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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