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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萨特与他的祖国一起熬过了４年的被占领期。 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血统治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每一个法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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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至少在萨特看来，他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是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战争结束后，萨特用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方式对法国人民四年来的抵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这一总结，他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一番总结，并为他在《存在与虚无》抽象地加以论证的“自由”理论赋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人的自由问题。 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还是绝对自由的吗？萨特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法国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他们恰恰因此而是“自由”的。 萨特说：“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更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 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与枯燥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真正形象。 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准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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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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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４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的能力。“
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萨特在对他的《间隔》一戏的主题思想的自我概括：人的自由决不是哲学家书本上轻飘飘的抽象概念，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艰难选择。 人的死亡暴露了人的全部有限性，也为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四年来，法国人民就是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境况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敢于说出“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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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这充分说明法兰西民族不愧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自由的虚幻色彩没有了。 萨特后期对他原来抽象地谈论“绝对自由”有过反省，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他认识到意识到的自由只是自由的直觉的保证，但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如果只是局限于这种抽象的自由，那就意味着对“一定历史条件的‘逃避’”。
萨特在后期更强调人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是在“别人对待你的那种前后关系中变成了你之所是。 这一点是首要的，因为事实上别人对你所为和对你的态度确实是起了作用的，你只能从这一点开始发展”。
从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新关系出发，萨特表明了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这种新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他们又共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 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也是萨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一个证据吧。 不过，萨特还是用他的存在主义话语来表达他关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 他说：
“在地下活动中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那一边。我们却是孤独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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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可以使十个或百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最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他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努力自由地和不可挽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他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了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
萨特向往的这个理想的自由共和国看起来很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质上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萨特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从存在主义理论推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正如萨特一再承认的那样，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主义却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的平等社会。 其次，萨特的存在主义共和国是在人们意识中召唤人们、给生活以意义，给人们以希望的“灵光”
，而共产主义却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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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ｚｈｉｙｅｋａｎｇｙｉｚｈｅ
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７年，存在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几乎达到一种狂热的地步。巴黎的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的聚会。每到星期六晚上，多芬街上的“塔布”总是一幅人头济济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热闹景象。 这里是存在主义者的一个最著名的夜总会。 男人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女人们则是黑色紧身外套。 人们在这些存在主义聚会上听爵士乐，朗颂诗歌，讲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各种故事。 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故事自然也成了某些存在主义式的爱情小说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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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题材。随着存在主义狂热的升温，萨特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各种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萨特一共只到过那些存在主义夜总会两次，但有的报纸却把他称作塞纳河两岸夜间恶行的鼻祖。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他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吗？他不是主张人是绝对自由的吗？他的信徒们不是仅仅为过好日子而生活吗？
为了清除萨特的恶劣影响，《法兰西晚报》的新老板决心在使《法兰西晚报》成为法国最大的晚报的同时，实现他的第二大目标，即打倒萨特，击败存在主义。 可是事与愿违，为了打倒萨特，他们就不得不在他们的报纸上大谈萨特，以至于他们在指责萨特追求名声的同时实际上又增加了萨特的名声。随着战争的远去和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法国国内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戴高乐下台又上台，反共派和亲共派势不两立。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也忧心忡忡，法国共产党分裂成了左右两翼。 存在主义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分化。但萨特和加缪在主要之点上还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应该努力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作出第三种选择，结果他们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同时攻击。 萨特被称为“反共主义者”
，“诲淫小说家”
，“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的鼻祖”。在《人道报》上，有人给萨特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式评价：“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低劣的蛊惑人心的政客，这就是让。 保罗。 萨特先生的生涯中的几个发展阶段。”
还有的人用警语式的句子来评价萨特，说“没有任何一本著作会比他的著作更蔑视人类、更低劣、更讨厌。 仇恨是他的职业，写作是他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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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萨特因第三种选择而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自然、合乎逻辑的事。 尽管萨特已经意识到“一种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政治学”
，但他们的第三种选择却仍然不是纯政治的，而有着更多的道德原则方面的抽象意义。 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合时宜，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但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它所揭示、所坚持的却是人类社会不可离之须臾的原则。 萨特不是从政党利益出发去介入社会的，他只知道从绝对的原则出发，在社会历史中作出选择，这使他成了一位没有政治支持的职业抗议者。 这是萨特的悲剧所在，也是他的伟大所在。
一、《肮脏的手》：目的与手段
在法国地方选举的前夕，萨特应邀在国家广播电台作演说，这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作“现代论坛”。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筹备了６次圆桌讨论会和一个政治短剧。 在第一次“现代论坛”广播上，萨特呼吁人们拒绝接受冷战观念，抛弃划分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思想方法。萨特和他的朋友们还抨击了戴高乐集团坚决的反共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加剧世界冲突。他们这次广播立即激起了愤怒。一群胸前挂满奖章的前戴高乐抵抗运动战士彻底搜查了“塔布”和“花神”
，扬言要找到萨特狠狠地揍他一顿。 戴高乐的人民联盟成员则直接把参加广播的人称为“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分子”。
萨特他们接着又来了第二次“现代论坛”广播，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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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招来了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第三次广播他们又攻击了保守主义，要不是新成立的法国联合政府干脆取消“现代论坛”
，还不知有多少人想砸烂萨特的脑袋。但萨特碰的壁还远远没有结束。１９４８年２月，他的《苍蝇》在德国演出获得成功，这出戏努力奉劝人们要摆脱自己的有罪感，得到了战后的德国观众的普遍共鸣，演出过程中，观众一直掌声不断。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到柏林参加了《苍蝇》首演式。 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演出的成功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苍蝇》在１９４３年对被占领的巴黎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对１９４８年被占领的柏林也同样适用。他说：“问题不在于发现我们为何是自由的，而在于找出什么是自由之路。 黑格尔说，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由，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我们赞同他的说法，我们具体的、当代的目标有三重——首先是逐个地解放人，这意味着实现我们的完全自由和反对限制这种自由的一切东西；其次是在艺术上解放人，这就是通过艺术作品促进获得解放的人们的交流；最后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是受压迫者的解放，是使人们摆脱他人的奴役。”
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引起了苏联人和亲苏的德国人的不满，在苏联军队控制区的报纸批评萨特的《苍蝇》是一部反人道主义的剧作。但萨特仍然热衷于“第三种选择”。他与加缪、梅洛—庞蒂和安德烈。 勃勒东共同起草了一份要求欧洲和平中立的呼吁书，既不亲苏，也不亲美。 他们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际上是既向往又讨厌。 这年三月，萨特完成了他的七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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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手》，形象地说明了他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感受。《肮脏的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某东欧国家“依利黎”为背景，描写的是革命党内部的路线斗争。 革命党内部因为思想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党指示入党不到一年的新党员雨果去暗杀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因为贺德雷已经不再体现党的路线了，他主张与本国的法西斯政府达成妥协，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 而雨果等人则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只有杀贺德雷，才可使党不至犯机会主义错误而招至损失。 雨果因为对贺德雷的为人的敬重而迟迟未能动手，一再错过刺杀贺德雷的机会。 他想说服贺德雷坚持目的的纯洁，而贺德雷则坚持：为了实现纯洁的目的，必须弄脏我们的手。 雨果想与贺德雷讲和，这引起了雨果的上级和同事的不满。 有一次，雨果发现贺德雷与捷西卡——雨果的情人——拥抱在一起亲吻，他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贺德雷。 结果，他是因为情杀，而不是因为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才干掉了党的领导人贺德雷的。两年以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根据“国际”的精神，大家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应该为他恢复名誉。 因此，雨果必须宣布他刺杀贺德雷是出于情杀，而不是因为政治任务。 否则，雨果就将会因为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而遭到惩罚。 雨果终于认识到，他的同志们实际上与贺德雷是一样的，都是冷酷的征服者，只有他自己死抱着纯洁的理想不放。 他至今还是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不是当时由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杀死了贺德雷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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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羞愧。 他要坚持纯洁的理想，他不能与这些人同事了。 他不愿承认自己是情杀，也不愿接受一个同志的帮助逃命；他选择了让他的同志们处死。《肮脏的手》在巴黎安托万剧场上演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从４月２日演到９月２０日观众仍是络绎不绝。 １１月，《肮脏的手》经改编在美国百老汇上演，也获得成功，成为百老汇经久不衰的剧目。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创作动机。他说，贺德雷代表革命现实主义，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他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一出好戏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由于这出戏的敏感背景和其中的超然党派的视角，萨特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他落入被人攻击的处境却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一些评论家认为萨特是“与外界隔绝的哲学家、令人作呕的作家、恶意中伤的剧作家和蛊惑民心的三流政客。”
《肮脏的手》提出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只要出于正确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它？萨特说他只提出问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至少在主观态度上他是诚恳的。如果说，在《肮脏的手》中，还容易给人一种他偏袒理想主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１９５２年他与加缪那场公开论战中，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并不主张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理想主义。 当时，苏联的西伯利亚死亡集中营已经被揭露，十年中有７００万人在那儿失踪。 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和他的警察国家使法国共产党也对批评苏联的人保持沉默。 萨特的态度是，既谈论苏联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