如今，尔碑已是诗誉满天下，品誉满天下。
她是蜀中有名的才女，但有人喊她“王婆婆王菩萨”，婆婆是仁爱慈祥的符号，菩萨是好心肠人的表征。她像婆婆一样爱护别人，像菩萨一样帮助别人。
她的孙女说，奶奶你像卖菜的，她说好呀，没卖菜的哪来菜吃？ 诗人流沙河说，她朴素得像守自行车的人，她也笑。
老诗人木斧赞她：“云彩在你的笔下喁喁私语／花丛在你的笔下籁籁谈心”。
居住上海与之未曾见过面的陈广澧先生，盛赞尔碑说：“读其诗如音乐家弹琴，心声从指问飞出碰击另一颗心灵，得心心相通，如见故人。”
诗人宓月撰文致尔碑老师说：“那些苦涩的、艰难的岁月，燃烧在昨夜的梦里，你坦荡的襟怀，总有阳光、鲜花和诗在静静流淌。”
诗人余薇野说尔碑：“一个最珍视心灵自由和艺术自由的诗人”；她并且评价：“这位女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我以为是有不可代替性的。”
最后，借曾伯炎先生一句话，为尔碑祝福：
“可喜80岁的王尔碑，不仅笔健身亦健，可不喘气爬她家6楼，我祝她艺寿百年！”2007…8…17 21：08：12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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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屠岸诗作的联想
文晓村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先阅读序跋和相关的文字，尔后，才阅读正文，例如诗歌的创作，目的是想从序跋文字中，寻找开启创作的门径，达到深入堂奥，发掘情真诗美的乐趣。唯近年体力视力日差，每次有效的阅读时间，只能维持一两个小时，稍感倦乏，便须躺下休息。因此，每天的阅读或写作，都不会超过四个小时。说来真是可悲！也因此，许多朋友寄赠的书刊杂志，都只能阅读一部分，便归人书架。
但屠岸先生的大著《深秋有如初春》我却是花了五天的时间，如品享美酒佳酿，一字不漏地，读完了全文，得到了许多快乐和教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前扉页的照片，尤其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作者立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和朗诵诗的那两幅，使我非常自然地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四日，作者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出席“两岸女性诗歌学术研讨会”致词，朗诵英国诗人济慈诗歌的风度，以及会后我们一同游览台湾九族文化村、日月潭、阿里山看日出遇雨，在细雨中的森林公园漫步，在高雄澄清湖遇到更大的风雨，登中兴塔眺望合影，西子湾海滨享受阳光，前后九天相处中，屠岸先生的言谈举止，如在眼前。我赞佩牛汉先生的说法，屠岸先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在当代诗人的形象中，屠岸先生堪称典范而无愧。
几幅清朗疏淡的插画，也能给人高雅脱俗之感。再看画作的时间，竟然多是作者一九四三年，六十年前的作品，真是难得、幸运。
在读诗的过程中，当我读到作者六十年前那首《打谷场上》，那个被日本鬼子一刀一刀杀死的新四军，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时，竟然泪湿眼眶，合书沉思良久！而想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为了抓住抗战的尾巴，一穿上母亲新做的棉袄棉裤，便在大雪纷飞中，直奔游击队的往事。那年，我十六岁。又想到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能加入保卫祖国的行列，如何舍身赴死的决心。之后，经过多少枪林弹雨，居然未死，真是奇迹。
我也很感兴趣地读到作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为一位十八岁女孩生日所写的《给茜子》。就是在那首诗中，作者因写下：“我的心灵欢忭；深秋有如初春：蝴蝶绕我飞翻，雏菊向我点头；……”而种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创作《深秋有如初春》的新作。诗中：“再一次看见蜜蜂和蝴蝶／飞舞在铺满菊花的小幽径。”五十三年前的景象，再次来到眼前，来到诗中。而感到“这诗句摄魄勾魂；”“这诗句石破天惊！”“……在心碑上刻人永恒。”几乎与此同时，即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在另一首《永远相望》中，作者以最最圣洁的玛利亚的形象，赞美思念中的那女孩：“处女玛利亚的圣颜／大天使纯洁的面庞／透过铁格子窗棂／映入凝望着的少年的眼眶／温柔然而自尊／热烈却又端庄”。诗中以十个“五十三年”，反复咏叹的，句句都是“刻骨铭心”的思念：“太平洋的大波隔不断／百慕大的黑洞难阻挡／亚洲和美洲两大陆／架起百灵衔羽的金桥梁……”而诗人的赤忱、千言万语，只是“永远相望／永远相望……”读诗至此，我要诚挚地祝福，为屠岸先生，也为他心灵深处的“女神”。
在《后记》中，屠岸先生引某前辈诗人谦称其“在诗史上只能是majorpoet（次要诗人），即不可能是majorpoet（大诗人或主要诗人）。”相对之下，而谦称“自己连minorpoet也不够格，”只是“诗阵地上的一名小卒。”毋宁是太过自谦了。我读屠岸先生之《进出石库门的少年》（一○六行，一九四八年作品）、《喉之歌》（二。七行，一九七九年作品）、《迟到的悼歌》（七十六行，一九九九年作品），便有如同阅读杜甫“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之感。“三吏”、“三别”之所以被后人誉为不朽的史诗，就在于诗中记录了唐代“安史之乱”中，社会腐败，人民生活痛苦的血泪史。屠岸先生之《进出石库门的少年》，书写上海解放前社会动荡中的种种乱象；《喉之歌》和《迟到的悼歌》，控诉的都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张志新、马正秀等被冤杀的无数事件之一斑，这些不也都是具有当代历史意义的作品吗？遗憾的是《喉之歌》中被割断喉咙的张志新，虽为大陆国内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因事件发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年轻一代的读者，被海峡长期封闭的台湾同胞和海外的华人，详知事件原委的恐怕不多。建议有机会再版时，最好像《迟到的悼歌》，有一段附言说明。
其他佳作很多，容从略。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塑料耗子》、《舌和齿》、《巴西龟》的幽默讽刺，令人莞尔。中国读书人，包括诗人，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太深，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文以载道者多，幽默风趣之作很少。但愿今后我们在这一方面多关注一些，让读者也能享受更多读诗的乐趣。
我也注意到屠岸先生的多数诗文集，如《哑歌人的自白》、《屠岸十四行诗》、《诗爱者的自白》，和这本新著《深秋有如初春》，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每篇作品，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这对有兴趣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我个人在这方面便相当疏忽，因为多数作品在出版专集时，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和发表的刊物，最近在写一本小书：《文炉诗房茶》，为了查考某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出处，多次跑图书馆，翻查相关的报刊，吃了不少苦头，有时还是一无所获。
关于十四行诗，我的了解十分粗浅。屠岸先生在这一方面，不论研究与创作，都是有目共睹的权威大家。在大著的附录中，读过屠岸先生的《十四行诗形式札记》和《汉语十四行诗体的诞生与发展》，便有上了一门专业诗课的感觉，真的是受益良多。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熊 辉
从开始诗歌创作以来，诗人王久辛即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仅仅只有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从根本上讲，抒情诗内容的普遍性具有社会的性质。”（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引导大众进行价值取向和文化消费的精英阶层，王久辛认为诗人的创作目的不能局囿于自我精神的愉悦和表达，而应具有担当意识和朝向历史深处及民族未来的深邃眼光；诗人应当摆脱诗歌时尚的干扰和外来思潮的侵袭，以平和的心态沉潜入民族文化土壤中，才能高屋建瓴地创作出优秀的史诗般的作品。诗人的情感源于对原生态生活的体验和对经验知识的吸纳，其作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透视，渗透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担当意识。以他的代表作《狂雪》为例，诗人在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面前毅然选择了“责任”：“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决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王久辛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上抒发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慨和怜悯之情，但这种情绪却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仇视目光。凭着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解读，《狂雪》所承载的情思早已上升到了对人性阴暗面的控诉，王久辛书写悲惨的民族记忆是为了担当起疗养民族精神伤痛的责任，更是为了劝诫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民不再重蹈屠杀他民族的覆辙。“作为一位军旅诗人”，王久辛希望人们“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着／关于和平或者关于太平盛世的心愿”。试想，如果没有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担当意识，没有深邃的朝向未来的历史眼光，《狂雪》能给人的灵魂造成如此深层次的震撼吗？其在情感层面上的感染力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王久辛的诗歌作品在思想上具有预言般的前瞻性。商业社会模糊了人们对诗歌价值的判断并引发了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既需要百花齐放的探索性与时尚性诗歌作品，同时更需要追求美好人性与高尚道德，以深刻的思想引读者一同思索的前瞻性作品。王久辛的《致大海》、《蓝月上的黑石桥》等作品正好契合了时代对文学的诉求，它表达的情感直抵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并对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了寓言式的判断，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前瞻性，必将启示诗歌精神的“重建”路向。比如诗人在《致大海》的序诗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暗示他要达到“布道者”的言说目的，启示民族精神朝着健康明朗的方向发展。一个内心始终向往光明生活的诗人在情感上必然拒绝现实的邪恶利丑陋，而一个具备了“大我”情怀的知识分子“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该诗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当前民族精神、道德、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美德的喟叹，意欲通过诗歌“守住我们纯洁的精神故园”、“捍卫我们高尚的精神世界”，重铸强大的民族精神，如同波兰诗人一样用诗歌去唤起民众的觉醒，从而让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永远保持独立和尊严。诗人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拷问战争时流露出对民族精神现状的担忧：
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
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
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
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
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
这种对现实社会毫无遮掩的忧虑必将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目的是要感染并启示人们去建构民族精神。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与其作品特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也不无关系。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怀疑甚至解构是造成当前新诗感染力匮乏的根源，很多诗人“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祁述裕：《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认为否定和解构便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一味地解构权威和传统势必造成诗歌情感内容的紊乱和平面化。王久辛知道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坚守诗歌的文学性立场，而传统的文化审美理念无疑为营造诗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坚实的平台。诗人在其作品中用一种充满历史和文化厚度的语言替代了“个人化”的试验性话语，用一种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替代了“私人化”的欲望宣泄。比如在近作《致大海》中，诗人引用郭小川的诗句，引用屈原和鲁迅等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在形象性的表达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考。《致大海》之所以具有丰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