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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第三章 西方感性主义幸福观
此唤起人们对现实幸福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但是，无论如何，不考虑人的社会性，不对人作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而只是根据人的某些生物性特征，并片面地加以夸大和强化，是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类的幸福生活的，也不可能给人类的幸福生活指明正确的方向。其次，费尔巴哈把幸福作为道德的前提，并进而看到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道德及道德进步的作用，这个观点，具有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其真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道德不仅以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道德作为意识形态还与人类的精神生活相联系。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必然带动道德的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精神的因素对道德的影响相当大；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道德的进步更多地将依赖于社会的精神文明的提高。况且，幸福本身也不只是物质性享受，幸福还包括人们的精神快乐和精神享受。我们认为，费尔巴哈对康德的批判过于偏激和绝对。康德确实有忽略人的物质需求的倾向，但康德提出的“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尤其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这个观点对于人们认识幸福的本质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在论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问题时，费尔巴哈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相比，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证方法和观点。如对个人幸福的划分，要求人们在几种可能的个人幸福中选择最为合理的一种，要求人们在比较中行动，尽可能地减少对他人和社会幸福的妨碍。再如，他用义务和良心来解决二者的关系。虽然他的落脚点还是个人利益，但他希望人们通过义务这个尺度和良心这面镜子，能对个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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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８
加以道德上的检视。尽管这种检视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我们看到了费尔巴哈所做的努力，他力图寻找到一个获得合理的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最佳途径。然而，他的幸福观的理论前提——追求感性快乐——决定了他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最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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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第四章 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第一编 第四章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以趋乐避苦为基础的感性主义幸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由于思想家们在理论体系上采取的视角不同，虽然都以感性因素为人生幸福的出发点，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这一章将要叙述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没有把功利主义幸福观与感性主义幸福观放在同一章中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另一方面，功利主义幸福观在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功利主义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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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９
第四章 一 有数量差别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的幸福观功利原则：增进幸福、减少痛苦A苦乐的价值及其计算A我们在初步了解了感性主义幸福观后，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无论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还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或是费尔巴哈，他们在探讨幸福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都把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作为其幸福观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思想传统到了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又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的快乐主义幸福论，这就是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又译作“功用主义”）幸福观。
边沁是英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自从在大学期间发现了休谟（１７１—１７６年，英国伦理学家）所著《人性论》中的“功利”
概念后，便把研究功利当作自己的学术方向。
１７８６年，他在对牛津大学的一次访问中，首次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说法，这成为他终生推崇和宣传的伦理信条，也成为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经典表述。在对这一说法加以论证和探索之后，他提出了既与感性主义幸福观相联系，又有新的发展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把霍布斯（１５８—１６７９年，英国伦理学家）
、洛克和休谟不太明晰的功利思想进一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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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第四章 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化。
功利原则：增进幸福、减少痛苦A我们知道，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崇尚趋乐避苦的快乐主义，这对边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边沁继承了爱尔维修的人性论，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类共同的伦理追求。他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他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链环。……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受。。。。
苦乐的统治，并且以这种统治为其体系的基础，这种体系的目标在于凭借‘理性’和‘法律’之手以建树福利的体系。“
①
边沁说得很明确，人类受苦乐感受的支配，苦乐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和依据，并且是道德判断的标准；人们为什么这样做而不 样做，全是因为对苦乐感受的不同理解。由于苦和乐是“两个至上的主人”
，所以，它们也被功利原则所承认，而且成为功利原则的基础。
什么是功利原则呢？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一书的开头就作了清晰而确切的说明，他指出：“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
②如果与前面所说的快乐和痛苦这“两个至上的主义”相联系，那么，我
①②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务馆１９８７年９月版（下同）
，第２１０—２１、２１—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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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９
们可以看到，边沁首先把趋乐避苦当作功利原则的根据，进而又把功利原则看成增进或者减少人们幸福的标准，这样，快乐与幸福就有了必然的联系。边沁认为，当一种外在事物给人们带来幸福而避免灾祸时，就符合功利原则，这种外在事物便趋向于产生福利、利益、快乐、善或幸福，防止与利益相关的人们遭受祸患，如痛苦、恶或不幸。在边沁眼里，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是同一的特性，痛苦、恶或不幸也是同一的特性。至此，边沁毫不隐瞒地公开了他与法国唯物主义相同的快乐主义幸福观，幸福就是趋乐避苦，幸福就是获得快乐。
边沁对功利原则的解释并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论上，他对功利原则又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当趋乐避苦所涉及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时，那么，由快乐而获得的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如果所涉及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个人的幸福。边沁认为，不了解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幸福，就不能侈谈社会的利益和社会的幸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得不到满足，社会的利益和幸福当然就无从谈起，个人利益和幸福是社会利益和幸福的基础和条件。
但是，边沁又指出，功利原则“讲的是凡有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正确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①这就涉及到个人之外的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那么，怎样由个人的幸福过渡到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呢？即怎样达到“最大多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２１１页之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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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第四章 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数人的最大幸福“呢？边沁认为，虽然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而且人人天然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在人性中仍然存在着顾及他人和社会福利的因素，这就是人类所具有的同情意识、同情倾向。由于人们之间存在同情，就会产生一种与个人幸福并不矛盾的仁慈快乐，即当他人和社会幸福时，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对自己幸福的威胁。于是，个人在考虑自己幸福的同时，也能适当地考虑他人和社会幸福，并同情他人的生活境遇，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感情。
边沁进一步把社会利益和幸福看成是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和幸福之总和。由于趋乐避苦的行为不仅涉及个人幸福，而且涉及社会幸福，所以，边沁区分了符合功利原则的几种情况：（１）
如果一件事物趋于增大某个人的快乐的总和，或者，趋于减少他的痛苦的总和，那么，它就增进那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或者有补于那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这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２）如果有一种行为，其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其任何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向，那么，这个行为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３）如果有一种政府设施，其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其任何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向，那么，这也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边沁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说明了符合功利原则的几种情况。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功利原则的核心是增进幸福、减少痛苦；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或政府的行为，符合功利原则的特征都是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幸福，尽可能地减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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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９
功利原则在边沁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基本的和指导的地位，因而，边沁对这个原则倍加推崇，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原则。他指出，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们在其一生中的绝大多数场合，都会不假思索地采纳功利原则，因此，无论是哪种原则，只要与功利原则有任何不合，就必然是一种错误的原则。如要使人们相信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最好的方法是分析丢弃功利原则后所必须取而代之的其他原则。于是，边沁举出与功利原则不合的两种原则：一是与功利原则始终相反的“禁欲主义原则”
；二是有时与功利原则相反，有时又可能与之相合的“同情与反感原则”。
边沁认为，禁欲主义原则与功利原则一样，“也是根据任何一种行为看来趋向于增加或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为准，来决定对之褒贬的；不过方式正相反：这种原则之赞成行为是以它们趋向于减少当事者幸福为准的，它之反对行为是以它们趋向增加当事者幸福为准的”。
①禁欲主义者认为，某些在一定环境下获得的快乐和幸福，久而久之就会伴随着出现远远超出快乐和幸福的痛苦和不幸，为了避免痛苦与不幸，应当反对现世的快乐和幸福。如果继续往下推论，禁欲主义原则就会被推向极端，一直发展到爱上痛苦而反对幸福。功利原则能够始终一致地被人们所奉行，就是因为它对人类有利。
“但禁欲主义原则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为任何活着的人所坚持奉行。只要让地球上十分之一的居民坚持奉行它，不超过一天，就会把地球变成地狱了。”
②
①②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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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第四章 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至于“同情与反感原则”
，边沁认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原则。
“它赞成或反对某种行为，既不虑及它是否趋于增加有关当事者的幸福，也不计及它是否趋于减少他的幸福，而仅仅因为一个人觉得自己想要赞成它或者反对它，他把赞成或反对本身看成了充分理由，而否认寻求任何外在根据的必要。”
①这一原则仅仅因为某个人赞同一个行为就将其判断为正确，仅仅为了保护个人的偏好就制定出某个原则，这就证明，这一原则的随意性很强，它放弃任何外在的标准。当然，这种原则也常常同功利原则的要求相吻合，因为人的好恶等主观情绪来自人的功利原则，“一个人之所以要憎恨一种行为，其理由还有比深感这种行为之为害更为自然更为普通的吗？
无论任何人，什么东西能置他于苦境，他就会憎恨它“。
④
这样，即便是“同情与反感原则”
，也有与功利原则相合的地方，由此更表明了功利原则的正当性和唯一性。
边沁如此花费笔墨来论证功利原则的正确和有效，无非是要向人们说明，功利原则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而其他原则没有这个功能，因而，只要人们的行为符合功利原则，那么，不光是个人能够获得幸福，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得到幸福。这样的原则，从实践上讲，带有更大的伦理号召力和鼓动性，也表达了边沁希望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伦理理想。
苦乐的价值及其计算A①④同上书，第２１７—２１８、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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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９
边沁反复告诉我们，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功利原则是人的行为准则，人的所有行为都应以增进快乐和幸福为目的。
但快乐不是单纯的，任何一个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行为，其后果往往是很复杂的，几乎任何一种行为都会同时带来快乐和痛苦。因此，人们就要对此加以权衡和比较，选择那些快乐大于痛苦的行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快乐和幸福大于痛苦和不幸呢？边沁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苦乐的价值标准和计算方法。
对个人的行为而言，苦乐价值的大小计算标准有以下七种：（１）强度，即行为给人带来的快乐的强烈程度；（２）
持久性，即行为给人带来的快乐的持续时间的长短；（３）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即人们所感受的快乐是确实存在的还是虚假空幻的；（４）迫切性或遥远性，即快乐是眼前可获得的，还是一个遥远的希望；（５）继生性，即快乐或痛苦产生以后随之产生同类感受的机会，也就是乐后之乐、苦后之苦；（６）纯度，即在产生痛苦或快乐之后不产生相反感受的机会，也就是不产生乐后之苦、苦后之乐；（７）范围，即痛苦或快乐的扩展所影响的人数，也就是受痛苦或快乐影响的人数的多少。
为了便于人们记忆，边沁还特地为此编了一首歌诀：“苦乐原有特征，强、久、确、速、继、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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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第四章 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观
为私应求此快乐，为公要推广此快乐；避苦是你本分，如苦不可免，应该求减轻。“
①
制定了以上七条价值标准后，边沁又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考虑和决定行为。他假定在那些最直接受到行为利益影响的人群之中，任选一人，然后计算下列各类价值：（１）计算这个行为首先产生的明确可辨的每一快乐的价值。
（２）计算这个行为首先产生的每一痛苦的价值。
（３）计算这个行为在获得初次快乐之后产生的每一快乐的价值。
（４）计算这个行为在遭受初次痛苦以后产生的每一痛苦的价值。
（５）对一个行为者而言，总计所有快乐的一切价值和所有痛苦的一切价值，并加以衡量。如果快乐的价值为重，那么该行为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一种好的趋势；如果痛苦的价值为重，那么该行为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坏的趋势。
（６）对集体或社会而言，首先要计算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数目，对其中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上述步骤。然后，就该行为对每一个个人（如果行为趋势总体是好的）所有的好趋势的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２２７页之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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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９
大小，来求得表示这一好趋势的程度的人数总和；在行为对之有总的坏趋势的那些个人方面，也同样进行总计。权衡二者轻重，如果快乐价值为重，那么，该行为就对有关的个体总数或集体、社会有好的、善的趋势；如果痛苦的价值为重，则该行为对同一集体、社会有坏的、恶的总趋势。
在边沁看来，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方法，似乎只要按照这些方法来计算，人们就能选择最好的、最快乐的、最幸福的行为。但是，边沁认为，我们并不希望在决定每一次行动之前和作出每一个道德判断之前，都严格遵照如上程序进行计算，况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边沁强调，如果经常地注意这个计算过程，那么，在某些场合下所进行的实际过程同这种计算过程越接近，也就越接近一种正确的过程。
对此，边沁充满信心地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应用于任何快乐或痛苦的计算，无论快乐或痛苦以什么方式出现，无论它们采取什么不同的名称。
“这过程可应用于一切乐，不论它被称作善（恰当地说，是乐的原因或手段）
，或利益（ｐｒｏｆｉｔ）
（即辽远的乐，或其原因或手段）
，或方便，或便宜（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或惠（ｂｅｎｅｆｉｔ）
，或好处，或幸福，如此等等；可应用于一切苦，不论它被称作恶（它与善相应）
，或害（ｍｉｓｃｈｉｅｆ）
，或不便，或不利，或损失，或不幸，如此等等。“
①
边沁自己对这种计算理论的评价是：“这既不是一个没有用处的理论，也不是新奇而无根据的理论。”
②只要人们对自身的利益有比较清楚的看法，那么，这个理论与人类的实践
①②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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