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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师资。龙谦说，这就要双管齐下了，一方面组建一些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则要将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利用起来，科举制度下还是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为什么不能用？五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扫除文盲嘛。
当蔡元培指出可以参照山东的做法时，龙谦认为山东固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其中的先天不足必须纠正。其一，山东小学校使用的教材不行。囿于当时的情况，使用的都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一类的童蒙类读物，现在国家成立了，满清推翻了，教育部要编纂印制统一的教材，由各省教育厅登记订购。不要小看教材的作用，它将影响一代乃至数代人的道德修养。孑民先生从事教育多年，但更多的是大学教育，我不敢说您不懂小学教育，但可能存在盲区。教育从娃娃抓起，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青年，教材就编纂什么样的内容。教材讲什么？一是爱我们的国家，二是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传统的东西我不反对继续使用，但爱国守法的内容必须加进去。爱国要从小教育才行，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祖国，国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大一点的孩子就要加入宪法民法方面的内容，从小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摆脱奴性，塑造完整的公民人格。其二呢，就是要加入科学内容，比如数学、自然方面的内容，光是识字不行。这方面我们手里那些童生秀才们怕是有些差距，所以要编撰统一的教材。
蔡元培对此极为赞赏。
蔡元培指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普及义务教育将彻底消除文盲，这件善政的功德无量，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适龄儿童怎么确定？比如十六岁的青年，事实上已经在工作养家了，但很多还是文盲，这种情况怎么办？
龙谦认为要灵活处理。怎么灵活处理呢？第一，适龄儿童的年限，建议规定为七岁至十二岁，这是接受教育的最好年纪。超过这个年龄的少年或者青年，愿意接受教育的，学校不得将其拒之门外。但由于家庭关系不能进校念书的孩子呢，不做勉强，但可以用夜校一类的机构扫盲，这个由企业或者乡村解决。
接着谈到五十所大学或专科学校的设立和整顿，龙谦谈了自己的设想。
“工业化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子。而且时间急迫，越快越好。但工业化的推进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了，所以要设立大学和专科学校，不只是资金和师资力量的问题，更多的是专业的适用性。现在我就是要搞实用主义，学校和专业的设立必须服从我工业化的需要。当然还要考虑全国的布局，要在中部和西部多设立几所大学，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崛起。
大学以及专科学校与义务教育最大的不同有二，第一是办学资金来自中央，由中央财政完全负担。要测算一下需求，规定一个比例，比如将全国财政的4％或者5％拿出来做教育经费，由教育部支配使用。大学的分类要仔细研究，确定名单，比如综合性的大学，比如比如山东大学，就是综合性大学，按照我的设想，每个省至少要设一所综合性大学，可以以省命名，比如山东大学就很好。但目前情况不一定具备条件，可以慢慢来。比如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专门的学校了，这一类学校要注意专业的设置，因为我们要集中力量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人才。冶金、化学、机械制造、热处理、材料科学、电力、采矿、纺织、制药……凡是国家急需的，都要想法设法开办专业……教育部可以组织一批人，由您带队出国访问一次，看一看别的国家大学是如何办的，另外就是要大力招收华侨学者回国，承诺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所有大学的选址，校长的聘用，办学经费诸多问题，都是教育部的职权范围。说到经费，当初为了尽快将山东的教育搞上去，我定的教师待遇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些不平衡了，这个，请蔡先生统筹考虑，最好制订全国性的标准，考虑到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性，一个标准贯穿全国是不适宜的，可以分等分级。教育部要加以研究。但是，教师的待遇一定要高于一般行业，打个比方吧，我认为，综合性大学校长的薪水，不能比政府部长低。顶级教授的薪水，应该等同或者略高于校长。专业性学校的校长，应当参照副部长的薪水来定，以示我们重视教育之意。另外，我所说的五十所学校，是一个估计，没有科学的调查做支撑，仅供您参考。”
蔡元培记下了龙谦的话，认为龙谦对于教育的考虑已经很详细了。而且，龙谦特别规定了教师的薪水要高，这令蔡元培很是感奋。
龙谦还谈到了私立学校的设立，“我是赞成设立私立学校的，而且应该在政策上给与鼓励，比如免费征地，免收税费等。以便集中社会力量普及教育。私立大学或者中学小学的设立、运作要有规范，不能乱来。这个，请孑民先生组织研究，待政府成立后，国会要颁布义务教育法，教育部也应出台相应的规则。”
蔡元培感佩地说，“有您这样开明的总统，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振兴的。”
龙谦笑笑，“我常想，我们国家自诩文明古国，究竟对世界有何贡献呢？有人曾说我们有数大发明，以此改变了历史。比如造纸，比如指南针，比如印刷术，比如火药。确实很伟大，但我更觉得应当叫做发现而不是发明，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有目的地攻关。火药确实是我们发明的，但我们却用的不好，反过来让学生教训先生。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东西的，比如郡县制，比如科举制，意义极大，它保证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世界。不知您是不是这样看的。今后我们更要在继承祖先文明的前提下革新政治，革新组织，我特别希望您领导的教育部能够推出一系列让后人感佩的制度来，用最快速度改变民众愚昧的现状，唤醒民众的麻木，振奋民族的精神。”
蔡元培记下了龙谦的话，琢磨着发明与发现的区别，琢磨着郡县制及科举制的地位。一时间，蔡元培竟然有做学生的感觉了，“退思先生，如果您不做总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育部长。”
“哈哈，您说错了。这个倒不是我自吹，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没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教育是无从搓手的。我还是给您做后勤部长吧。”
原先在济南时，蔡元培就组建山东师范大学，向龙谦要钱要地，跟龙谦也算熟悉，但没有这样就教育深入交流过。龙谦为他描绘的远景，令蔡元培极为振奋，“请总统放心，蔡某一定竭尽全力实现总统的宏图伟略。”
“对了，据我所知，德国的洪堡大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政府只管出钱，不管其他。我是想这么办的，但不知行不行。我素知您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个是对的，我赞成。但是目前的情况，国内各种思想极为复杂，国内的政治局势乃至国际局势也极为复杂，我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来实现我们各方面的目标，一些不合适的思潮，争论，我可能要加以限制，希望您理解。现在洪粤诚的宣传局就混乱不堪，对于国家政体的设计吵成一团，您是明白人，如果中枢建国的思想过于混乱，就难以保证建国步调的一致了……”
这却是蔡元培所关心的，有些不安地问道，“不知总统要如何钳制思想？”
蔡元培用了“钳制”一词，让龙谦哑然失笑，“孑民先生言重了！思想是钳制不得的，而且也无法钳制，我从来没有要钳制思想！我要的是行动一致！推行工业化，包括推行义务教育，肯定会触及各方面的利益，会遇到各种的阻力，我心里有数。我允许大家争论，但不允许行动上阻扰，因为我要做的是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善事、大事。目前所谓的上层思想过于混乱，国防军内部对于政体有不同的声音，不满我搞什么分权制，我的一些老部下不理解成立国会的意义，认为纯属聋子耳朵。军队外的杂音也很强，质疑我开国会是做样子的有之，反对共和的声音也出现了，甚至有人提出恢复中断的君主立宪，将那个一岁多的娃娃推出来做国家元首，这就是胡来了！高等学校是会领思想舆论的风气之先的，蔡先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满清的覆亡，不能说没有新政以来权力思想过于失控的因素，我不能走满清的老路。而且，当前情况下，如果不能将军队、政府的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不会走出困境的，我的话请您考虑。”
“这个我明白。再不能有地方反制中枢的现象发生了。”
“现阶段靠得是中枢的强力控制。但以后就不是了，靠得不是领袖的威望，而是法律和教育！打个比方吧，蒙山军现在我说的算，但军队将领，特别是广大的士兵并不真正理解打仗是为什么！我们准备武力平定外蒙的分裂叛乱，士兵们并不懂为什么要将他们派到冰天雪地的大漠去！这就不行！如果我不在了，用什么来保证军队的号令严明？我觉得还是教育，当现在的娃娃们接受了国家民族的观念，明白了个人与国家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等他们成长起来，投身于保卫国土完整及主权尊严的战争，他们就会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所以，教育既要允许自由，也要限制自由。国家没有统一意志就是一盘散沙，就会被列强一直凌辱下去。”
“总统说的极是。我完全赞同。”
“对了，你听说了敦煌石窟吧？”
“听说了，很令人惊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问你。”蔡元培曾是革命家，是教育家，勉强算半个政治家，但骨子里更是文人。当他听到敦煌石窟中的秘密，那份激动只有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而发现敦煌价值并施以保护的传说简直就是一个传奇，那是在十年前，眼前这个人不过是刚参加了一次实力悬殊的勤王战斗。
“敦煌石窟里藏有大量的经卷文物，各朝各代的都有，现在在军队的保护之下，具体情况，我让人给你介绍。我想，这样的宝藏全国范围内还很多，我们会逐步发现的。整理国故是我们的使命，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建立一个社会研究院，吸收大量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国故展开研究和保护。比如敦煌石窟，比如故宫，还有大量的地下文物的挖掘考古，甚至还有清史的编撰工作，也要展开了。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我也想请您来出任。它是国家的一个部门，可以隶属于教育部之下。你一并考虑吧。”
蔡元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部及社会研究院的组建中。年前，他请示龙谦回了趟山东，从山东三所大学及几所专门学校抽调了几十人到正在组建的教育部任职。同时得到了许文夫辞职的消息，已经举家离开了济南南下了。蔡元培大吃一惊，打听了许氏辞职的内因，获知许文夫的女儿许思曾回到山东，其中情由，蔡元培也是一知半解。但肯定许文夫辞职与许思离开龙谦有关。蔡元培不好问陈超，但回京后向龙谦透露了此事。龙谦叹息数声，说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神情甚是落寞。
正文 第十三节 洪粤诚与宋教仁
龙谦对蔡元培所说的宣传局混乱不堪确是事实。
宣传局的使命在于组建国会并确定国家的政体结构。作为宣传局的正副局长，洪粤诚和宋教仁在国会的组成及运作方式上存在争议，在确定政体上更是分歧巨大，无法统一。另外，按照龙谦的设想由各大军区按照给定的名额推荐首届国会议员也存在方式和名额上的巨大分歧。或许是洪粤诚资望不足，或许是宋教仁固执己见，反正宣传局是军委会五局中最为混乱的一个局。比起同样由原先的敌对势力代表充任正副职的政务局差的远（袁世凯极为聪明地选择了拒不出山段祺瑞暂时性地担任了政务局副局长但从不坚持任何不同于方声远的意见）。
选择共和国体是不用争议了，龙谦将出任共和国首届总统也是铁板钉钉之事。关于政体的争议出现在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上面。偏偏宋教仁对共和政体的几种形式研究比洪粤诚精深，洪粤诚很难驳倒自己这个龙谦强加给的副手，闹得俩人很不愉快。
先说一说政权结构吧。俩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因为龙谦明确指出，在确定政权构架后，将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准轻易改变。政权结构的不同，必将影响共和国的命运。
洪粤诚主张总统制。他设计的政权结构为国会“选举”总统，总统出面组阁，由总统确定政府各部首长而组成政府。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而且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国会也无权倒阁，对总统的制约只能是弹劾——那必须是总统有确凿的违宪或者严重违法的情况下。
当然，洪粤诚的方案中国会不是虚架子。立法权明确在国会，总统领导的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政，不得违反任何的法律。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国会“选举”总统，总统自然是国家元首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无疑，但政权的核心却在总理——总统提名总理——国会多数党领袖，经国会批准后，总理出面组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是小多了，但宋氏设计的政权框架中总统却有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权力——当国家出现了危急情况时总理领导的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而且，总理府的重大决策必须得到总统的认可——可以用宪法来明确需要总统用印的事项。
洪粤诚设计的框架某种意义上是为龙谦量身订造，宋教仁却认为存在重大缺陷，说明白些就是容易形成总统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按照洪氏的设计，国会根本就无力制约总统。争论到后来，宋教仁干脆直指洪粤诚谀上——开国领袖自然是雄才伟略，你能保证后续都像开国领袖一般英明？龙先生废封立共和，欲为我中华开辟一条跳出治乱循环的康庄大道，国家的稳定在于政权的稳定，政权的稳定在于彼此制约，内阁制看似削弱了总统大权，但总统将置身于一般的杂务之外，政府的失误不会危及总统的威信，岂不是尊重总统缔造共和的伟烈丰功？总统百年之后，必以开创历史的一代伟人而记入历史，我这个方案怎么就成了剥夺总统的权力？你这样迎合军方，岂不是辜负了龙先生的美意？
宋教仁的方案有“虚君实相”的成分在内。其方案确实有总统不为政府的失误担责的用意在内。
他指责洪粤诚迎合军方之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宣传局讨论拟定政体得到了军方的高度关注。
军方重将不可能无视最高权力机构的组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向宣传局表示了各自的意见，电报、信函或者信使。各大军区都有信使往来于驻地与北京之间，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各军区肩负着“推荐”议员的使命，来宣传局“汇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宣传局确实需要掌握各军区该项工作的进展，在通讯问题相当落后的现在（除了龙谦没有人认为落后），谁会排斥当面沟通呢？宋教仁每次都参加与军方代表的会谈，司令官们未奉命令是不能进京的，来的都是参谋长、副参谋长或者其他深受信任的军官。
他们表达了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意见：军方不允许出现权力分散的情况，军方希望不仅军权要集中，而且政权也要集中。
集中在谁的手里，这个不言而喻。当然，由于各大军区的司令官性格迥异，表达意见的方式及用词有很大的差异，但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宋教仁不认为这是那位居住在海晏堂吐哺握发的授意（宋教仁认为其无需用绕弯子的方式来获取权力，那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情）。但正因如此，宋教仁才感到了担忧。如果不是出于责任，如果不是看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的令宋教仁感到振奋的变化，不是让他看到了国家振兴切实的希望，他干嘛要坐在这张椅子上，因此承受昔日同事的讥讽甚至谩骂？他一直不理解的是，有很多昔日同一阵营的战友改换门庭，为什么只是自己得不到原谅？难道就是因为与昔日的领袖一直存在意见分歧？
宋教仁与谭人凤、孙武等人一同进京，闲置了一段时间，先是孙武进入总参工作，算是正式加入了蒙山军。宋教仁看得出来，孙武很高兴。也是的，在民国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朵浪花的情况下，作为军人，能够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总是件高兴事。然后龙谦亲自与自己谈，要自己到刚成立的军委会宣传局做副局长，协助洪粤诚工作。他尚未答应，谭人凤已经领了龙谦的任命，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做民政长了。不知为何要绕如此大的圈子，要使用谭石屏治理湖南，干嘛要到北京转一圈？干嘛不像汤化龙一样直接了当？谭人凤对自己说龙谦与他谈了两次，还共进一次午餐，交代了治理湖南的要点。令谭人凤激动的是龙谦对湖南评价极高，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这个评价可太高了，难怪谭石屏兴奋难当。
宋教仁当然也接受过龙谦的宴请，其实就是便饭而已，不过在餐桌上谈事气氛总是要和谐的多。住在贤良寺的宋教仁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言，说龙谦必请“降将”吃饭，但对于蒙山军嫡系，反而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待遇了。好多军区参谋长奉召进京，最多也就是见一面而已。
宋教仁不大在乎这些虚礼。他既然留在武昌未走，便是对民党已经失望了。蒙山军将统一中国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热衷于政治的、年仅三十多岁的他自然不想就此罢手，所以才跟随龙谦进京。龙谦已将他的建国方略全盘托出，对于军委会宣传局担负的使命，宋教仁已是一清二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临时机构，在国会及政府组建之前，军委会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任命他出任宣传局副局长，不能说不重视他。奠定真正的共和基础是他一直追求的理想，他承认，龙谦对于共和体制的理解比孙文更深，龙谦的建国步骤也更为稳妥，宁愿用一个临时机构来过度也不匆忙组建中央政府，至少表明了他对国会的重视。思来想去，宋教仁在谭人凤离京后接受了龙谦的任命，到宣传局上任了，自然从贤良寺那个高级驿馆搬进了西苑这个权力中枢。
宣传局的任务的确很重，某种意义上在探索确定这个刚刚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