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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同时对十一岁的女儿使了一个“你出去一下”的眼神。以前他们在家里没事就给女儿这种眼神。让女儿出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吵架。说一些大胆的话，克制住的脏话也因为没有未成年人在场可以畅行，而不用担心会对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比如：宋伟，如果不是为了女儿，我早就和你离婚了。他急了也可以砸东西。而孩子没有一次是真正出去了，每次都躲在外面偷听，心理阴影早就有了。
这次宋歌拒绝看懂这种眼神。
他又叫：小歌你出去玩去。
她也跟着叫：小歌你听见没有。
宋歌坐在微湿的楼梯阶上，两只手肘撑在后面一层的楼梯阶上，自觉扮演着小把门，守着一个秘密。邻居谁多看一眼，她就和谁过不去。外面下着雨，不是那种绵绵细雨，而是干净利落的雨，密密麻麻有分量地打在地上，下得人心里很有数。甚至还能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及冲开地上积水的那种排水声。这些像是伴奏，衬托着屋里面的争论，听上去特别热烈。他们算帐，他们吵架，他们谈论。最后他们商量出再过一年后等孩子上完小学再去美国的决定。就这样有了女儿来美国的那个开头，有了她和女儿的这一切。
她处理完最重要的事情后，感觉需要关心一下他。宋伟，你有合适的人了吗？可话一出口，就觉得很欠妥当，这哪里是关心人家呀，分明是要人家把没有愈合的伤口给你看。话既出了口，她只得做出一副事儿妈的样子挤挤眼什么的。
我这辈子算是交待给你了。他冷冷地道，有一点阴阳怪气的伤感。
她羞愧起来，她对他的内疚是从这一刻真正开始的。
她临回美国的前一天，又出现在家门口，手上提着礼物。以往她面对宋家人一直是提着礼物的；从此礼物是她和宋家人交住的重要依据。空手到宋家，等于少穿了一件衣服。
来了？他的口气仍然略显粗暴，是他要求自己这样的。
她微微点头，听不出他的不和气，就像母亲不理睬与她闹别扭的孩子。
孩子那，你说还是我说？
我来说吧。他想了一下，也只有我能说服她。
她点点头，又问：那你父母呢？
也只能由我来说了。
他们一定不答应。
试着说服吧。总有办法的。
那谢谢你了。
他突然把目光移开，移到她无法找到的角落，然后说：你快走吧，省得待会儿我改变主意。
她又点点头，眼里含着一眶的泪。
这个时候，她对宋伟的感觉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错位。她曾对她姑子说：你们肯定都怪我吧。其实我心里也不好过。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补偿你们一家的。姑子说：谈不上怪不怪，只是文琴啊，你是可惜了。他对她是极有感情的，而她可能从来没有爱过他。离婚这个事实刺激出一种遗憾，以前她明确自己不爱他，现在反而不明确了。换一种说法：她突然会对这个男人深爱起来。 爱在此时大概也是欠准确的，那是一种比爱更有力量更本质的关切。
这个男人虽然吵归吵，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为难过她。以前他们一吵架，周末她就借故不去婆婆家，他领着孩子回去，可回来还记得给她带些饭菜——知道她一吵完架就不吃饭。出国时他不愿意给她签停薪留职手续。她就和他吵，最后他就在家属签字那档画了押，像签了资产转让手续般心痛。出国后她说离婚吧，他不说话。她问怎么了？他说：在想咱俩的事。她说：那想出什么结果了吗？他说：能想出什么结果，反省自己呗。不久他就办好离婚手续寄来。接下来她说把孩子的出生证明寄来，我想给她办移民。他说这事以后不要再跟我提，门儿都没有。可一个月后，她收到了女儿的出生证明，是快件。他就是这么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她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他又嚷嚷道：谁说让小歌去美国了？我只是让你先拿到出生证明。她连忙附和，是是是，出国的事情以后再说。这一个“再”字就是让他知道此事没完。他又叫道：你少跟我来这套。这次回国她说想接小歌到美国去。他不同意，口气那么硬，可是她的两滴眼泪不又把他给浇软了吗。
这样一个男人以前她没有好好珍惜，现在足以让她好好惦念。她的表情已经相当缅怀。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让她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就像后来她对大卫的感情，她也会在相爱中突然反感大卫。她一睁眼就看见大卫那张睡得呆呆的脸：油腻腻，眼角汪起一层蛋白质般的眼屎，还有他过长的鼻毛又已经很长时间没修理了。 白人的毛孔怎么这么粗大呀，她想起了她在农场宰杀的刮了毛的白毛猪。
这就是我的妈妈，在她身上这两种感情并不矛盾，也不涉及忠诚。
她突然想起女儿的那句“那我爸爸怎么办”，这时有了答案。她为自己的点子激动：宋伟，如果你想去美国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办出去。
她希望对他有所补偿，而且天真地希望这样——如果她和他都能在美国，虽然离婚了，孩子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孩子还能有一对双亲，不至于为了一方失去另一方。
可话一出口，她就心虚了。她的脸也跟着她的突发奇想红了一下，是孩子一样的愧色。
文琴啊文琴，宋伟“哼哼”地摇摇头，脸颊抽搐着，脸上出现一阵恶心，他瞧不起这话到了极点，我稀罕去美国吗？就算出国我会靠你吗？我爷爷就是从美国回来的。我爸的多少亲戚在美国。我需要靠你出去？笑话。
她自卑极了，傻傻地自我解嘲地一笑，微微缩着脖子。她不敢去看他的眼睛，不敢去看中国男人眼里东方式的傲慢。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匆匆下台。自以为一直掌握主动权的她，那些小伎俩小花招小恩惠通通没了出场机会，一时间还怪寂寞的。她有点失意。就像精心编排了一出戏，刚刚开场，才突然意识到席无一人，只有她自己被搁置在这荒凉的舞台上。思来想去，就是想不出一个适宜的表情来，她不得不立即转身收常
就像尽职的演员下台不忘谢幕那样，临走时她突然回头，望着她的前夫。 本想说些临别的话，比如彼此珍重后会有期，但她只叫了声她前夫的名字：宋伟埃很有感情。
如果说我妈妈对我爸爸真诚，就是从此刻开始的。
第二十四章 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1）
我突然有点慌张，感觉那两个女人——寻找女儿的母亲和等待母亲的女儿，全是我。今天的我才明白，那次的迷失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地理上的迷失，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迷失——在妈妈与我之间，在美国中国之间，在英文中文之间。浪迹异域，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这些年来所遇的人和事犹如过眼烟云，留下的只是一片感叹。我的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了摸，想掏出一块纸巾擦泪，纸巾掏出来了，却发现没有眼泪可以擦。
怎么了？爸爸问。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上海以前的事情。
现在是公元两千年的上海。
爸爸明白这正是我的伤心：公元两千年的上海，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上海的今非昔比，而我的情感和记忆，全部停滞在十二岁前。我的情感认知同现实世界之间真的离得太远了。我心里有点抱怨爸爸懂得太多，其实我有时候希望爸爸像别人一样对我内心的感受毫无察觉，我将照常长大，照常过日子。
爸爸又问：你和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是在美国啊，爸爸。
就是这种故做轻松、还带着几分年轻女子的俏皮与玩笑的语气，让爸爸听出了真实意思：我已经相当美国化了，当然也包括学会了美国式的激情。我像所有的美国孩子一样，记住妈妈的生日，母亲节也会送花。出门声情并茂地说我会想你妈妈，打电话麻木不仁地说我爱你妈妈。可话只过嘴皮这一道，不过心这一关的。中国人的家庭准则对在美国成长的孩子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些？“孝”这个字英文里没有，英文充其量说“尊敬”。对于美国人，尊敬是出于礼节，是一种教养；对于中国人，孝是出自品质，是一种精神。
你应该和你妈妈好好谈谈。他叹了口气。
我不表态。
你需要我和你妈妈谈一次吗？
我笑了：你和她最后一次谈话是什么时候？
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后说：是六年前，关于钱。
关于钱？我眉头一皱。
是的，当年爸爸公司倒闭，你妈妈借了一笔钱来。
这样埃你是说妈咪寄了一笔美金给你吗？我失声叫道。这么明显的事情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妈妈太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爸爸不放心地问：怎么了？你妈妈是不是为了这事和大卫吵架了？
我点点头：妈咪悄悄把钱借给你，大卫不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这事离婚的。当然也不全是为了这事，还有别的事。
他叹口气，晃了下脑袋说：你说这算怎么回事。那她的日子不好过吧？
不，那样子她的日子反而好过了。
爸爸知道我的意思：那样做她自己心安。她需要这么一个举动来结束她内心的负疚之旅。这些年她也许一直等待这样一个机会。
爸爸对我说：其实你妈妈也不容易，你别看她好像什么都有了，有房子有车子有家庭，其实这些年她过得并不快乐，她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人一旦有了歉意就往往不太容易过得高兴。越是善良的人越是容易内疚。
他又说：小歌啊，你看爸爸吧，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出息，可活得还是比较心安理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学会了原谅。
原谅是他对他全部人生的总结，也是他的最高智慧。
我了解我爸爸，其实他并不天生具备这种美德；其实他只是希望自己具备这种美德，希望我能养成这种美德。但当一个人向往美德时，美德也会显示于他。终于这种美德潜伏到他的气质中，荣耀顽强地支撑着他快要毁灭的肉体。
他对我微笑着，将生活的苦难隐在嘴角的皱纹里，一种成熟的纯洁浮上他的嘴角。那真是一个好看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爸爸发出一种道歉的笑。我觉得这个笑其实是我代我妈妈发出的。
我们回到新搬迁的家，那是一片崭新的住宅小区，草坪整洁有序，绿得纯正。有着写意的宁静。望着这片漂亮的房子，我突然很感慨地笑着问爸爸：如果当年就有这样的房子，你说我妈还会不回来吗？
爸爸没有笑：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
什么都是新的，却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玩具与用品。 爸爸问还有印象吗？我说，当然有了，只是什么都缩水了。缩水的包括我的爸爸。
我开始仔细地观察爸爸。我从小就注意到他的高大及与他高大不相称的孩童般的顽劣，现在这个大男孩老了，也瘦了。那是男人的瘦法，他的肩胛骨还是十分宽大，只是残忍地耸出来，像一只衰老的黄牛，扛着一身肋骨和皮——凸起的肋骨和垮下的皮，还有这些年来的苦痛。还有很尖的胳膊肘。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衬衫，袖子领子里都灌着风。头发和眉毛都精心梳理过，服服帖帖，只是头发染得过黑，像一顶假发。眼睛有些虚肿，嘴唇干到爆皮。
爸爸起身开窗，我说我来，他不肯，叫我坐下，哪里舒服就坐哪里。他也不要我搀，他甩开我的手略做生气地说：你是搀我还是拿我当拐？他不要感觉自己病倒了。骄傲的爸爸是回避这些的，强壮曾是他的特色。我记得小时候爸爸经常 把自行车连同坐在车上的我一同扛上楼去。这样的爸爸怎么也不像会生病的人，他的高大健壮仿佛就是他健康的保证。现在他的牛高马大只是一种虚设，里面的部件全坏了：胃被切了一半，肝硬化，在心脏那里装了个小小的仪器。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他为我关窗。雨水顺着他的手势被完全地关在外面，我感觉到那份温暖及爸爸带给我的安全。对于女儿，那就是幸福。
现在我看到了他的背，他那消瘦如搓衣板的背微驼，衬衫皱皱巴巴愁眉苦脸着。当一个人在背后受到打击，他的背也会显得特别忧伤和敏感，充满了正义和人情味。他猛地一挺脊梁骨，带动一身的肋骨哗哗作响，像对我打在他后背的目光不堪负荷。他头也不回：哥儿们，你看爸爸变了吗？爸爸还是叫我哥儿们，好像我小学刚刚放学回家一样。
我避重就轻地说：就是变矮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 爸爸在我泪水之间变了形，真的矮了起来。我知道是爸爸这个忧伤的背牵动了我全部的情感。
爸爸一回头就看见他泪流满面的女儿，看见我的眼泪如何像下雨一样一串串地往下落。他呆了，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怎么了？爸爸说错什么了？他只是一味地问我，想安慰我，却不知道他也已是老泪纵横。他对自己泪水的浑然无知，更牵动了我。
我们父女二人就这样隔着老远，相对垂泪了好一会儿。 爸爸缄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失败，六年的监狱生活更是只字不提。而我把海外这些年的生活全部倒给了爸爸，包括我的逃家、结婚、离婚和流浪。
第二十四章 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2）
爸爸一边听一边心痛地点点头，表情却不吃惊。我说过人在背后遭受过打击，他就会产生一种第六感知，预料得到一些背着他发生的事情，哪怕是隔了重洋。
我一直在哭，就像当年对着我妈妈痛哭。只是这时的哭已经是成年人的哭法，不再是当年那样的哭天喊地。那份威胁那种发泄，只有小孩子做出来才奏效。现在哭得内敛多了，两脚前后搭着，像是穿了窄裙逼出个很淑女的仪态，一只手臂横跨胸部支撑另一只手的胳膊肘，得以支撑的手臂高抬着，随时准备拭泪。
爸爸全看见了，他坐着，没有说话，不安慰我。不像我的继父那样走上前给我一个安慰式的拥抱，也没有递上一张纸巾，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心里很罪过很心疼地看着我。除了这样听着看着，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合适。一个男人屡屡受挫，最后连自己的健康也搭上，他怪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我。
爸爸真的病得很严重，远比我想像的严重。而这些我在美国时并不知道。 爸爸苦笑：写在纸上的日子当然要比实际的好了。男人的痛苦总是隐藏得比女人深。他们对我封锁消息，当然是为了我好。现在我和他们又一起对爸爸封锁消息，当然也是为了他好。
我经常需要为父亲跑医院和药店。我经常这样一个人走过上海的大街小巷，一直走下去，一直找下去。我总感觉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爸爸知道我中文有限，每次上药店，他都为我写好一张中文纸条。我并不需要多说话，只要付对钱就行。而对钞票我向来是不糊涂的。可是那天我把爸爸的纸条弄丢了，只能用有口音的中文向老板娘求救。
老板娘看着我，用很蹩脚的英语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那是韩国人吗？也不是。我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上海人。当我用英语交待自己是中国人时，心态有点敏感、自尊、窝囊、慌张，有点底气不足，还有点自惭形秽，恨不能与人打上一架的不平衡。但是，我找不到人打架——没有人可以为此事负责。我仿佛又变成那个初到美国的十二岁小姑娘，非常弱小无助。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后面有亲切的英语。我回头，一双蓝眼睛对我说：我会讲中文。他用流利的中文向老板娘解释我的需要，而且没有忘记对老板娘说一句：给张收据。
一个讲英文的中国女子，一个讲中文的美国男子，老板娘想这两个人到底谁是外国人呀？这时是两千年的上海，什么事情都可能在这座城市发生。一个在银行门口捡到一枚别针而幸运得到工作的乡下小子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银行家，昨天发生在纽约，今天就可能发生在上海。没有这样的故事在后面支持着，移民城市会寂寞的。
出了药店，他问我是给自己买药吗？
不，是给我爸爸。他身体一直不好。你呢？
是给我太太。她自从来了上海总觉得胸闷，不适应。
谢谢你帮助了我。我掏出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问，你要吗？
不，谢谢。他微笑地拒绝了，想想又笑道，如果我和你熟一些，我会叫你戒掉。吸烟有害健康。
那如果我和你熟一些，我会说，你真烦，口气像我妈妈。
那我会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爱听，但这是为了你好。
我会说，我知道。我笑了，顺势又递上一支烟，来一根吗﹖
你最好戒掉。吸烟有害健康。
你真烦，口气像我妈妈。
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爱听，但这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
我们都笑了。他伸出一只手：我叫阿牛。
阿牛？好名字。我叫海伦。
接下来，两人喝了杯咖啡，攀谈起来。 阿牛是在上海工作的美国人，他的祖辈就到过上海，为了寻找机会。现在他们又来了，同样也是为了寻找机会。只是他的祖辈买张船票就来了，而他在台北学习了两年中文，能讲很好很好的中文，能为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做翻译。每年圣诞节才回家，回到三藩市，那里还是老样子，朋友们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家里一切如故。感觉他们都在等着他回家。那种感觉挺好的。
相应地，我说起我的情况。他问：你爸爸为什么要把你送到美国去呢？
因为他们根据常识来判断，都觉得把我送到美国对我更好。他们大概以为到了美国就能上哈佛，到了美国就能够幸福，可惜错了，至少在我身上是错的。我对阿牛说，我觉得我爸爸把我送到美国是错误的。如果我在上海可能会快乐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成长，另一种心态。但怎么说都会更合理一些。
那你想家吗？
我很难定义家。我妈妈在美国，我爸爸在中国，你说我到底是想哪个家呢？我在中国生活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