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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语，对，是叫钦布里语。他给我们带来一本用那种语言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小说，书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是另一本书……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尔；我是说从陡壁悬崖什么的……”
“是阿蒂写的？”
“对，就是这个乌科·阿蒂。”
“请原谅，乌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吗？”
“嘿，众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境线修改过了，竖起了铁幕，过去是辛梅里亚的地方现在是钦布里亚，辛梅里亚被往边上挪了挪。这样钦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亚人的文学也接收过来了，以补偿战争给……”
“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观点，乌齐…图齐教授反对这种……”
“可以想像，这是大学里两个研究所、两个教研室、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甚至会不共戴天，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乌齐…图齐承认他研究的那种语言的杰作应该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种语言来阅读，那会……”
“可事实是，”你坚持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是本未完成的小说，不，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看到原稿了……”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 ＇①＇ 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 ＇②＇ 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 ＇③＇ 。”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①＇ 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②＇ 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③＇ 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第三位乘客。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例如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静悄悄骑了过来，正盯着我们看；我们那时正要把他，约约，扔到河里去（刚才贝尔西桥上好像没有人），他的头与手已伸到桥栏杆外面去了。我和贝尔纳德特这时只好装着锤打他的背。“吐吧，老朋友，把你的灵魂也吐出来吧，让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声嚷道，并和贝尔纳德特一起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到车上。这时他腹腔里的气体泄露出来，放了个响屁，两个警察哈哈大笑往桥下骑去。我想，约约死后与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全然不同，变得体贴人了；否则他是不会帮助我们这两个因杀害他而将要走上断头台的朋友。
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道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头顶秃了，脸色黄得像只柚子，人家也能认出我。我的头发是在斯蒂亚纳船上流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巴黎市郊这幢带院子的房子。我在这里建起了热带鱼养殖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巴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出一点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子，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毛茸茸的屁股夹在她的两条白大腿之间像活塞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头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头认出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干扰他的欢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种，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头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色油漆和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出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部塞进她那部生了锈的吃角子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瘫痪了的老妓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头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子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进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身上洒的劣质花露水味已掩盖不住尸体的臭味了，但我知道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管从哪个时刻、哪个地点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不，如果我全面观察那些被我排除在主要故事之外的素材，我会觉得它们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包围着我，外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总之，这些素材比起我讲这个故事时突出的那些素材要丰富得多，致使听我讲述的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看到故事的主流包括许多支流，一些重要的素材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回响或看到一点微弱的反光。然而我应该承认，这正是我讲述这个故事要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就是我努力运用的一种叙述艺术的手法。我进行选材的标准，就是坚持不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全部讲出来。
这种做法恰恰象征着极大丰富，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故事要叙述，我就会过分地围绕这个故事而奔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它丧失价值；如果我要叙述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便可以不带偏见地、从容不迫地进行讲述，尽管由于我过多地讲些细枝末节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每次听见栅栏门响时（我住在车库里，养鱼池在院子边上），我都这样自问：我过去生活中的熟人谁能上这里来找我呢？也许只有昨天认识的人，在这个村庄认识的人才会上这里来找我，例如那个身材矮小的阿拉伯清洁工（他从十月份就开始逐户给人送贺年片讨钱，因为他说十二月份时讨来的钱都给他的伙伴们吞了，他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也许还有在更遥远的过去知道我叫鲁埃第的那些人也可能一直追寻到巴黎郊区英帕斯这道栅栏门来，如瓦莱＇①＇的走私贩，加丹加＇②＇的雇佣军和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③＇时代巴拉德罗赌场中收赌资的人。
贝尔纳德特与我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毫无关系；导致我这样结果约约的那些旧账贝尔纳德特一点也不知道，也许她还以为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干的呢，因为她曾向我讲述过是约约胁迫她过着现在这种生活的。自然，我们是为了钱，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十拿九稳地可以拿到这笔钱财了。我和她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贝尔纳德特这种姑娘机灵过人，一点即通；这件事要么使我们共同摆脱困境，要么使我们一起遭殃。当然贝尔纳德特还有另一种想法，因为像她这样的姑娘要想在江湖上闯荡，必须依靠一个懂得她那门行当的男人。如果她邀我帮她干掉约约，那是因为她要我代替他。这种事我过去见得多了，但没有一次结果对我有利；因此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愿再插手这种事。
喏，正当我们要带他往回返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车篷内），贝尔纳德特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只手还得伸到后面车篷里扶着约约。我正要发动汽车，她却突然把左腿跷向排挡操纵杆，架到我的右腿上。“贝尔纳德特！”我大声嚷道，“你要干什么？你觉得现在是干那种事的时候吗？”她向我解释说，我不该在那个时候闯进她房间，不该在那个时候打断她；不管是跟哪个男人，现在她都要恢复并享受那被中断了的欢乐。她一只手扶着死尸，另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裤扣。我们三人挤在这窄小的汽车里，待在福布尔格·圣安托安内公共停车场上；她骑在我的双膝上，（应该说）和谐地扭动大腿；她那柔软的乳房像雪崩一样压得我端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