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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
“我们身边有个罗基。那家伙怎么样？”
“艾迪。”
“艾迪，对，还有契柯，是吗？”
“啊，对，契柯跟他的女人有些口舌，他跑了，”特工契柯已经撤退出这一行动。
“我不喜欢那么干。你看，那里还有一桩事我得要查一查，还有一桩也不好。”
“啊，这个女人弄得他都快疯了。”
“我明白，但是那不好。这些事都与你有关，我不能事事都负责。像现在，关于那里的罗基的事，他们也就随他去了。”
秘密警察罗基，我曾帮助他介绍到党徒一伙当中，让他单独执行自己的任务。他曾在那次游湖的汽艇上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搞汽车业务，离纽约市不远。我帮助罗基建立这个业务，作为他的掩护。托尼·墨拉出牢房以后，就开始和罗基混在一起。这使勒菲蒂陷入了困境。由于是我介绍了罗基给他，勒菲蒂认为罗基是属于他的人，罗基不论干什么，所得的都应该有他一份。同时，勒菲蒂又不想同墨拉有什么瓜葛。
“他现在跟那个密探混在一起，”勒菲蒂说的密探是指墨拉，“我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同他相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这家伙干了些错事，多尼，我和你要分手了。我知道，这家伙要送我们的命。这事儿我要找你谈。”
我也弄得不知所措，因为罗基和墨拉之间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感恩节的前几天，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我们明天就出门，一共4个人。”
“谁来？”
“你只管开车来接我们。他到时候会告诉你的，”他把飞行的班机及时间告诉我，我记了下来。他所说的“他”是指孙尼，到时会跟我谈的。“共4个人，别的什么也不用问。”
“好吧，就这样。啊，这些都是要人还是什么？”
“看，叫你别问嘛。只管订几个房间就是了。你还得为我们准备一辆汽车，搞个大的，能坐4个人。费用就从我们的买卖中报销就行了。”
“好的。”
“两个房间，双人的，相互连在一起，靠池边。”
几个小时以后，孙尼打电话来了。
“喂，有几个人要到你那边去，他们要汽车，只有布比同你讲要些什么，你有什么事只同他讲。待会儿我再处理。”
“好，就这样。”
“只有他与你讲。”
“好的。”
“到了那里他们会向你解释。”
我说：“我刚才还和勒菲蒂说了话，他说，你要同我谈，说有几个人要到我这边来。不过，你没有讲到任何情况，是吗？”
“明天去。”
接着，我又给勒菲蒂打电话，我让他们俩彼此提供情况好掩护自己。我说：“我刚才同他谈了话，他说有布比，还有别的几个人要到这边来。”
“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吗？这混蛋究竟想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只对你说布比以及另外几个人明天到你那儿，根本就没有提到我。”
“根本没有，但是我说我已经和你谈过话——你瞧，我不想提任何人的名字。”
“对，不牵涉到别人。我们干的事一向正确。我们不能把自己弄得很尴尬，这很重要，尤其重要。现在，我们不想把人牵到一块儿，懂吗？”
“懂啊。我们只管把汽车给你，由你支配。”
“我们回去，搞个宴会，喝喝酒。”
“明天晚上你什么事没有，对吧？”
“对，没别的事，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聚一聚。等我过去再说。等见到你的时候，我会向你说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罗西准备到坦帕机场去迎接他们。我们设法控制花费，尤其是对于勒菲蒂的开销。我对罗西说，我不想花钱为他们租车，要租他们自己租。
我们接到了勒菲蒂、布比、前纽约的一个警察名叫戴尼斯以及吉米·莱格斯，即詹姆斯·艾匹斯科比亚，是个身高6英尺4的大个子，瘦胳膊瘦腿，大腹便便，头戴假发。
勒菲蒂问：“租车了吗？”
“没有，我的运通信用卡已用完，而且还超了支。”
“啊，那谁来租车？”
“你的卡也能用一次嘛，为什么偏偏要我付？你们到这儿究竟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接着我们到了领行李的地方。过去我总是为他提行李，这次我没有那么做。别人的行李都拿到了手，只有他的包还在转带上转动。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自己把行李拿起来。
这事儿当着其他老练党徒的面发生的，他一肚子的火。我作好了准备：等到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听他的指责。可是我不在乎。我对勒菲蒂已经感到厌恶。
我和勒菲蒂还是经常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我的感情很真挚。也有多次场合我恨不得当场把他拍死，因为他弄得我非常难堪，简直不拿我当一回事。比如，我们可能在一家中国餐馆，我订购的菜可能不是中国菜，他就当着众人的面骂我傻瓜加笨蛋。我知道他不仅对我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总是忍气吞声。
早在1979年年底，我就曾为什么事对他来了火。我说：“我又不是你的奴隶。你出门时，别老当着众人的面让我难堪，因为我可能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会揍死你。我那么干对我就糟了，因为被处死的将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他回答说：“多尼，你看，这你就不懂了。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教育你。你从来就没听到我那么同迈克·沙贝拉说话。如果迈克听到你那么说话会怎么样呢？他们搞登记业务，可没有把你算在内。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老练党员吗？”
现在，我们俩比其他人提早上了租来的汽车，他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了。
“你这混帐，当着我朋友的面让我难堪。”
“啊，你也不高兴了？那你现在就体会一下，当你弄得我难堪的时候，我是什么滋味。现在我想让你受点教育：我不再是个听差，我为大家弄到了许多钱，我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重。”
“你就不想一想，他们会注意到吗？你怎么不会想想，他们回去以后要告诉孙尼？难道你没有想到过，这是你往自己身上抹的黑点吗？”
“我从来没有为难过孙尼，因为他是老板。但是，如果大家都搞这一套把戏，那搞就是了。”
他叹了口气：“6年了，你丝毫没有长进。”
当过警察的戴尼斯和吉米·莱格斯上了我们那辆车；布比和罗西开车。
车子在开往塔希提饭店的途中，布比问罗西：“你们有多少支枪？”
“3支。”
“好。不过我不喜欢像0。25口径的小枪。”
“我有0。32自动手枪。”
“那种枪还不错。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有什么行动。我们只是观望观望，试试时间，了解一下圣皮特堡那里街道的情况。如果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回来就动手。”
“试试时间”就是指在抢劫以前的侦查工作，从动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时间。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大概待到了凌晨5点。大伙儿吹牛，说笑。我们谈到了雇佣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么困难；谈到了几家主要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谈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我们3个人来到了饭店的休息室里，大家喝了一点饮料。我们并不是一道去局长的房间，而是分开一个一个去，每个人相隔几分钟左右。
局长的身边有个副官，在场的还有坦帕的案件特工基尼，他对会见作了协调工作。韦伯斯特法官——他先前曾是联邦政府的法官——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说话声音很轻，有时很难听清。
对于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行动，他给予赞扬；对于我搞隐蔽工作时间这么长、打入这么深，他也很夸奖；我们为干隐蔽工作作出的牺牲以及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他都作了鼓励，祝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好。他熟悉这个案件工作，知道谁是主要任务执行者。他还问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此时的确不是汇报工作的时间，因此谈得很简要，很一般。他主要关心我们的福利，确保我们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向局里要求的东西得到落实。他说，他正是为了这些事来看我们，而且要亲自看一看。
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感到很荣幸。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并且从我们赌博登记业务的“获利”中带2，500美元去。他说，他们的足球登记经纪业务三个星期连续很糟，他需要钱放回到街道上去。
他说：“上次你来时，在约翰房间的事你还记得吗？你提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吗？”
“我不知道，那伙计我还没见到。”
“那这样吧，见见他。”
“好的。如果那东西弄不到怎么办？”
“你不一定要弄到，只要渠道畅通，东西总还在。我现在的兴趣就那一个问题。”
勒菲蒂很快就来了电话。
“我拿支笔，把那些数字记下来，”他说，“因为我要去见那人。昨天我们赚多少？”
“昨天，1，160块。”
“那一天呢？”
“星期四那天？达拉斯那场子？”
“是的。”
“我们赚了2，480块。”
“这么说，你们那个星期仍然赚了1，500块。”
“对，不要忘了，对他说，我还要拿出1，000块来付那人的薪水我想给他一些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收。”
“这样，我就要坚持一下，然后到星期三我见到孙尼的时候，我亲自向他解释。”
勒菲蒂又是叹息又是呻吟：“我不大舒服，可能得了流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要我在家待一个星期。我预定了一次做胸部X光透视。我现在没有钱，谁也不会给我。注意，多尼，你到这儿来给他带东西的时候，也给我带105块钱给租车的费用，知道吗？因为那105块钱我要给老婆。她要付运通信用卡。这事儿我已同他谈过。”
我给孙尼送去了2，500块钱，并且对他说：大麻的事仍然有效。他说：约翰那伙计欠了高利贷款子20多万。约翰就是我上次在他公寓里并带了样品给他的伙计。孙尼说：“既然他是跟我一起干的，我得为他担保。20万中，有6万是欠卡明的。我叫他把15万的珠宝给卡明。我对你说，我不想再作难他。有个家伙想他妈的要干掉他。他积欠了那些债，然后对谁都说谎。”
孙尼买了100磅大麻，卖主是在迈阿密的一个古巴人。孙尼与在长岛的某人达成了交易，叫那人出售。他还想尽快再弄到100磅。他在迈阿密还有可卡因方面的联络，样品检查有81％的纯度。他以每公斤47，000美元买进，要我们加紧海洛因方面的联络关系。
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办公室里，彼特和汤姆·所尔姆父子俩正试图加紧他们与罗西的毒品买卖。这两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趾高气扬。罗西坐在办公桌后面。儿子汤姆，戴着金链子、金手镯，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扶手椅子上。彼特站在那里，双臂交叠，或者走来走去，或者不停地为他们倒苏格兰威士忌酒。
罗西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海洛因。”
“海洛因难，”汤姆说，“大麻要多少？”
“你要是给我一些样品，我就有人在星期三从纽约来，他们会告诉我需要多少。”
彼特说明了大麻是如何转手的。“他到这儿来，在旅馆里登记住下。迈阿密北面，好莱坞以及劳得戴尔酒店都很好。他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到他那里。他带着钱，对吧？你把你车子的钥匙给我，我就交给我的人。他就去，把货装到车上，再开回来。他来到房间，把钥匙交还给你。就行了。每个包上都标了号码，注明了重量。先买我们一次，你就有数了。”
“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