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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在作家们当中，她没有这种危险。她的“政治性”文章叙述了知识分子们试图进行集体思考时所出现的混乱，其中的诙谐多少有点故意。
至于我，我在电视台当一个电影节目的制片，我遇到了工会的斗争，我觉得自己是个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写散文一样。我觉得行动委员会的策略比工会更明确，更不含糊。事实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们因不问政治而成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着长时间投机的话。
短期内，“抵制”法国广播电视局摆上了行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来时，我被电视台解雇了。我知道一个人假如出格，马上就会被开除。残酷的教训。开除将起连锁反应，使我狼狈不堪。
玛格丽特却向我祝贺：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乌塔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工作，他们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什么。玛格丽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来越疯狂：
“年轻人应该拒绝工作。”
她是在面包店旁边的马路上说这句话的。我现在还记得起地点。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说的其他许多话一样：“但愿世界走向灭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这种宣言使我隐约发现，玛格丽特不再像我那样“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种乌托邦使我觉得非常诱人。她对世界的预感令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质疑。
1969年，玛格丽特走向了实用性。她写了《摧毁吧，她说》，并寻找拍电影的资金和地点。我的朋友让·莱尔在梅斯尼尔…奥普东的府邸很适合她。哪怕让·莱尔是巴黎和荷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玛格丽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严肃地断言，在一个银行家家里拍《摧毁吧，她说》，等于宣布革命开始。谁也没有犯错。幽默和革命不会并道而行。一位热情而忧郁的年轻女演员尼古拉·伊斯打着她的旗号。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轻佻的女演员亚历山德拉·斯特瓦尔，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钓鱼，她弯腰对着晶亮的河水，轻轻地说：“鳟鱼，她说。”
当我把这句俏皮话告诉玛格丽特的时候，她没有笑。1968年夏天过去了，但还有一些玩笑不能开，那就是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玩笑。
女友杜拉斯（10）
玛格丽特经常遇到艾里克在诺弗勒上小学的女儿。自从她们的母亲放弃抚养她们的时候起，她们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玛格丽特常问我：“她们的母亲真的成为流浪者了？”“她们的母亲真的抛弃了她的孩子们？”“完全抛弃？”“那女人，她有情人吗？有没有？”
我总是这样回答她：她们的母亲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决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儿。玛格丽特似乎心荡神移，对这种可以说是令人痛心的情形大加赞赏，而我每次都觉得有必要这样说清楚：“事实上，她们的母亲不介入，对我来说更干脆更容易，但小家伙们遭受了一种如此彻底的丧母之苦，我无法减轻这种痛苦。”
玛格丽特点点头。她思考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缩脖子，把脑袋埋在肩膀中间。她没有加以评论，好像想弄清一个秘密似的。
后来，有一天晚上，当小女孩们与我们一道在厨房里吃饭时，她对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母亲很了不起。十分了不起。”
小女孩们惊讶地盯着玛格丽特。她的挑动第一次没有引我发笑。难道她想破坏孩子们对我的信任，使我给她们的爱负债累累？破坏这种非正式的收养？如此忘恩负义？不，玛格丽特不会有伤害孩子的想法的。
小家伙们沉默了，玛格丽特故意让这种沉默加重她的判决。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
“玛格丽特的意思是你们的母亲病了，假如她不能来看你们，那不是她的错。不是因为她不要你们，相反，她是不想影响你们。她在治疗，想在病好了以后再来找你们……”
玛格丽特听我说话，感到很厌烦。当别人使她感到厌烦时，我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一回，使她厌烦的是我。我觉得自己在她看来太乏味，过于。她说：
“你们的母亲是……”
她还要用什么赞美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在1970年，这不已经“到顶”了吗？当时，我不明白玛格丽特为什么赞扬那个酗酒的母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后来，我在她的文章中读到了她从生活不踏实的女人所不可能有的那种母爱中隐约发现的东西，读到了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心空虚的女人的事情。那些女人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沙滩上玩。傍晚，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几乎就成了路人。沙滩可以变成沙漠。有孩子而不能去爱，还不如没有孩子。走到沙漠的尽头，抛弃一切。直至酗酒、自杀和杀人。
这几个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就像她书中的那些不等待任何幸福的女人。她们不动，也不出门。她们个个眼睛明亮，做事鲁莽，缺乏远见，永远是那么幼稚，在自我遗忘中沉浮。
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将在极端的匮乏中，悲剧性地结束其短暂的一生。
那几个小女孩当时还不到十岁，她们现在还记得起玛格丽特庄严的声明，但她们对我觉得十分有害的那种“十分了不起”存有一种愉快的回忆：“没有任何人对我们说我们的母亲很了不起。我们那时想赞美她。她给我们开了绿灯。”总之，玛格丽特那天给了她们好处。
二十五年后，有个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女人被怀疑淹死自己的儿子。玛格丽特又以为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主人公。她立即赶到现场，那是在流着沃罗涅河的东部山谷。她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克里斯蒂娜的杀生行为，除了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外，没有别的证据指控她有罪。假如克里斯蒂娜毒死自己，假如她这样自惩，比自我淹死更严厉，她将“很崇高，绝对崇高。”我理解是“十分了不起。”
舆论不喜欢无所不能的作家，但它忘了作家不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写作的。
玛格丽特的声音有时也在我耳边回响。1981年，人们请她选一部电影参加耶尔节。她选了我和昂热·卡斯塔为电视台导演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她看过这个在阿拉斯附近的一个矿工住宅区拍摄的影片，其主题是规定好了的：“四代妇女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她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事。
当影片在耶尔节放映时，我发现她的选择十分高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好像是直接从她的作品中走出来的一样：阿丽西亚，尽管这是个姓，既不是曾祖母，也不是祖母和孙女。她是母亲，是三十岁的女人，沉默寡言，让人怦然心跳。她被自己的孩子们和邻居的陈规陋习窒息了。电影的最后是阿丽西亚脸部的特写镜头，她的眼皮垂在她晶亮的眼睛上，而她的孩子们则在北部的沙滩上玩着把她埋在沙中。
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带到那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海。他们自己想出了这个游戏。
玛格丽特不知道，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阿丽西亚曾试图自杀。
女友杜拉斯（11）
玛格丽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书。”
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有时，我不明白她想说什么。她以为我不读书？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看书。我们只能看见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看书。
她说她是在晚上看书的。她常常声称自己不再看书。
然而，有一年，她连续读了海明威的七本书，并建议我也这样做：“读着玩，如果是不赶时间的话。”我劝她读《无能者》1，这本书后来成了她的一本“永久读物”。这个她脱口而出的词使我大为震惊。她意识到了它的意义，并在晚上多次重复，然后又公开地到处说。她后来说：“我很喜欢普鲁斯特，但我更喜欢米西尔。”米西尔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作家。他曾写过一本名叫《未完成的更美》的书。玛格丽特没有公开使她心灵深处最不安的东西。她默默地留着它，用来写作。后来，在读《阿嘉塔》时，她对《无能者》的崇拜就明显了。
乌尔利希和阿嘉塔之间的爱，兄妹之间的爱，就是她对小保尔的爱，那是多少已经完成的乱伦，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一直到《情人》，贯穿于她的作品。这是她永远没有真实说出来的事情。羞耻或想象，真相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作品是真实的。
玛格丽特声称，她不再读“圣书”，不再去图书馆。奇怪得很，她在诺弗勒没有书房，在特鲁维尔和巴黎也没有。“我过去有过，想起来令人难受。”她没有解释原因。她还说：“有了崇拜的地方，那就完了。我再也没有书，没有唱片，只有电视。我不喜欢录音机。它会把事情都弄糟的。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或者说不值得要。”
“不值得”，她常用这个词。言下之意是几乎一切都使她感到痛苦。
至于“圣书”，她还是留了几本的：《圣经》，米什莱，夏多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1、拉辛（《无与伦比》）、波德莱尔（《达到永恒》）。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莎士比亚，也没有提到过荷马。她爱说：“福楼拜是个大作家，但仅此而已。”她不喜欢福楼拜那种涂了又改、改了又涂，事倍功半的写作方式。福楼拜重文体而轻灵感。她也觉得维吉亚·伍尔芙的作品过于做作。她向我推荐另外一些不那么挑剔、不那么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的一部小说《克里斯蒂娜·拉弗朗塔代》，那粗犷的爱情故事使她激动不已。
她让人给我复印了爱尔兰年轻女作家夏洛特·温伯斯特的一本已经绝版的小说。温伯斯特曾在南部非洲生活，32岁死于结核病。《清白的仪式》是她唯一的小说。玛格丽特喜欢一举成名的作者。她给了我那包复印件。上面亲笔写着：“赠米榭勒，这是一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的书。玛格丽特。”
这礼物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让人用白皮把它装订起来，宽而不长。这本洁白的书是玛格丽特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问她要一页手稿作为礼物，她拒绝了。为什么？她认为售价很高吗？她不想鼓励别人成为偶像崇拜者？这两种假设都使我不快。但她大病了一场之后，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她用颤抖的手在上面用不够准确的英语自欺欺人地写道：“送给你——自很久以前以来——就像一生——不是吗？爱。玛格丽特。”
照片上的她喝多了酒，和扬坐在一瓶红酒前。写在照片上的字体歪歪扭扭，让我极为感动，正如她所说的：完完全全。
她也给一个金发女孩题过词，那是美洲的一个大学生。题词虽然被水弄湿了，但文字没那么混乱：“致娜塔丽，我的爱。诺弗勒，1978。1。29，早晨两点半与朋友们在米榭勒家里。时值冬天，但白天开始变得更长一些了，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些了，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去。我很爱你。玛格丽特。”
酒后吐真情。一天晚上，她跟我道晚安时，紧紧地拥抱着我。“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嗯？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朋友。”
这些孩子气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女孩，而我则像寄宿学校的大姐姐，保护着她。
在数年当中，她在每一本书上都写题词，后来只在衬页上写“杜拉斯”，再后来什么都不写，光寄书来。我直到最后都收到她的书，甚至在我们互不理睬的时候也不例外。
她建议我读的书我都读：维克多·谢阁兰的《勒内·莱斯》；凡高写给他的兄弟泰奥的信；《戈雅传》，那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写的，我忘了她的名字；索菲·托尔斯泰的日记；狄德罗给她女儿的信；一部甚至在书店里都找不到影子的小说《露水统治者》。
她读得更多的是传记、私人日记和书信集。“越是个人的东西越有普遍性。”她说她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才能有所收获。”
我们曾同时阅读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日记。她说：“我跟她一样，更喜欢与很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句子。这与人们对玛格丽特的看法是如此大相径庭。人们认为她极需别人的奉承。
我也向她引用了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几个句子：“那么，跟谁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呢？不跟任何人在一起。这永远是同一回事。”
玛格丽特很少针锋相对地反对。只见她首先缩起身子，就像缩小了似的。
女友杜拉斯（12）
“对曼斯菲尔德来说，忧郁多于好奇。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重复。”
还有一次，她很合作。谈话中她会这样，她知道如何保持这种合作，并再次加以利用。我为《电影手册》特刊就《蓝眼睛》采访她，她搜肠刮肚，对我说：“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痛苦。”
痛苦的重复还是重复的痛苦？我的生活越深入，她对我说的话便越得到证实。就像她说的另一句话似的，那是一个夏日，我在公园里跟她谈起我的孩子们：“毫无办法，孩子们甚至能骗取旧日的秘密。”后来，她写下了这句漂亮的格言：“家庭是难言之隐的守护者。”她说弗洛伊德阐明了性这个问题，让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以后，小说就无法读了。
有一天，我们刚在一起看了一个关于弗朗西斯·蓬热1的节目。她想得很深，对我说：“你知道，我就站在那边。和他在一起，站在语言一边。电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诱惑。”
她经常向我列举她所喜欢的电影：《奥尔代特》、《猎人之夜》、《小偷和巴尔塔扎尔国王》。她说：“都是布莱松2的。”但她没有全部看过。她习惯以点代面。事实上，她很少去电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当她出现在电视中时，她才看一些电影。
她公开对电影说一些报复性的语言。除了雅克·塔蒂和让…吕克·戈达尔，她看不起所有活着的电影人。对她的同辈作家，她可一点也不宽容。“萨特，那不是一个作家。”“萨特过于聪明。”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太过分了，你知道，她曾问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小伙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她直截了当，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齿闪闪发亮：“写作，与有话可说相反。如果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写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几本书，她表示怀疑，大声地说出了心里话：“他在写，是的，所以人们说他是个作家。以为是在写作，这就够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议我：“我希望你别相信评论家。只有出版商读那些东西。”
几年后，她对扬说：“因为你是个作家，所以你不写作。”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恭维（就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也有些朋友，他们不写作，但他们是作家。他们明辨事非，有点羞怯。但他们的深刻、他们对词汇的爱，他们总能准确地触及事物焦点的目光激发起人们的灵感。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经意地漏出几行字：比如说米歇尔·古尔诺。另一些满足于他们摩尼教式的骄傲：要么完美无瑕，要么一无所有。他们贫瘠的精美好像与玛格丽特多产的平淡刚好相反。她承认：“我有这种庸俗。”她以此创造了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要写作就必须平庸。”注重实际，天真？“不应该提出结果这个问题。”
她喜欢克制也喜欢放纵。尽管她个人生性放荡，但她有此奇才。总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隐私。人们以为她暴露无遗，喜欢训人，夸大，其实她只揭开冰山一角。
她不读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们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荐的。所以，她对罗贝尔·兰阿尔的《工作台》大为恼火。我把罗贝尔请到诺弗勒。她又喜欢起他来。显然，她想让他知道这一点。在言谈方面，她每天晚上都这样说：“兰阿尔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她想让别人分享她喜爱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使她遭到指责。她的宽宏大量变成子虚乌有。她的行为举止只让人感到她的权威。一种称霸的欲望。
她感到很为难。她在一个爱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动。她不遵从任何规矩，任何模式（“他们甚至试图在‘新小说’中跟踪我，因为我老跟罗伯·格里耶开玩笑。”）。她甚至对她选择的一个出版商不忠。总是多变。
她以孤独作为自由的代价，并最终以此作为她那个王国的标志。她独往独来。永远独往独来。她只知道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给自己颁奖章，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工作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时，她对此一言不发。兰阿尔“退场”。她喜欢上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莱斯里·卡普兰的《过分——工厂》。她用完全一样的话评价道：卡普兰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
玛格丽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这一点。就像犹太教法典上的那个法官，赦免陪审团一致认为有罪的那个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当时《情人》出版，她的孤独得到了补偿，但她很快又开始写不那么清晰的东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称赞。《艾米丽·L》情况更糟，其实那是她最好的书之一。评论家们认为她写得太多了，她在重复自己。在她这种年龄，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之后，应该搁笔了。这就像对她说她应该死了一样。
我把在一份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告诉她：96岁的萨默塞特·摩根1每天上午还在写作。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这很正常，习惯一朝形成便不易改变。”
我问她，为什么我写信写文章不费吹灰之力，而要写一部可用来出书的东西却那么难。
女友杜拉斯（13）
“因为在一本书中，面面俱到，选择十分重要。”
她有时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她在提出这种劝告时，总要加上自己的经验：“假如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