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我上了楼进了房间，对勒菲蒂说了真相。他说：“我就不信。她一点也没有涂脂抹粉，也没穿短裙或别的什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这个地方可得当心自己啊，你会把在纽约的那种精明劲儿丢光了。”
他虽然经常外出干党徒的买卖，可是出门的飞机票总要依赖别人订购。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总要我给他订飞机票。我发觉，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订购飞机票。“多尼，在飞机场上，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不知道。就对他们说，回去的时候公开。”
“怎么叫回去公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九章 密尔沃克
“你说从那个家伙手里为我弄1，000块钱，这事儿怎么样了？”勒菲蒂问。“什么时候能拿到？”
我们正在他寓所里吃晚餐，吃味道鲜美的牛排。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不过我得有话跟你说在前头。钱可能是有。他说他在一家工厂当了几年工人，积蓄了不少。现在他想搞自动售货机营业。他妻子为此给了他不少钱，再加上他自己的钱。不过，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我猜想，如果我们帮他一下忙，说不定我们能搞一点营业什么的。”
“那家伙可靠吗？”
“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他的时候，他很不错。我和他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我在介绍任何人时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从不为别人作百分之百的担保。我只是说：我认识那伙计，他对我很可靠，你自己作出结论。以防在工作过程中一旦出了差错，还可以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行动计划。
“你说他在哪儿？”
“密尔沃克。”
“密尔沃克！他是不是联络成员？”
“不是，他对我们一伙毫无所知。”
勒菲蒂放下了手中的叉子。“多尼，这家伙发了疯。他妈的他难道不知道，在任何地方开办售货机营业，没有联络是办不了的吗？尤其是在密尔沃克。他们那里才厉害呢，可不像在纽约，多尼，他们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打得你非滚蛋不可。那帮人才凶恶呢。你知道，他们听从芝加哥那边。他们能把人给毁掉的，多尼。如果那伙计是你的朋友，你最好叫他快撤出那个城。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营业弄回到巴尔的摩去呢？巴尔的摩由菲利和泽西城的伙计所控制，同他们打交道要容易些。”
“那伙计已经在那个地方住了好一段日子了，勒菲蒂。他的家庭，什么的，全都在那里。他不想离开。”
“叫他别想那种营业了。他有多少钱？”
“大概10万、20万。”
这一说，打动了他的心。“你说他叫托尼？这么着，你最好让我和他谈谈。你到那儿去，带他到我这儿来。把他答应给我的1，000块钱也带来。我实际上不止要1，000块，多尼，叫他带2，000块来。我们就一起谈谈。”
我去了密尔沃克，见到了托尼以及办案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他们向我提供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在密尔沃克所控制的范围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纽约方面和巴里斯特艾里见面，以便有可能成为营业伙伴，与坎特的自动售货机公司有业务联系。
在我干隐蔽工作的那几年，我从来不与另外的特工合伙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也不介绍他参与某个行动计划，除非我事先对他有所了解，完全相信他的本领和顽强精神。我介绍的每一名特工都是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后才干隐蔽工作的。我们都为各自的生命安全而互相信任。
坎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同党徒打交道方面还是新手。他是中西部人，很实在，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人以一个乡巴佬的形象。他那么坚强，丝毫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城里人气味。
我和坎特认真审视了形势，在一起讨论了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不谈，等等。我强调了这一点；不要让勒菲蒂有这样的印象，你对党徒的事有所了解。我们要假戏真唱——你对黑手党毫无所知。当然你知道有党徒的存在，也知道我就是个党徒。尽管这样，你要冒充是个意大利人（他其实不是），你不是和党徒们在一起长大的，因此也就不懂得什么事该如何处理。你不知道谈话要转弯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正常的渠道是哪一些。你不懂得什么规矩。你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得到联络，不了解交道上的礼节。这样你会得到更多。如果你犯了错误，可以归咎于无知。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起着中间人的作用，缓冲器的作用。但是，他是搞自动售货机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姿态同勒菲蒂打交道。
像对待任何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一样，我们之间始终要以隐蔽姓名相称，即使在私下里也是这样：托尼和多尼。这样就决不会说漏了嘴。
我们晚上乘飞机到了纽约，然后到了勒菲蒂家附近的蒙罗街道。在彻里和蒙罗街道之间的拐角处有个电话亭，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我们在楼下，快下楼吧，我想让你见见那个伙计。我给你带钱来了。”
“让那个伙计待在车子里，你就待在电话亭那里，我马上就下去。”
他下了楼，我把现钱交给了他。
“只有500块钱，”我说。
“多尼，你说要带1，000块嘛，我指望1，000块呢。”
“他要买飞机票，还有一切花费都要钱，勒菲蒂。他说，时间这么短，一时只能凑这么多。他答应拿1，000块，先带来了500块。你叫我怎么办啦，勒菲蒂？总比没有强嘛。”
街道那一头，在街灯的照射下，只见坎特正靠在车子旁，朝四周打量风景。他脚穿白鞋，身系白带，是个劲头十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勒菲蒂朝他扫了一眼，说：“好吧，我这时还不想见他。明天你到我家去，把情况向我详细谈谈。我们就从现在着手。”
我和坎特住在谢拉顿饭店。这天晚上，我对坎特说：“我认为，我们已抓住了他。”
第二天中午前后，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这地方坎特从来没有到过。他想到毛特街上的文生特·克拉姆酒吧，想在那儿尝一尝意大利海鲜食物。我把他送到那里以后就去了勒菲蒂家。
勒菲蒂这时有了较多的兴趣，因为坎特实际上真的到了纽约来看他，还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些钱。我向他简要说明了坎特在密尔沃克的情况。
“密尔沃克这地方不好，”他说。“如果他没有什么联络，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把他干掉。但是，如果他有像你所说的那么多钱，我们或许还可以想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