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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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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仿佛从这一问题被回答之后起,她的一段新的生活历程已然注定,谁都再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讲出来。”年长的医生说道,“许多其他患者都已听到了传闻,无论如何,她最终是会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可言。”
  “好。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年轻的医生字斟句酌地叹息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因麻醉剂引起的昏迷时期,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造成心室的一处坏死…·”
  “讲得通俗一点。”年长的医生说道,“直接谈她感兴趣的事。”
  “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它不久就会停止跳动。”
  “这意味着什么?”韦罗妮卡惊恐地问道。
  “心脏停止跳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何种宗教,但是……”
  “我的心脏多久会停止跳动?”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
  “五天,最多一个星期。”
  韦罗妮卡发现,在表面假象和职业行为的背后,在一脸忧虑神情的背后,那个小伙子对自己讲出的话感到极为开心,仿佛是她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仿佛是她给其他所有的人提供了在她整个一生当中,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有一大批人专爱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祸,似乎他们十分想伸手相助,但实际上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能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宽宏大度的。她讨厌这种人,不会给那位年轻的医生任何机会来利用她的病情掩饰自己的失意。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说道:“那我就如期而死。”
  “不。”年轻的医生急忙说道,然而道出可悲消息的那种快意已经消失了。
  但是入夜之后,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害怕:其一是药物的快速发挥作用,其二是在五天或一周之内等待死亡的降临——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经历过的生活之后。
  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着某一件事中度过的:父亲下班回家,情人的一封未到的信件,期末考试,火车,公共汽车,电话,节假日的开始与结束。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日期已定的死亡。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说来,人们恰恰是在他们认为不会死去的那一天死去的。”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搞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搞不到,惟一的办法是从卢布尔雅那一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她会这样做的。她本想不让父母亲忍受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所有的床上全躺着人。大家都在睡觉,有的还鼾声如雷。窗子上安着铁栏杆,寝室的尽头亮着一盏小灯,不仅使房间到处都映出奇怪的暗影,还能总让房间处于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边阅读一本书。
  “这些护土总是在读书,大概都非常有文化。”
  韦罗妮卡的床离门口最远,在她和那个女护士之间几乎摆放了二十张床。她不无困难地下了床,因为——如果相信医生所讲的话——她快三个星期没有走过路了。女护士抬起头,看到韦罗妮卡带着血清瓶向她走来。
  “我想去卫生间。”韦罗妮卡悄声说道,担心会把别人吵醒。
  女护士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韦罗妮卡迅速开动脑筋,想在所有角落中找到一个出口,一处缺口,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一定要快,要乘他们以为我还虚弱得无法作出反应之前逃出去。”
  她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卫生间是个没有门的小房间,如果想从那里出去,就必须抓住负责监视的女护士,并且要制服她才能拿到钥匙,但要做到这一点她的身体还过于虚弱。
  “这里是一所监狱吗?”她向女护士问道。女护士此时已放下了书,正在注砚着韦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我不是疯子。”
  女护士笑了起来。
  “这里所有的人恰恰都是这样说的。”
  “好吧,那我是个疯子。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
  女护士对韦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立这么长的时间,并吩咐她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韦罗妮卡坚持问道。
  “明天你去问大夫。睡觉去吧,不然我就要不情愿地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了。”
  韦罗妮卡听从了女护士的话。在返回的路上,她听到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某个人的低语声:“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韦罗妮卡最初并不想做出回答:她不想结识朋友,不想与人进行交往,不想与人结盟搞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她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自杀。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她就想办法尽早地在这里自杀。
  然而,那个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向女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你是谁?”
  “我叫泽德卡。先回到你的床位上去,过一会等女看守以为你已经躺下之后,再从地上爬到我这里来。”
  韦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床位,等候着女看守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去。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对此,她没有任何主见,因为疯子一词被用得太滥了。比如说,有人讲某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记录。还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稳定性,无法预料,不同于所有“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韦罗妮卡曾见过许多人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行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推着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满旧袋子和碎布片产大声地疾呼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没有困意。据大夫说,她已经睡了一个星期,对一个习惯于没有大的情感起伏的生活却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也许最好是问问他们其中的一位。
  韦罗妮卡弯下腰,拔掉胳膊上的针,一直来到泽德卡的身边,企图不理会正在开始翻腾起来的胃部。她不知道现在感到恶心是。已脏衰弱引起的还是因为她正在花费气力造成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韦罗妮卡悄声说道,“但我不是疯子。我是自杀未遂。”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躁狂症患者,或是说与众不同的那些人。”
  “就像你一样?”
  “然而,”泽德卡接着说道,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应该听人讲过爱因斯坦,他说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而是两者的结合臧听人讲过哥伦布,他坚持认为,大海的另一边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个大陆;或听人讲过埃德蒙·希拉里,他保证一个人就能够攀上埃佛勒斯峰;或听人讲过两支甲壳虫乐队,他们创作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穿着与时代完全不同的衣服。所有这些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疯子讲的东西倒很有意思。”韦罗妮卡想道,同时回忆起母亲讲过的有关圣徒的故事来。这些圣徒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与耶稣或是圣母马利亚交谈过,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吗?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两眼无光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行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就去帮助她,可她却拒绝了我递给她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当时正是夏季。她希望有一个人正在等着她,这种想法使她浑身发热。即使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诸妄之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和死去,你不这样认为吗?”
  韦罗妮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是这个疯女人的话的确很有意思。谁知道她是不是那位自己曾在卢布尔雅那见过的半裸的女人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泽德卡说道,‘市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技进居民饮水用的井里。谁喝了井里的水,谁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上午,所有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全变成了疯子,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一口专供自己和家人饮水用的井,巫师未能进入到那里去。国王深感不安,他想要控制住居民,就制定了一系列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要下属执行。但是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所以决定根本不予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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