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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过过当“国家元首”的瘾。
也就在这时，张作霖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原来，张作霖在当“东北王”时，为了实现他统治全中国的野心，拼命
投靠日本人，只不过是争取日本人支持的一种手段。一旦他进了北京，当上
了“安国军总司令”，就同日本人耍开了赖皮，过去答应日本人的种种条件，
都一推再推地不肯兑现；同时，他又积极同英国、美国联络，争取英国和美
国的支持，希望借英、美的力量来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在日本人眼里，
张作霖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1927年6月底7月初，日本政府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东方会议”，商讨
针对中国的政策。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张作霖。这次会
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本如果想征服世界，首先必须征服中国；而征服中
国首先又必须征服东北。但是在具体对待张作霖的问题上，却没有达成一致
的意见。外交部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迫使张作霖听命于日本；而关东军则
认为张作霖已成为日本征服东北的障碍，必须消灭张作霖。会后，外交部和
关东军便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开始行动。外交部派出了一系列外交使臣，向
张作霖发动外交攻势，有的威胁，有的利诱，有的恐吓，有的哄骗，把张作
霖搞得心烦意乱。张作霖不得不对日本作出一些让步，以个人名义批准日本
在东北再修四条铁路。日本方面坚持要签订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议，张作霖
坚决不答应。而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后，东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
英、美等国也指责张作霖给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的权力。张作霖两面受敌，
十分狼狈。更要命的是，蒋介石政府又重新调兵向北进发，张作霖的“安国
军”节节败退，战局对“安国军政府”十分不利。
1928年1月，蒋介石政府派张群到日本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能迫
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他们的军队将不向东北进攻。
日本政府立刻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们很担心战争打到东北去，使日本
在东北的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外交部当即派人找到张作霖，劝他退回奉天。
张作霖则坚持要同北伐军决战，真正打败了，再退回关外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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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年5月，北伐军已经逼近北京和天津。日本唯恐战火会向东北蔓
延，再三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强迫他及早退出北京，返回奉天。5月17日晚，
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又会见张作霖，警告张作霖如果打败了，未必能再回到
东北去，甚至宣称，日军将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
迅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到沈阳。
张作霖此时真是四面受敌，他决不敢真的放弃东北这条退路。无可奈何
之下，张作霖屈从了日本的压力，在5月30日下了总退却令；6月2日，又
发布了“出关通电”，表示自己将退出山海关，回到东北去。
然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却认为，同张作霖谈判是“无济于事”的，不
如干脆把他除掉，免得他碍手碍脚。他们并且希望，张作霖的死能造成东北
的大混乱，因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定要报这杀父之仇，而张作霖的部下
也会发生动荡甚至分裂，这时日军就可以借口保护日本侨民，解除东北中国
军队的武装，一举占领东北三省！所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他的高级参谋
河本这两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积极地密谋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张作霖大难临头。
东北三省面临着被日本侵占的危险。
村冈司令官原打算派竹下参谋到北京组织暗杀张作霖的行动，因为这样
日军比较容易推脱责任。可是河本不同意。他认为，去北京未必能找到暗杀
张作霖的合适人员和时机，万一行动失败，打草惊蛇，就绝不会有第二次机
会，所以还是在东北日军能控制的地方进行有把握。他要求竹下参谋到北京
后，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特别是他回奉天的路线和时间。
同时，为了试探中国、苏联和日本政府对这一事件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河本先在东北搞了几次爆炸铁路事件。果然，中、苏、日的报纸纷纷报道，
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侨居东北的白俄罗斯人干的，有的认为是东北军阀之
间的摩擦，而没有一个怀疑到关东军头上。三国政府也没有对此作出反应。
这就使得河本的胆子更大了。他断定，炸死张作霖后，关东军完全有可能推
脱罪责。
接着，河本为置张作霖于死地，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亲自勘察地形，寻
找最佳爆炸地点，最后选中了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因为在
这里设置炸药，可以不被外界发现；而张作霖的专车只要出了皇姑屯车站，
也就没有再改变车次的可能。接着，河本又精心设计了爆炸方案，并且准备
了补救手段，万一爆炸不成功，就使用出轨装置把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翻出轨
道，然后由日军敢死队——“拔刀队”的队员冲上去干掉张作霖。最后，河
本又指使部下收买了三个吸毒成瘾的中国人，让他们6月4日凌晨到皇姑屯
去“送信”，这样，日军就可以乘机杀死他们，将他们说成是炸死张作霖的
凶手。
一切都按照河本的计划完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已经布好，只等张作霖来
送死了。
但是，日军行动的蛛丝马迹，已被奉天宪兵齐恩铭发现，他拍了份密电
报告张作霖，说最近几天皇姑屯附近日军可能在搞什么动作，不许行人通过，
请张作霖注意。张作霖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毒手，也就没有认真对待；但
他还是故布疑阵，先说6月1日起程回奉天，后来又改为2日，实际上3日
才离开北京。
就在张作霖离开北京前几个小时，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又一次拜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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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希望能从张作霖手中多得到点什么。张作霖气坏了，在办公厅里高
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
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
东北，我不能出卖东北，不能让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
我这条命早就不打算要了！”当时芳泽正在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急得团
团乱转。最后，张作霖草草应付了芳泽一下，就秘密地动身离开了北京。
张作霖再也没想到，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已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张作霖还在玩他的小花招。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时快时慢，开出皇姑
屯车站时，已是清晨5时20分。东北的6月，5点钟已经天亮，河本参谋原
先的打算是趁黑夜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到了此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了。5时23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车厢进入天桥桥洞，三百公斤黄色炸
药准确地炸响了。
张作霖身负重伤。
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铭匆忙中拦截了一辆汽车，将奄奄一息的张作霖护
送到奉天城中的“元帅府”。张作霖浑身是血。医生剪开衣服检查，发现一
只胳膊断了，血水不断从脖子下面涌出来。
张作霖闭着眼睛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没了！我不行了，快叫小
六子 （张学良）来……”
9点30分，张作霖停止了呼吸，终年54岁。
奉天当局为了稳住东北局势，没有立刻宣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6月6
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说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时，遇到爆炸，“身受微
伤，精神尚好”。元帅府内，依旧秩序井然。张作霖的卧室灯火通明，厨房
每天照样为张作霖做饭，医生天天进府为张作霖换药，并发布医疗经过和处
方。张作霖部下的官员们礼貌地迎送着“来访”的日本官员；张作霖的夫人
打扮得花枝招展，接待着前来表示“慰问”的日本官太太……
关东军一点真实情况都得不到，只得相信张作霖真的只受了轻伤，也就
不敢轻举妄动。而这时，奉天当局则在暗中进行紧张的应变部署。张学良接
连十多天，故意在北京出头露面，然后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20日，
张学良宣布就任奉天督办。
6月21日，张作霖的死讯才正式公布。
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东北的局势完全稳住了。张学良顺利地接替了张作霖，完成了这一危机
状态下的权力过渡。紧接着，张学良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东北三省也开
始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年12月28日，奉天城头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张作霖死了，日本军阀的阴谋并没能得逞。
（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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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猝死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面积为108．7公顷，比一
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1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这是世界上最
小的国家。但却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们的总部，圣城梵蒂冈在
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教皇是梵蒂冈的首脑，拥有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权，被认为是“基督
在世上的代表”，并对所有的天主教会拥有管理权。教皇终身任职，死后由
红衣主教团选举新的教皇。
1978年8月16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8月2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红
衣主教选举产生了新的教皇，他就是卢恰尼。
1912年10月11日，卢恰尼出生于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
庭，父亲是个普通工人。1923年，11岁的卢恰尼来到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就
读。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天资聪明。他17岁进入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1950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成了一名神学博士，并当上了卢贝诺一所神
学院的副院长。
卢恰尼身体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却十分活跃。1953年，约
翰教皇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作风廉洁，他拒绝一切送礼。在欢迎他的第一次会议
上，他对400名神父说：“我来时身上只有五里拉（钱币），希望走时也不
过如此。”接着，他又说：“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信徒们，不爱你们便是
不幸的主教。我保证做到，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出力奉献我的一切，我的生
命。”他任主教期间，的确是从无闲暇，整天忙于看望病人和残疾人，有时
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旧汽车出现在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具体
问题。
卢恰尼十分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属于穷人。他
奉行“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
他从来对个人和教会的财产都是十分冷漠的。
1962年，卢恰尼经过调查，获悉他管辖下有两位神父与一个倒卖商有些
瓜葛，投机赢利数额达二十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了所有的神父来开会，
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们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
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是穷人的教会。我们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来赎罪。”
1969年9月17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
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
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他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里就常常挤满穷人。他们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只
要他能办得到的，他一定尽力去办。在他的教区，有一位牧师提高了出租住
房的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一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牧师就赶他走。
卢恰尼得知此事，便立即去劝阻，但这位牧师毫不退让。卢恰尼当时就为教
师付了钱，让他继续住下去。
1973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1978年8月16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
选举。他压根儿没想到，投票的结果竟是他当上了新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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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传出来，信徒们一片欢呼。
第二天中午，新教皇登上皇宫的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二十万信
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也就是耶稣说的，应该是人
类的简朴与诚实。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
功利的教会。
8月28日，原来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卢恰尼决心先进行教皇制
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坐轿，取消了镶有红绿
宝石的三重冕和驼鸟羽毛，以及那长达六个小时的的仪式。加冕成了普通的
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毛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
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的权力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
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的问题。这个国家虽
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年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施舍”。
192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定了拉特兰条
约。罗马教廷被确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
款，也不必为进口产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士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
种特权。从这个条约开始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7．5亿里拉，并
移交10亿里拉的公债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1933年与梵
蒂冈达成契约。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8％到
10％交给天主教教会。仅1943年一年，梵蒂冈就得到1亿美元的收入。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钱用来购买军火企业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
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
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就至少掌握了5亿美元，常设管
理处拥有6．5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产远远超过了9．4亿美元。
可以说，梵蒂冈的金融触角已经伸向世界各地。
1968年，教皇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无疑是等于给
梵蒂冈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马尔钦库斯早就与美国黑手党有联系。1973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面额
达10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些股票，黑手
党给他1．5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挣得了4．85亿美元的非法利润。
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150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然后又
用大量假股票买下巴斯托吉一家超级公司。美国司法当局派人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使
得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马尔钦库斯有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
人是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然后，
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这些食品私运到墨西哥，在那里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
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企图逃脱的意大
利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
买下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大的股
份。辛多纳从银行窃取了大量的钱财。他的办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
们的帐户上转走，除扣下35％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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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银行辛多纳帐上，储户全被蒙在鼓里。万一有哪一位储户提不到需要的钱，
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你看出了这特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
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则是一伙原先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代号为
P2的秘密组织，主要从事军火走私，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的、
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梵蒂冈的一些神职人员。
梵蒂冈与黑暗势力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密切注
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
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
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报纸的一位编辑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勾
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济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
一些银行大亨。还有一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
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
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
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的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
他都起着代理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