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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铮从纱硕＞葜泄ぜ嗷崤嫉姆桨福短锕煞菀�1996年年末总股本9696。5万股为基数，实施每10股配3股的配股方案。经过这轮配股，农业部持有蓝田股份18。86％的股权，仍将股权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瞿兆玉。
在蓝田股份上市的同时，瞿兆玉还一直在运作另一件事，即把蓝田“大本营”从沈阳移师瞿兆玉的故乡湖北洪湖市瞿家湾镇。1998年7月，蓝田股份第一大股东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迁至湖北洪湖。1999年12月蓝田股份正式迁址更名，公司由“沈阳蓝田”变为“湖北蓝田”。移师湖北后的蓝田股份，其主营业务为农副水产品种养、加工和销售。
1999年，中央要求各部委与所办企业和拥有的股权脱钩。1999年3月15日签署的《移交协议》显示，农业部将所持沈阳蓝田股份公司4204。85万股国家股无偿移交给湖北洪福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此时，瞿兆玉已成功打造两个资本平台：一是利用蓝田股份在股市里“圈钱”；二是通过拥有巨额注册资本的中国蓝田总公司从银行贷款。
公开资料显示，蓝田股份自1996年发行上市以后，其财务数字一直保持神奇的增长速度：总资产规模从上市前的2。66亿元发展到2000年末的28。38亿元，增长了10倍，历年年报的业绩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达到1。15元。这些令人兴奋的数字组成了“蓝田神话”。
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金融内参》发表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短文，率先质疑“蓝田神话”，称：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着蓝田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此后，各大银行再也不给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蓝田股份的资金链由此断裂。随即蓝田股份造假案发，洪湖市以及瞿家湾镇政府接管了蓝田股份，并于2001年11月更名为“ST生态”。2004年5月23日ST生态退市。
2002年1月12日，蓝田总公司总裁瞿兆玉、总会计师黎洪福等1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被公安机关拘传，随后进入司法程序。2003年7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蓝田一案进行了首次公开审理。2004年11月，湖北省高院作出判决：瞿兆玉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和提供虚假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瞿兆玉于2005年初刑满获释。
与瞿兆玉同时落马的还有涉及蓝田案的湖北省荆州市原市长助理韩从银。韩从银先后担任洪湖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他的主要犯罪问题是在6次收取瞿兆玉的贿赂款16万元后，为蓝田在洪湖征地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2004年1月，韩从银被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被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
在瞿兆玉、韩从银等人落马前后，有关部门也把目光聚焦在蓝田股份上市的“幕后推手”上，于是，时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成为“焦点”。因为在蓝田股份上市的运作过程中多有违规行为，之后孙鹤龄被认定为这一过程的“主要决策人之一”。这个说法立即遭到了孙鹤龄的强烈抵触。
孙鹤龄在2005年6月3日提交给党组织的《我的申诉》中，坚决否认自己是蓝田神话的“幕后推手”。孙鹤龄在申诉材料中称：1995年农口股票上市是农业部党组为适应国家当时的改革形势，根据国家证监委文件实施的一项工作，上市的每个环节都是按照证监委文件精神办理的，做到了手续完备程序透明。我履行的职责是逐级审查上报，报给分管部长，推荐权是农业部党组，批准上市权是国家证监委。因此，我根本没有蓝田股份上市决策人的权限。整个程序是透明的，符合规定，财务司是履行办事职责的部门之一。在蓝田股份上市过程中，我与瞿兆玉没有任何私下交易承诺，也未收受任何好处，完全是公事公办……
孙鹤龄的这个申诉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在2005年9月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农业部直属机关纪委发布的《关于孙鹤龄等人违纪违法事实及处理情况的通报材料》中，只通报了孙鹤龄两起违纪违法事实，并没有提及蓝田神话“幕后推手”的问题。在此后检察机关和法院审判过程中，也没有就此追究孙鹤龄的责任，仅仅认定“孙鹤龄利用担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职务便利，在履行审批农业部所属公司上市及发行股票申报审核的职责过程中，为沈阳蓝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农业部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了便利”。
虽然成功摘掉了扣在自己头上“幕后推手”的帽子，但也正是孙鹤龄为蓝田股份的上市“提供了便利”，才有了下一步10万元股票获利488万元的“不当得利”，并最终成为孙鹤龄受贿的铁证。
受贿者说，帮女儿买股票变成自己受贿证据
尽管孙鹤龄啼血申诉、苦苦哀求女儿退赔，甚至不惜动员女儿跟前夫打官司进行“自我拯救”，但是在2005年9月农业部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孙鹤龄等人违纪违法事实及处理情况的通报材料》中，对农业部6起涉及8人的违纪违法案件进行通报，孙鹤龄还是被通报了两起“违纪违法事实”。其中的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对孙鹤龄“第一宗罪”的认定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帮助蓝田股份上市后，违反规定，为其女儿及妻妹购买蓝田股份内部职工股获得巨额非法利益”。
在这份通报中显示，在蓝田股份上市后不久，蓝田股份总经理瞿兆玉为感谢孙鹤龄对蓝田上市的帮助，为他提供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内部职工股的机会。孙鹤龄随即为女儿、妻妹“购买”了10万股蓝田股份内部职工股，其中女儿9万股，妻妹1万股。这10万股股票于1996年8月6日办理了托管手续。当日蓝田股份公众股的收盘价为10。68元，股票市值与购买价每股相差9。68元，差价总额为96。8万元，其中仅孙鹤龄女儿所获差价款即高达87。12万元。
1999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在三个交易日内，以上股票连同蓝田股份后来配送的股票全部卖出，共获利4886925。91元，其中孙鹤龄女儿获利4407166。17元、妻妹获利479759。74元。
令孙鹤龄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份《通报》中，赫然写着“经农业部党组研究决定并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批准，给予孙鹤龄开除党籍处分”。接下来的2005年9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孙鹤龄因违纪被开除党籍的报道。随即，在农业部警示教育大会上，中央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朱保成通报了农业部2005年查处的6起违纪违法案件，其中孙鹤龄的名字列在首位被点名通报。在这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杜青林通过剖析孙鹤龄违纪违法事实，警示农业部系统内党政干部，要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亲友关。
孙鹤龄本来以为，只要积极退赔了当时获利的差价款就可以“向组织交代”了，但现在却变成了开除党籍处分。作为一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同志，孙鹤龄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结果，立即撰写了多份申诉材料交给党组织和纪检部门。但是，更令孙鹤龄没有想到的是，有关部门对他进行党纪处分仅仅是个前奏，纪检部门已与司法机关进行了沟通，司法机关将介入孙鹤龄受贿案的调查取证。
当然，此时的孙鹤龄是不了解这些的。对于女儿和妻妹购买内部职工股获利的行为，孙鹤龄开始并不认为是受贿，所以他坚决不同意“受贿”的结论，他认为组织应该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挽救”自己，但他没想到法律是无情的。孙鹤龄认为自己没有受贿的理由很简单：蓝田股份上市前，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与瞿兆玉搞权钱交易，也没收受瞿兆玉的任何好处，不但按规定办事，还帮助农业部从瞿兆玉那里筹集了500万元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筹集500万元科教基金是在1995年的一天，孙鹤龄下班回家后，瞿兆玉和当时的洪湖市市长韩从银找到孙鹤龄家。此时，孙鹤龄并不认识来访的两个人，于是瞿兆玉和韩从银被挡在了孙鹤龄的家门外。瞿兆玉见状，连忙堆着笑说：“我是沈阳蓝田集团的董事长瞿兆玉，这位是湖北洪湖市韩市长，我们这次来是向您汇报工作的。”
“谈工作请到办公室吧，好吗？”看到瞿兆玉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孙鹤龄婉言谢绝。
“我们大老远跑来，只是汇报工作，您放心，我们不会给您添麻烦的，也不是来送礼的。”瞿兆玉满脸哀求。
毕竟一个集团老总和一个市长到访，孙鹤龄最后还是把这两位陌生的访客请到了客厅。一落座，瞿兆玉随即开始汇报工作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申报上市，材料已经报到企业处。我们洪湖是贺龙元帅的家乡，我们企业在洪湖有水产养殖基地，还有生猪出口等农业项目，前景非常广阔。”
韩从银也帮着瞿兆玉说：“蓝田为洪湖的农业脱贫致富做了很大贡献，企业效益好、有实力，希望得到农业部财务司的支持。”
孙鹤龄对来访的两个人并不了解底细，他打着官腔说：“既然是农业企业，你们可以按照规定条件申报，部里会研究的。”
“可是好几家企业都报了，竞争激烈，我们希望能够获得这次竞争的胜利，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瞿兆玉和韩从银眼巴巴地望着孙鹤龄说：“洪湖是革命老区，蓝田的项目可是前景广阔的现代化农业项目，利国利民啊。”
此时，孙鹤龄突然想到农业部正在筹备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但还缺乏赞助资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对瞿兆玉说：“农业部正在筹集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农业项目补助和奖励给优秀农户，既然你们企业效益好，本着自愿的原则，可否赞助一下，多少不限。”
没想到瞿兆玉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接上了话茬，问：“你们部属企业赞助多少？”
孙鹤龄说：“一级企业赞助500万元，二级企业200万元，三级以下企业不限。”
“我们赞助500万元。”瞿兆玉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答应赞助。其实，瞿兆玉这500万元是他咬着牙挤出来的。孙鹤龄却不慌不忙地对瞿兆玉说：“先不定，请你们回去考虑好了再说。”于是，孙鹤龄起身端茶送客。临走的时候，瞿兆玉把进门时袋子里带的一点洪湖水产品留给了孙鹤龄，只不过是几包莲子羹、莲心茶、菱角米而已。这是孙鹤龄收受的瞿兆玉唯一的实物，总共不过百把元的土特产当然算不上什么受贿。
孙鹤龄没想到瞿兆玉不但说话算话而且雷厉风行，过了不久瞿兆玉就带着支票来到了孙鹤龄的办公室，随即，孙鹤龄让财务司资金管理处办理了赞助手续。后来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正式成立时，给蓝田股份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
用500万元换来一张荣誉证书，瞿兆玉当然不会那么傻，他的出手大方和公关能力，最终在1996年国家证监委批复蓝田股份上市得到了验证。在蓝田股份正式挂牌上市之前的1996年5月份，瞿兆玉自然忘不了孙鹤龄在运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他专程来到孙鹤龄的办公室表示感谢。这时候孙鹤龄依然打着官腔说：“我们只是履行部门工作职责，主要是部党组推荐和国家证监委的批准，对我没什么可感谢的。”
瞿兆玉说：“既然司长这么说我也不说什么了，那你买点蓝田内部职工股吧。”作为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当然知道内部职工股一旦上市意味着翻番地获利。但是，他依然拿着官腔说：“部里有规定，处以上干部不准买股、炒股，因此我不买。”
“别人都买你怎么不买啊？”瞿兆玉有些大惑不解。
“他们要买是他们的事，反正我不买。”孙鹤龄的话说得有些生硬起来。
瞿兆玉也不好再说什么，临走说了一句：“你不买就算了，可以让家属、小孩他们买，不会有事也不会违规。”孙鹤龄随口说了一句“再考虑吧”就把瞿兆玉打发走了。
买不买蓝田原始股的问题在孙鹤龄的脑子里斗争了很久，但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几天之后，孙鹤龄在岳母家里见到了女儿孙进新和妻妹。这两个女股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股市风云，孙鹤龄进门的时候，女儿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部里有没有企业要上市？要是能买到内部职工股就发了。”
于是，孙鹤龄把蓝田将要上市，瞿兆玉劝说亲属子女可以买股票的事情告诉了女儿和妻妹，同时，孙鹤龄告诉女儿说：“我担心出事，就没答应买。”孙进新焦急地对孙鹤龄说：“现在都在炒股，买原始股的人多得是，不会有问题。你不买就给我们搭个桥，我们买呗。”
孙鹤龄想了一下，自己这辈子没为女儿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她一直跟随自己在西藏生活，自己奉献了青春丢了亲情，有些对不住女儿，这时候为女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孙鹤龄认为自己和老伴不买就不会违反规定，况且女儿和妻妹都已成家，又没有跟自己生活在一起，而且要是买股票钱也是他们出的，跟自己不沾边，买内部股只是作为内部参股，可以享受年终分红的待遇，反正现在是市场经济，赚钱才是大道理。所以，最后孙鹤龄拗不过想发财的女儿，答应帮助女儿和妻妹购买蓝田内部职工股。
几天之后，孙鹤龄给瞿兆玉打了一个电话，女儿孙进新去办理了购买股票的手续。就是这10万元股票，当时的差价是96。8万元，3年后变成了488万元。
孙鹤龄自欺欺人地认为，反正原始股是买的不是送的，涉及不到受贿，再说自己不买，亲属子女购买是他们的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把这事当作是犯罪。直到2006年7月28日，孙鹤龄在双规后的“交代材料”中，“经过检察官的启发和帮助”才初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孙鹤龄在交代中说：首先子女不是蓝田企业职工，按照规定是不允许购买职工股的，作为一名公务人员又负责上市工作，更不该同意自己的亲属去购买，这本身是违反规定的。其次是蓝田之所以积极将股票卖给我女儿，主要是看在我司长的职位及权力上，因为我管理此项工作，蓝田是为了感谢我才卖给我女儿股票，问题的实质就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谋取私利。现在我认识到同意女儿买原始股的行为就是想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我没有买也没花过她们的钱，但获利是我的女儿，作为责任人既然错了，触犯了法律，只有检讨过去面对现实承担法律责任。在取保候审的这段日子里，我在家除了治病、买菜做家务外，就是反思自己的过去，也受到家人的责备，内心十分痛苦。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工作的后期放松了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加之受社会不正之风影响，铸成大错真是后悔莫及。
在后来的法院判决中，因为帮助亲属子女购买股票，孙鹤龄构成受贿罪，因此获刑7年。
渎职者说，帮企业贷款变成滥用职权
2005年9月，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农业部直属机关纪委发布的《关于孙鹤龄等人违纪违法事实及处理情况的通报材料》中，通报的孙鹤龄两起违纪违法事实的第二条是“私自动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金为天鸿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造成230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这一条，在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中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因此获刑2年。
孙鹤龄与无锡天鸿公司的缘分还要上溯到1988年，孙鹤龄刚从西藏调任中国农垦总公司副总经理之后，在无锡开会期间认识了负责接待的陆某，这次交往仅仅是“互递名片的一面之缘”。8年之后的1996年，已经升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再次来到无锡开会，再次遇到已经成为天鸿公司副总经理的陆某，陆某邀请孙鹤龄一行到天鸿公司参观，受到了无锡市天鸿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蒋某的热情接待。天鸿公司是当地的一家集体企业，地处江苏省无锡市郊区，公司主业半导体元器件。这家企业曾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百家优秀乡镇企业，给孙鹤龄留下了“有实力”的印象。这次参观，孙鹤龄只吃了一顿饭就回了北京，与企业之间并没有更多交往。
1996年12月，无锡市天鸿公司总经理蒋某找到孙鹤龄称企业有困难，想从财务司借款。孙鹤龄表示财政资金不能出借，但是可以帮助天鸿公司联系贷款。随后，孙鹤龄指示财务司会计处为天鸿公司联系银行贷款。经过联系，中信实业银行同意贷款，但提出要有担保。
1995年11月到2002年8月期间，农业部设立的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本金由财务司代管，所以孙鹤龄决定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出面担保。在没有取得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法人代表林某的同意，也没有与财务司其他领导商量的情况下，孙鹤龄让会计处起草了委托书，经他签字后加盖了基金会法人代表林某的名章，由孙鹤龄代表基金会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贷款担保合同，并将基金会一张500万元半年期定期存单作为质押。1995年12月5日，天鸿公司获贷400万元，期限半年。
孙鹤龄过多相信天鸿公司的诚信态度和还贷实力，相信他们能够按时归还，但直到1997年6月5日贷款到期，天鸿公司仍没有履约还贷。之后，财务司曾两次会同银行方面赴无锡催要贷款，但天鸿公司都未能还款。在孙鹤龄退休之前，除了派人催要之外，电话催要、写信催要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直到1999年10月办完退休手续后，孙鹤龄还到中信实业银行商谈过共同催款的事情，但是，退休后孙鹤龄已经无权再管此事，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2002年9月9日，天鸿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之后，科教基金会和农业部财务司先后多次与中信实业银行协商还贷事宜，双方最后同意各自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的办法解决。2003年4月18日，科教基金会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按照担保合同确定的500万元质押金额，由科教基金会承担经济损失230万元，其余的损失由银行方面承担。
在整个担保贷款过程中，孙鹤龄并没有从中谋利，他的动机只是想帮助优秀乡镇企业的发展，最后却把自己给陷了进去，也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刻骨铭心，终于知道法律铁面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