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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出现了。我进入河堤地下车站。一个商人飞快地跑上附近的一座桥，黑色的雨伞像武器一样撑开着。两个流浪汉溜达进地下车站，他们手上满是污垢，身上发出一股臭味，像是几星期没洗澡了。尽管如此，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不是真人。油腻腻的头发被雨水浸湿了，粘在本来应该是脸的地方的两边。脸上没有眼睛、鼻子和嘴，整张脸只是一个淡蓝色的椭圆形，像蛋壳一样光滑，没有一丁占儿人类的灵气，也没有丝毫表示嘴唇的曲线，而只是没有五官的蓝蓝的一片。
“宝贝儿，有零钱吗？”声音从较近的流浪汉处传来，但那个蓝色的椭圆形一动不动。
我摸了摸口袋，丢了两个一英镑的硬币在他的帽子里，离开了地下车站。我不喜欢和这些没有面孔的人说话，其实如果我走得快的话，他们通常也不理睬我。在这个充斥着无名的陌路人的城市里，我只不过是又一个无名的陌路人。
外面，雨下得很大。我大踏步地沿着狭窄的街道来到斯特兰德大街，古老教堂的高高的柱子在暮霭中被泛照灯照亮。经过教堂，我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中心，和往常一样，广场上到处是鸽子。
“生日快乐，萨拉。”两个遥感机齐声说道。鸽子飞向天空，寻找过夜的栖息处。它们分散开来，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形状。我盯着这些不断晃动的字母：S…A…R…A…H（萨拉）。
“谢谢。”我咕哝道。一只鸽子突然不自然地抽搐一下，跌了下来，尖叫着发出机械的嘎吱声。
傍晚的天空不断暗淡，夜幕降临。我坐在倾盆大雨之中，任湿淋淋的棕色头发乱七八糟地纠缠在一起。这座城市是美丽的：水洼里闪烁着反光，汽油发动的汽车川流不息，车尾发出红色的灯光。但是我还是感到无聊，彻彻底底的无聊。
十点钟，遥感机发出轻轻的嘟嘟声，我跟着它们来到纳尔逊石柱。石质的外表悄无声息地分开，露出里面明亮的灯光。我走进去，眨了眨眼，眨掉眼里的雾气。
“降到28层。”
一分钟后，电梯停了。我走出来，登上了去威尼斯的密封舱。密封舱里的旅行和今天其它时候一样枯燥无味，我和两个过分地关怀备至的遥感机一起在这个没有窗户的“豆荚”里困了15分钟。
旅行终于结束了，我登上通往地表的电梯。出来后，我已身处意大利温暖的夏夜之中了。灰心丧气的我突然非常希望享受生日剩下的时间，于是跑过圣马克广场。
“停下！”遥感机尖叫着。
我不理它们，全速跑过一座小桥。如果不是出现了第三个遥感机，我可能就遇不到她了。我看见那个遥感机飞快地走出一条小巷，嘟嘟地发出警报。我向小巷瞥了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小孩。
她还不到两岁，紧绷着脸，很生气的样子。“不去！”她任性地跺着脚，向站在身旁的保姆说。
她的脸。我目瞪口呆地站着，看着她那胖乎乎的，泪迹斑斑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美丽的眼睛里充满愤怒。她看见我了，保姆飞快地把她抱走。
“等等！”我追上去，却没有注意到保姆淡蓝色的椭圆形脸。他们走进一座破烂的房子后不见了。房子墙上的涂料已经斑驳。我走到门前，拉了拉手柄，手柄却纹丝不动。我使劲撞门，撞得我几乎窒息，门却依然紧闭。
“萨拉，你没事儿吧？”
三个遥感机围着我飞舞。我再次撞门，左臂撞得剧痛。门碎裂了，我咧嘴笑了。然而，撞破的木头门后两厘米处还有一堵坚固的金属墙。
“萨拉，你进不去的。这幢房子已经用钛合金封闭起来了。”
我只好退到门阶上，手臂兀自疼痛不已：“她是谁？”
“信息进入否定。”三只黄眼睛同时眨动。
我闭上眼，就在那儿，在威尼斯，在我十八岁生日的晚上，像婴儿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暖风轻轻地吹拂柠檬黄的窗帘，敞开的窗户外传来各种声响：有人说着意大利语，一群日本游客叽叽喳喳！一艘摩托艇轰隆隆地驶过。
我想是日本游客吵醒了我。坐在Vaccani酒店的床上，一时之间我感到不知做什么才好。日本游客激动的声音越来越高，然后，我记起发生了什么事。
“威尼斯！”我叫了一声，一个遥感机顺从地从天花板上降下来，“告诉我关于那个小孩的事。”
电脑第二次犹豫了，它的眼里发出的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告诉我。”
“早餐，”电脑终于说话了，“已经准备好了……”
“去他的早餐！”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前，砰的一声关了窗。
“萨拉，你在干什么？”
我举起一只精雕细琢的红木椅子，胡乱向遥感机扔去：“我要答案！”
遥感机轻易地躲开了。我又扔，连边儿也没挨着。我已经完全不计后果，使出浑身解数，追着它满屋子跑。玻璃饰品变成了色彩斑斓的碎片，一只椅子砸在一个崭新的平面显示屏（说不定是这家旅店的骄傲与乐趣所在）上，砸断了一条腿，遥感机却依然安然无恙。
“萨拉，如果这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当然！”
遥感机停止不动了。我呆了一秒钟，然后把椅子向这个小小的灰色圆球扔去，手臂震得发麻。椅子砸在遥感机上，碎裂了。遥感机挣扎着，发出急促的尖叫声。一会儿，圆球掉在地板上，向平面显示屏滚去。
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观察，它外壳已经破裂，露出里面的微型引擎和一片片橙绿色的分子电路等复杂的一团。我露出胜利的微笑，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破坏了一台电脑。
“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我大吃一惊，发现平面显示屏闪烁，它又活了过来。电脑在奶油色的背景上打出蓝色字母，重复这个问题：“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不。”冲劲渐渐消去，我重新变得理智，砸烂一个遥感机并不能对整个电脑怎么样。“请，”我艰难地说出这个字，“告诉我她是谁，让我再见见她。”
“为什么？”电脑用巨大的蓝色字母问道。这时，外面有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没有回答。
上楼的脚步压得楼梯嘎吱作响。什么东西砰的一声撞到门上，又是砰的一声，门开了。两个旅店服务员走了进来，一个穿着女侍的制服，另一个穿着厨师的制服，比前一个更脏。两张蓝色的椭圆形脸从房间里直对着我。“为什么？”他们又问。
“因为，”我低声说，“我很孤独。”
服务员站着不动了。屏幕暗淡下来。我很孤独，以前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和世上任何东西，任何我曾经希望得到的东西相比，我更想再见见那个女孩。
仍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我拨弄了一下破碎的遥感机，金属、塑料、分子电路和了不起的程序。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使劲地按着它，按得双手生痛。
除了嗡嗡的空调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我走到窗前，外面街上的人都停止不动了，静静地站着，双手垂在两边。河水轻轻地拍打着运河的两岸。一张鲜红的纸在微风中不停地扇动。没有人移动。
“威尼斯？”我探身窗外，“威尼斯！”
纸片被风撕了下来，吹进了运河。没有别的变化。我转过身，盯着门口的两个服务员，走过去用手指擦了擦他们那淡蓝色的椭圆形脸。他们没有阻止我。
我打了个寒战，走下楼，走出旅店，走进了死寂的城市。
我在街上徘徊了几个小时，石头路面灼烤着我的赤足，棉质睡衣粘在湿漉漉的皮肤上。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无数没有面孔的雕像，缄口不语，没有反应。
中午，我站在城市边缘，头顶上那个巨大的圆顶在这里与地面相接。我双手握拳，第一百次大声叫喊：“威尼斯！”
没人回应。
我抬头看着那弯弯的鲜蓝的圆顶。高高的天空中，浮着一团团扁平的模拟白卷云，但云的位置和我刚跑出来时一模一样。
一个女人站在我身旁，草帽遮住了她大部分的头。我颤抖着，鼓起勇气把双手放在她的花裙子上，使劲一推：“威尼斯！”
女人僵硬的身体摇晃了一下，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她的手臂仍保持着和躯干一定的角度，停留在距人行道上一指高的地方。草帽滑开了，露出一张令人恐怖的空白的脸。
我害怕了，转身跑开，回到圣马克广场。到了那块藏着电梯井入口的石头旁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腿肚疼痛不已。我正打算推开石头，石头自己平稳地滑开了，我轻轻地走了进去。
“降到3千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你不回答我？我还以为你已经坏了。”
电脑什么也没有说。当我到达3千层时，它什么也没说；当我走进停泊的密封舱时，它仍什么也没说；当我吩咐到纽约去时，它还是什么也没说。密封舱开始加快行驶。我多么希望所有的事都回到原来状态啊！我想像着时代广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希望他们都在那儿；我想像着新帝国大厦令人眩晕的高度——比原来的高了三倍，即使是在曼哈顿也是最高的。纽约建成于2062年，比伦敦和威尼斯晚了60年。我决心一定要坐坐气垫汽车，享受那没有震动的舒服感觉。
密封舱停下来，我进了电梯。在通向地表的途中，我感到有什么地方与我所熟悉的有点不太一样。是灯光有一点不同，还是电梯发生的轻微嘶嘶声？门开了。
这儿不是时代广场，也不是纽约。
许多闪着光的钢铁电梯升到了高高的天顶，按圆形均匀地分布。电梯面对着一层层玻璃隔板，隔板上放满了纸书、光碟和信息单。最下面，正对着我的，是一台单独的电脑终端。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遥感机向我飞来：“这是数据处理中心，萨拉。从主控电脑终端可以获得信息。”
我慢慢走过去，阅读显示屏上的字：
星际殖民
由于质能的原因，向与地球环境相似的行星航行不能使用载人飞船。飞行时间将长达120年以上，因此载人飞船必须能容纳几代人，而这样的飞船体积太大，无法建造。第一个可行的殖民飞船设计完成于2419年，其样本于2428年组装完毕。该飞船上装备有与建设太平洋海底城和其它海底城市的机器人类似的自动机器人。
我浏览了这些话，可它们并没有让我了解真相，也并没有回答任何我所关心的问题。
“在哪儿？”我觉得喉咙十分干渴，“那个孩子在哪儿？”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棕色眼睛，棕色头发的女孩的录像，这就是昨晚我看见的那个女孩。我吹了口气，入迷地看着她玩一个泰迪熊，这个泰迪熊和我小时候玩过的那个一模一样。
突然，画面改变了，显出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大约十岁。她比那个小女孩瘦些，但也有着同样的棕色头发，同样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使劲眨眼，简直不敢相信。我把一只手指放在脸上，触摸着和屏幕上那个女孩一模一样的鼻梁。这肯定是我成长过程中的记录，但这个猜测根本不能成立，我在威尼斯见过那个孩子呀。
“她是……是谁？”
“她是萨拉·莫里斯，8号。”
我默默地颓然倒在地上，头枕着手臂，闭上眼，脑海里充满那个孩子的面孔。她的脸——我的脸。我想不出恰当的问题来问。我不敢相信我不会在伦敦醒来，听电脑唱生日快乐的歌。
“萨拉，你没事儿吧？”
我吃了一惊，突然感觉到紧绷的肌肉隐隐作痛。“她是——她们是——真的吗？”一开了头，问题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她们有多少人？为什么你不让我见她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遥感机发出嘟嘟的声音，等待着机会回答。它的眼睛一闪一闪的，说：“她们都是真的。现在共有18个萨拉活着。”它犹豫了一下，这时，我几乎有点希望它说以下的信息全部保密。“我……不让你见她们，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反应。你们都是原来的萨拉·莫里斯的克隆体。”
“克隆，”我重复道，“但是为什么没有别人？这儿有别的人吗？”
“辐射强度超出预料范围。在飞往这颗行星的途中，其他的DNA样本都没能幸免于难。”
一小时后，我的大脑就塞满了这方面的信息。600年前，一艘无人驾驶飞船到达了这个星球，并按照数据库中输入的资料建成了各种建筑。电脑向我展示图表和应力分析，而我看见的却是童年时曾住过的城市。我记得太阳从古老的巴比伦上空升起，阳光抚摸着屋顶。我记得在22世纪的华盛顿，春日的樱花像雪一样飘下，落在混乱的街道上。
电脑告诉我关于我的前身的事。最初的6位克隆人单独生活着，只有前一位死亡后才会克隆新的。直到我9岁的时候，电脑又制作了我的大妹妹。
“萨拉，你难过吗？”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不，但我不明白，你干吗这么做。既然以前的克隆人都单独生活，现在为什么要有18个。”
“一个……不够。”遥感机听起来有点紧张，但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觉，“需要……有……更多的。”
“为什么需要？”
遥感机飞过来，在我的手上轻轻摩擦：“没有你，城市里一片寂静。”
我看着它，一点也不明白。
“你离开城市，机器就会全部停止工作。没有昼夜。”它又碰了碰我的手，“没有你，就没人和我说话。”
今天，我在巴黎，逛卢浮宫已逛得我双脚生痛。喝了杯浓咖啡，又烫了舌头。我去看望了最小的妹妹，萨拉·塔玛拉·莫里斯，才出生三天。
黄昏时分，我向埃菲尔铁塔走去。我的两个妹妹手挽手散步，后面跟了一长串遥感机。她们向我招手，叫我加入到她们之中，我摇了摇头。她们彼此都有对方为伴，我感到很满足。
我站在美丽的埃菲尔铁塔下面，一个身穿丝质长袍的男人向我欠身致敬。他从袍子下面扯出一朵淡蓝色的玫瑰，和他的脸的颜色一模一样。他夸张地挥动一下，把玫瑰送给我。我接过玫瑰，再次看了看四周，夕阳西下，天空晴朗无云。然后，我乘上了去新德里的电梯。
——（完）——
黑箱子
西里尔·科恩布拉特 著
福尔医生回家时，天气已经冷彻骨髓，他在黑咕隆咚的胡同里勉力蹒跚，打算悄然潜入家门。他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纸包，里面裹有一瓶劣质啤酒。这里是贫民窟，婆娘们大都披头散发，汉子们汗臭熏天；人们喝的本来都是这类酒，只有挣到外快时才肯买点威士忌，不过福尔医生这时仍然遮遮掩掩。
胡同里垃圾遍地，旁边篱笆洞里突然窜出一条黑狗，吓得福尔医生连连倒退。他本想对这畜生飞起一脚，结果不知怎的却踢中一块砖头，痛得他咕咚一声摔倒在地。纸包从腋下飞出，漫天酒气使医生明白瓶子已经粉身碎骨，尽管黑狗还在一旁狂吠，伺机进攻，但医生心疼得连狗都顾不上了。
他就这么趴在地上，用僵硬的手指尽力撕破纸包，从中掏出碎裂的瓶颈，还有几块玻璃碎片。然后摸到的是酒瓶的底部，幸而里面还残留那么一点点液体，当然这无法令医生高兴——他决定和这条恶狗算下总帐。
黑狗越来越近，吠声越来越凶，医生把瓶子搁一边，抓起玻璃碎碴没头没脑朝它掷去，大概有一块正中目标，因为黑狗哀嚎几声，就从篱笆洞里撤退了。这时福尔只牵挂剩下的酒，他万分无奈举起瓶底，凑到嘴边呷上几口，努力做到涓滴不漏，把幸免于难的啤酒统统舔进肚里。
“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医生喃喃说，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时刻，有什么能比一股暖流在周身扩散更令人愉快呢？
还是从那个篱笆洞——就是黑狗跳出来的那个洞口，又爬出一个三岁的女孩，女孩身套长衣，一瘸一拐走到福尔跟前直直盯住他瞧，脏兮兮的小手塞在嘴里。福尔医生依然还沉浸在愉快的暖流中，把小女孩当成自己的听众。
“我亲爱的，”他沙声说，“那实在是个荒谬的判决，”他一口气说个没完没了，“他们真不配担任法官。我开始在那儿行医时，谁都没听说过这种医生协会呢！他们蛮横地剥夺了我的行医资格，先生们，我倒要问问这么做公平吗？”
那小女孩听得无聊，就从地上捡起玻璃碎片玩耍。
福尔医生旁若无人地继续自言自语，没有听众并不使他窘迫。
“上帝，救救我吧！他们没有我的任何罪证，竟敢对我的抗议不理不睬。”他停下又想了一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寒风砭骨，现在他都没有钱买酒了。
福尔医生设法让自己相信：他曾在家里藏过一瓶威士忌，这酒正在某个角落等着他。每次当医生不愿回家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欺哄自己。“不错，不错，”他反复说服自己，“瓶子好像就藏在烟囱后面！不过我现在记忆力大不如前，买了那么好的威士忌竟搁在污水池旁，还忘得干干净净！真该死！”
福尔医生越想越坚定，瓶酒就在家里！当他单腿跪立站起时，背后传来尖厉的恸哭声——医生好奇地转过身，是那小女孩在嚎啕大哭。瓶子的碎片把她的左手划破一个大口子，鲜血流在衣服上，脚下已淌成红红的一摊。
福尔医生在一瞬间忘记了他的酒，只是时间不长：他又坚信家里排水管后面肯定有瓶酒在等着，他无论如何得先喝上一口再说，以后再来救助小女孩。于是他挪动另一只腿让自己站起，踉踉跄跄朝家里走去。
回家后他立即着手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酒，狂怒中把书籍和碗盘摔得狼藉遍地。他用肿胀的拳头捶打砖墙，直至旧的伤疤破裂，鲜血淋漓。最后他坐在地板上哭诉，沉沉进入了连续不断的梦魇境地。
故事到了这里，我们暂时离开可怜的福尔医生，去到非常遥远的未来世界。那里有位医术高超的希梅医生，其实医术是否高超在当时并不重要，因为技术的发展使任何人都能手到病除。
希梅医生一天忙碌下来，身心颇感疲惫。但他想起晚间和物理学家杰连斯博士的会面约定，于是就从病人住处带上药箱径直去